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俞平伯先生所寫的《紅樓夢研究》，在對於古典文學研究的著作非常缺少的現在，是頗受廣大讀者注意的一本書。這部書對研究《紅樓夢》的貢獻，主要是一些“辨偽”與“存真”的工作。作者用較多的篇幅全麵地討論了後四十回的問題，以確切不疑的論據，揭穿了高鶚、程偉元續書的騙局，指出後四十回確係偽作，但也肯定了高鶚的續作能在情節上保持《紅樓夢》的悲劇結局，因而幫助了《紅樓夢》流傳的功績。並由此而涉及到中國封建文人續書的弊病，從作者的思想與作品的內容統一的觀點上論證了續書的不妥善處。同時，作者對《紅樓夢》前八十回殘缺的情形和八十回後的發展線索，也作了一些考證，對幾個不同的版本作了比較，如高本與戚本的比較等，從比較中發現各本的所長所短，以及在文字上的優缺點。
總之，這些屬於考證範圍的成績，都是俞平伯三十年來可珍貴的勞動成果，對於《紅樓夢》的讀者自然是有一定幫助的。
二
如果對《紅樓夢》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局部問題的考證上而不能從理論上作出全麵的評價，應該說，這還不能算做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
《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古典文學現實主義發展的一個高峰。曹雪芹不但在創作上繼承和發展了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而且在理論上闡明了自己對文學創作的獨到見解，這是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貢獻。《紅樓夢》一開始，曹雪芹就借石頭和空空道人的談話說道：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隻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癡耶！若雲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曆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隻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閑文者特多。曆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幹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於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戲中之小醜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詞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
這一段對話明顯地表示了曹雪芹精湛的現實主義文學見解。曹雪芹在這裏所反對的是那些缺乏現實生活基礎的主觀編造的才子佳人式的小說。曹雪芹對這些虛偽的作品作出了嚴格的批評，同時也就替《紅樓夢》作出了一個有力的辨自，公開表明自己的作品與那些老一套的“才子佳人等書”是迥然不同的，但是，所謂“取其事體情理”。所謂“至若離合悲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都應被理解為作者是按照他自己對現實生活的理解去描寫，按照事件發展的客觀規律去描寫，而不是主觀的歪曲，即如魯迅所評價的那樣：“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這才符合“追蹤躡跡”意思的本質。曹雪芹正是根據這樣的創作原則，創造了他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使得所創造的人物形象有著最琢厚的生活感，最活躍的生命力。
作品的實際成就和作者的見解，就是《紅樓夢》作為現實主義傑作的最充分的論據，這也應該是我們研究《紅樓夢》的中心內容。
《紅樓夢研究》雖然偏重考證，然而它卻涉及到而且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對待《紅樓夢》的基本觀點。正是在曹雪芹所闞發的現實主義文學見解上，俞平伯走向了歧路。俞平伯以其考證學觀點，隻取其中局部的字句，如“因見上麵大旨不過談情，亦隻是實錄其事”，“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等，從而把《紅樓夢》這樣一部現實主義傑作，還原為事實的“真的記錄”，認為這部作品隻是作者被動地毫無選擇地寫出自己所經曆的某些事實。這樣引申下去，《紅樓夢》就成為曹雪芹的自傳，因而處處將書中人物與作者的身世混為一談。二而一的互相引證，其結果就產生了一些原則性的錯誤。
