梁曉聲的名字是和《雪城》、《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知青文學”、“知青作家”，進而與知青歲月昂揚的理想主義聯係在一起的，這幾乎化作了一種油然自發的聯想邏輯，對於寫作者來說則很難講是幸運或者不幸。被定格在自己最輝煌的時刻，證明了記憶的強大，它不僅適用於閱讀和接受，在主觀能動的創作思維中同樣具有潛在的製約性；作家在生產情感的同時，亦為情感本身所俘獲。突出的表現是某種價值倫理取向一經建立，便很難突破。它讓文學成為一種身不由己的個體表述，並由此與外在宏觀的社會思潮及文化現象共振、呼應。這在梁曉聲的長篇新作《欲說》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欲說》究竟要表達什麼呢？黑色凝重的封麵上有一行提示語：“欲望時代的理想主義寫作”，它道出了小說的精神實質。不是“說欲”或者“欲望的訴說”，而是“理想主義的欲說還休”；寫作在此化為一種理想主義的存在狀態，經由自我說服、抗爭般的構思和敘述震蕩，理想主義的精神脈絡在文本中延續下來。
《欲說》的主線是草根老板王啟兆和他的秘書鄭嵐的愛情，這段濃墨重彩的情事被嵌入到一個發生在24小時內的反腐故事中：王啟兆開發的豪華度假村在除夕之夜發生了驚天命案，省委書記劉思毅追查到底，牽連出腐敗大案，最終王啟兆走上窮途末路。就敘述的表層來看，《欲說》似乎和理想主義並不搭界；不僅如此，“大款小蜜”關係的設置，官場反腐的追蹤探密，還讓作品帶上了通俗小說的意味。然而深讀下去發現並非如此，大段的議論和心理分析讓“通俗”進行得極不順暢，那振振有詞、力圖包羅萬象、幹預生活的語調把“通俗”懸置了。一種老派的現實主義敘述。顯然，《欲說》更願呈現的是內在思想的曲折波瀾，而並非故事層麵的搖曳多姿。在《欲說》的答編者問中梁曉聲曾說：“小說的可讀性是多方麵的，議論和心理剖析本身也是一種可讀性。不要太低估讀者了。”這種注重精神、自信於思想魅力的敘述倫理複蘇了我們對《雪城》作者乃至“知青文學”的記憶。用依舊“古典”的文體來駕馭當下“時尚”的題材，這是堅持的蛻變，還是蛻變的堅持？或許我們隻能這樣說，在《欲說》的敘述中，理想主義以一種既遮蔽又敞亮的方式現身了。
如果認為透過文體、透過議論與故事的抵牾還不足以表明《欲說》內裏的理想主義氣質的話，那麼這種顧慮到了人物造型以及故事的走向上則會逐漸消失。《欲說》裏沒有一個徹底的反麵角色，連最接近於反麵人物的省委副書記趙慧芝也被賦予了忠於愛情、孝敬公婆的傳統美德。外表粗俗、滿嘴謊言的草根商人王啟兆是個不折不扣的情種，在權錢交易的陰謀敗露後，他俠義地選擇了獨自承擔；至於省委書記劉思毅，盡管他不乏中庸世故，但總的來講是極有人情味的。與其說他是個官員，不如說他更像個文人。而讓這種文人意氣在官場鬥爭的層層腐蝕中存活下來——此種可能性在現實中微乎其微——這不是理想主義的選擇又是什麼呢？於是，一切的構思以及敘述推進都演變成了理想主義的深刻而痛楚的自我求證。較之《今夜有暴風雪》等早期作品的直抒胸臆、張揚淩厲，理想主義在《欲說》中表達顯得迂回而克製。一種猶抱琵琶式的“欲說還休”姿態，這便是理想主義在當下的處境。
如此描述理想主義並不意味著它在當下就無所作為，某種程度上講，“欲說還休”的抒情方式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在這個拒絕詩意的時代，純粹而高尚的情感如果不想被誤解為誇張和作秀，往往需要經過日常生活化甚至世俗化的打磨處理，以此達到一種不顯山露水、緩緩浸潤的抒情效果。《欲說》的情況有些類似，但做得並非天衣無縫。在與世俗結合之際，《欲說》表現出了理想主義特有的硬氣和固執。以王啟兆和鄭嵐的愛情為例，這段肇始於欺騙的土壤、有財色交易嫌疑的情緣，最終卻以一個神聖而淒美的結局告終。就探究客觀真實的角度而言，這裏可能不乏一廂情願的因子，但就見證和守護人性的溫暖和甜美的一麵看，這種一廂情願又讓人怦然心動。恰恰是那欲說還休、一廂情願的舉動，顯示了理想主義力圖介入當下、解釋生活的努力和信念。而當我們試圖用真實的標準來苛責《欲說》時，不妨捫心自問一下何謂真實？在我看來，真實是一種感覺，它建立在休戚相關的感動的基礎上。雖然《欲說》的人物和情節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這些並不妨礙《欲說》給予我們真實的衝擊。說到底，理想主義亦是真實展開的一種可能維度，它讓我們意識到現時的真實是多麼的僵硬與可笑。我想，這也應該是《欲說》最想說卻沒說出口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