關於賈氏封建貴族家庭衰敗的同題，這體現著《紅樓夢》主題思想的基本的一麵。賈氏的衰敗是和整個清代社會史的發展相聯係著的，它表明著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而俞平伯關於賈氏衰敗問題的考證，卻直接把文學虛偽的賈家和曹雪芹家世盛衰變遷的真實曆史等同地聯係起來看，因此所總結出來的“賈氏抄家後衰敗”的三個原因：抄家、自殘、枯幹（《見《紅樓夢研究》163頁》），就隻能是形式主義的結論，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如果僅僅局限於這樣一些表麵現象，既不能說明賈氏衰敗的真正原因，也不能闡明《紅樓夢》偉大的現實意義。
《紅樓夢》中的賈家，是賈、史、王、薛四大封建貴族家族的代表，他們彼此間有密切的聯係。“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紅樓夢》以賈家為中心，描寫了四大家族的活動，上至宮廷宗室，下至鄉村農民，展示了波瀾壯闊的典型的生活畫麵，使人們看到了封建社會特別是封建貴族社會的複雜的階級關係和尖銳的階級鬥爭。因而，曹雪芹筆下的賈氏的衰敗就不隻是一個家庭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賈氏家族興衰的命運，而是整個封建貴族階級在逐漸形成的新的曆史條件下必然走向崩潰的征兆。賈氏的衰敗可能有各方麵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會的經濟的原因。作為高度發展了的封建社會的貴族地主階級，愈來愈趨向奢侈浮華的物質享受。書中第二回冷子興和賈雨村所說的：“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麵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正是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經濟破敗的活的寫照。為了維持這種豪華享受，隻有更加殘酷地盤剝農民。這些貴族地主不僅向農民進行形形色色的實物地租的掠奪，還要榨取大量的貨幣地租，隻要看一看烏進孝繳租的那張單子（第五十三回），就可以了解，甚至在荒年歉收的情況下，封建貴族及其代理人是用怎樣殘酷的手段在壓榨農民，逼得他們破產了。《紅樓夢》第一回寫到甄士隱敗家時說：“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賊盜蜂起，官兵剿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這正反映了它的經濟基礎必然要走向崩潰，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在不斷地加深。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真實地描寫了這個發展規律，黑山村的租銀，家存的銀兩，借債和抵押，都不能滿足賈家的豪華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動的生活事件，強調地描寫這個發展規律，絕不是沒有原因的。至於抄家和賈氏內部的自相殘殺，應該說這反映了即將崩潰的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政治上的互相傾軋和道德上的墮落，它也不是個別家庭的偶然現象，而概括了整個封建貴族階級的本質。封建統治階級雖然樹立過很多的道德標準，作為被統治者的規範，然而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家庭中，卻隻是表麵上虛偽地維持著這些道德的形式。實際上卻是荒淫無恥、倫理亂常、勾心鬥角、殘酷無情。賈府的生活正是這個階級的典型的生活狀況。所以曹雪芹所描寫的賈府也正是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生活的典型概括，因而它才能真實地反映出這一階級必然覆滅的預兆，這就是《紅樓夢》現實主義精神的一麵。
俞平伯把賈府從當時的社會發展和它所隸屬的骱級孤立開來去考察其破敗是沒有意義的，最後隻能說明這一家庭滅亡的事實，而不能回答它究竟為什麼必然要滅亡，亦即是它的社會原因是什麼，而這卻恰恰是《紅樓夢》所反映的真實的曆史情勢。
同樣的，俞平伯對於《紅樓夢》中人物的考證，也是拋開了它的社會內容孤立起來去考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賈寶玉結局問題的討論。俞平伯在這一問題上雖然批判了高鶚以庸俗的封建功利主義的結局歪曲了賈寶玉的性格，但是他自己也並沒有給這個典型人物應有的結局以確切的解答。按照俞平伯的意見，賈寶玉應是貧窮而後出家，以消極的無法應付窮困而出家，這才是賈寶玉應有的結局，原因是“雪芹的晚年，亦是窮得不堪的”（見《紅樓夢研究》146～150頁）。但曹雪芹卻終未因貧窮而出家，相反的是在貧窮的情況下，頑強地堅持著寫他的《紅樓夢》，把畢生精力投入這一艱巨的創作工作中，直到“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這樣的曆史事實和俞平伯的考證是矛盾的。實際上，俞平伯煞費苦心所搜求得的結論，卻完全否定了賈寶玉這個人物形象的積極意義，抽掉了它的叛逆性的社會內容。
賈寶玉的結局和賈氏衰敗的結局，在曹雪芹原著八十回中是沒有寫完的。然而，作為一個完整的藝術形象，它的性格是統一的。我們從他的性格已有的發展推斷其未來的結局。隻要理解了這個性格的本質。還是可以得出比較適當的結論的。在前八十回《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的形象，可以說已經展開了，並且達到了一定的完整性。賈寶玉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是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逆予，在他的性格裏體現著初步的民主主義精神。他同情大觀園中被壓迫的女奴，他力圖無拘束地擺開地位的偏見。他厭惡貴族階級的世俗生活，厭惡封建文人向上爬的必由之路的科舉製度，厭惡封建禮教的道德觀念，厭惡封建婚姻的象征——金玉良緣，要求個性和愛情的自由發展。這一切都超出了封建道德規範所允許的範圍，所以他在當時的“祿蠹”們看來是“癡”，是“狂人”，是“無用的廢物”。同時因為他違犯了封建的道德規範，就應當成為被迫害的對象。《紅樓夢》前八十回中就展開了這兩種力量的衝突。
賈寶玉不是畸形兒，他是當時將要轉換著的社會中即將出現的新人的萌芽〔注：明末清初商品經濟遭到破壞後，到了乾隆時代又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商業資本的發展更是驚人，這在《紅樓夢》中是可以看出的。同時這時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來往也是空前的（賈府中許多用具都是外國商品），可見這個時期已經開始具備了資本主義原始蓄積期的一些特點。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選集》合訂本589頁）所謂“乾嘉盛世”就正是資本主義萌芽“孕育”的時代，因此，在社會關係上也顯示出轉變期的特點〕，在他的性格裏反映著個性的覺醒，他已經感受到封建社會的不合理性，他要求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下去。這種性格愈發展愈明顯、愈強烈，也就與封建貴族地主階級所要求他的距離愈大，當時的封建社會也就會更加迫害他，賈寶玉的性格與封建社會的衝突也就愈來愈尖銳。但是當時的封建社會卻是沒有給這樣的人準備下出路。他隻能夠以個人的形式去反抗當時的封建社會。同時也注定了他反抗的無力，因而他的結局就隻能是悲劇的。但這不是個人的悲劇，因為正是通過了賈寶玉的悲劇性格，曲折地透露了那個時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會力量變革封建製度的曆史要求。賈寶玉的出走正是象征著封建社會的必然滅亡，叛逆者的被毀滅，也是封建社會的崩潰的預兆。
由此可見，俞平伯所推斷的寶玉貧窮而後出家的結局，就失去了這樣的社會內容，也抽掉了它的積極意義，使賈寶玉從一個封建貴族階級的叛逆者變成為逃避貧窮而遁入空門的市儈，這種看法對這個富有時代意義的藝術形象，是顯著的歪曲。
俞平伯對於寶釵、黛玉兩個人物形象的考證，也同樣地抽掉了她們的社會內容，從釵黛合為一一圖推斷出二者實為一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批評《紅樓夢簡論》一文中曾有較詳細的論述，故不再重複。
俞平伯從這種追求事實的真實的觀點出發去探討《紅樓夢》的藝術手法，也必然走入同樣的迷途。《紅樓夢研究》一書在研究到《紅樓夢》的風格時，首先肯定它的“最大手段是寫生”，並進一步地解釋“虛構和寫實都靠著經驗，不過，中間的那些上下文的排列有些不同罷了”。“寫生既較偏近於事實”，因而所完成的作品就是“一麵公平的鏡子”。（見《紅樓夢研究》117頁）
我們進一步考察俞平伯的所謂“寫生”是什麼呢？按照他的意思，“寫生”就是“記實”，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的虛構與自然主義“寫生”的區別，隻是記錄事實的次序不同，《紅樓夢》是一部記錄客觀事實的作品，其藝術方法是自然主義的“寫生”方法。《紅樓夢》所表現出的“寫生”的特征，就是寫了一些極平凡的人物，“並且有許多極汙下不堪的”。所以如此，是因為“作者的態度隻是一麵鏡子，到了麵前便須眉畢露無可逃避了，妍媸雖必從鏡子裏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鏡子卻不能負責”。（見《紅樓夢研究》117頁）
這些意見很明顯地表示出俞平伯所理解的《紅樓夢》的藝術方法，也就是記錄事實的自然主義“寫生”的方法。
但是，《紅樓夢》所以成為現實主義傑作，卻並非像這些“自然主義”歌頌者們所稱頌的那樣，隻是簡單地複寫客觀事實真象，正如鏡子照物，對所照之物的好壞美醜“卻不能負責”。恰恰相反。曹雪芹這“一麵鏡子”所照之物，卻鮮明地表現出藝術反映現實的必然規律和作家明確的是非愛憎態度，是對生活有所選擇和提煉的結果，是從客觀現實中概括出的典型的藝術形象，進而寫出了社會發展的真實本質。曹雪芹不僅暴露出生活中醜惡的一麵，同時也創造出了肯定的典型人物。《紅樓夢》不僅顯示了在藝術描寫上追求“追蹤躡跡”的現實主義精神。同時也表明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這樣才使《紅樓夢》在藝術創作上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度成就。
其次，俞平伯從《紅樓夢》是模寫事實的這個觀點出發，又發現了它藝術方法上的第二個獨特風格，即“《紅樓夢》的篇章結構，因拘束於事實，因而能夠一洗前人的窠臼，不顧讀者的偏見嗜好”（見《《紅樓夢研究》119頁）。這也就是說，《紅樓夢》的悲劇結構的形成，是由於“拘束於事實”，作者為事實所迫，不得不被動地采取悲劇的結局，以擺脫大團圓的結局。
文學作品是階級鬥爭的一種武器，是表現一定階級的思想感情和理想願望的。讀者也是屬於一定階級的，“讀者的偏見和嗜好”也是有階級性的。一部文學作品采取什麼樣的形式，最根本的是決定於作者的世界觀以及他所反映的生活內容，因此籠統地以“讀者的偏見和嗜好”來判斷悲劇形式和喜劇形式的優劣。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在中國文學史上，除掉人民中間所喜愛的流露著人民美好願望的大團圓結局的作品不論外，我們可以考察一下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一些文學作品所以采取大團圓結局的社會原因是什麼。我們以為，以大團圓結局的封建文學是真正的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歌功頌德的俳優文學，它以封建地主階級所喜愛的喜劇形式來粉飾生活，掩蓋或調和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以便達到欺騙人民、盡其鞏固階級統治的作用。在這種文學中，自然不可能產生反映社會真實的悲劇，也同樣不能產生反映社會真實的喜劇，因為它是虛偽的主觀主義的反現實主義的刨作。
曹雪芹是現實主義作家。他敢於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因此在客觀上也就對現實生活中階級鬥爭的規律必然有所概括，表現出《紅樓夢》主人公們的必然的悲劇性結局。因而，《紅樓夢》的悲劇結構是由生活的真實和社會的發展規律所決定的，也是由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趨勢所決定的。賈寶玉、林黛玉和大觀園裏一些被壓迫的奴隸對封建統治者的叛逆和反抗，所以要走向悲劇性的結局，這一方麵是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還不可能產生封建製度的掘墓人，一方麵也是由於它畢竟是大觀園中的悲劇，他們的反抗和叛逆，都沒有離開公府侯門的貴族生活環境。它所反映的隻不過是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的萌芽。《紅樓夢》悲劇性結局的藝術構思正是和曹雪芹的現實主義文學見解互相照應的，絕不能因為《紅樓夢》中有作者身世經曆的某些概括，就武斷地認為“他的材料全是實事，不能任意顛倒改造的，於是不得已要打破窠臼得罪讀者了”（見《紅樓夢研究》120頁）。俞平伯的這種見解實際上是抹煞現實主義典型創造的“自然主義”寫生說的繼續。
最後，俞平伯從《紅樓夢》是“一部懺悔情孽的書”的片麵理解上，推論出《紅樓夢》藝術方法的根本特色是“怨而不怒的風格”（見《紅樓夢研究》124頁）。這可以說是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總評價。
“怨而不怒的風格”是俞平伯將《紅樓夢》與其他古典小說比較的結果。在比較的過程中，對其他現實主義傑作也大肆歪曲，認為《水滸》、《儒林外史》等書作者的態度太不“溫厚”，對現實的激憤有些“過火”，缺少含蓄，不如《紅樓夢》的“平心靜氣”（見《紅樓夢研究》124～127頁）。實際上，這些特點卻正是這些現實主義作家們對生活矛盾更深刻的揭露，並且明顯地流露著作者的反抗情緒。因之這並不是缺點。而是中國文學最光輝的富有戰鬥性的現實主義傳統。
俞平伯所謂。怨而不怒的風格”的實質，是他對《紅樓夢》創作的“自然主義”寫生說的另一表現。這就是說曹雪芹隻是客觀地記錄自己的“情孽”經過，並沒有通過藝術形象和作品情節體現出作者的愛憎來，對於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對於現實生活既不歌頌也不批判，隻是複製和模寫，這樣的“怨而不怒”的藝術方法所創造出來的作品，自然會成為“好一麵公平的鏡子啊！”
但是，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的曆史卻否定了俞平伯的論點。現實主義的創作總是通過自己的作品積極地反映現實，這種反映現實的態度本身就滲透著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美學評價。正因為是這樣，他們的作品才能積極地影響現實，喚起人們對現實的愛憎感，並為美好的理想去鬥爭。所以俞平伯對《紅樓夢》及其作者的這種歪曲的評價是和現實主義相違背的。《紅樓夢》在人民中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也反證了俞平伯評價《紅樓夢》觀點的錯誤。
三
俞平伯這些錯誤觀點的形成，自然不能不涉及到文學批評的原則問題。為此，我們也就必須進一步去探討俞平伯是從哪些原則研究《紅樓夢》的，他對文學批評的見解如何。
《紅樓夢研究》中有一段話很可以說明俞平伯對文學批評的見解。他說：“原來批評文學的跟光是很容易有偏見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裏愛”（見《紅樓夢研究》115頁）。這也就是說，文學批評隻憑主觀好惡，並沒有什麼客觀標準，這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反動的功用主義在文學批評中的翻版。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批評卻和胡適、俞平伯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文學批評論完全相反。毛主席說：“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827頁）文藝批評在文學領域中是戰鬥的思想武器。在階級社會中，任何階級對待文學的態度首先看它是否對本階級有利，是否為本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文學批評就是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直接闡發這些問題。因此，文學批評不可能沒有標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825、826頁）所謂各自的偏愛，實際上都是代表著不同階級的不同態度，決沒有抽象的無原則的一般的偏愛。
俞平伯從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文學批評論的見解出發去研究《紅樓夢》，必然地要引導出上述錯誤的結論。
首先，俞平伯以主觀主義變形的客觀主義態度批評了《紅樓夢》，把《紅樓夢》看成一部“自然主義”寫生的作品，因而否定了它的現實價值，曲解了作者的創作方法。
其次，正因為俞平伯不能從正確的階級觀點出發，全麵地去接觸《紅樓夢》的內容問題，也就必然地使《紅樓夢研究》的某些見解局限於形式主義的以部分概全體的瑣細考證上，結果是歪曲地解釋了《紅樓夢》的內容。
再次，由於俞平伯離開現實主義的文學批評，因而在批評作者的態度時，就隻能從形式上把它總結成：“是感歎自己身世的”，“是為情場懺悔而作的”，“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見《紅樓夢研究》105、110頁）。這三點都是根據作者在書中的一些表白而作出的結論。依照這樣的方法。還可以作出無數類似的結論。但是，這樣的結論一方麵抹殺了作者積極的思想和《紅樓夢》的現實意義；另方麵，這三個結論隻是作者部分的動機。而書中所表現的內容和客觀效果卻遠遠超過了這部分動機，有著更深厚的社會內容。俞平伯隻從動機去分析作者的態度是片麵的。因為作家是通過作品來體現他的思想，他是生活的表現者，而不是抽象議論的理論家。曹雪芹的某些政治見解和著書動機與作品的實際社會效果是並不完全相稱的，因而隻分析他的著書動機而不分析其作品內容是不能得出較全麵的正確結論的。隻有把動機和效果、作者的主觀思想和作品所表現出的客觀內容統一起來考察才是全麵的。
《紅樓夢研究》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形式主義的批評還表現在其他方麵，如脫離開內容和人物性格孤立地去分析情節結構文字等。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就不再講了。
以上所指出的俞平伯的這些錯誤觀點，決不能簡單地歸之於“這些抑揚的話頭，或者是由於我的偏好也未可知”（見《《紅樓夢研究》127頁），因為這是文學批評的原則問題。在俞平伯的所謂“偏好”的後麵，隱藏著研究者的階級觀點。從文學批評觀點上說，俞平伯的見解就是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四
在《紅樓夢研究》中，與主觀唯心主義的文學批評見解相隨而行的是考證學在文學批評中的作用問題。考證在一定意義上對於文學批評是有幫助的，但是。如果以考證代替文學批評，那就不妥當了。考證與批評是材料與觀點的問題。並且這種材料也隻能提供出分析批評作品的某些事實的依據，而決不能從中直接引出結論，以代替對作品的本身的全麵分析和研究。即使在單純整理材料的過程中，也仍然存在著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問題。《紅樓夢研究》關於《紅樓夢》某些問題的考證是超出了考證範圍的。例如在《秦可卿之死》一文中對於賈寶玉與秦可卿關係的考證，《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中關於寶釵、黛玉位置的考證，從“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回目中關於張道士與賈母隱裹的考證，以及對《好了歇注》、《飛鳥各投林》的考證等。俞平伯采用了這些瑣細的考證方法，把作品中統一的藝術形象分裂為一個個孤立的生活現象。如《好了歌注》和《飛鳥各投林》，本來是作者所描寫的封建貴族地主階級滅亡的抒情詩，概括地反映了這一階級的變化。而俞平伯卻以為每一句代表書中一人的結局，在不能確定某一句代表誰時，就用“誰”、“什麼”、“我以為是”等來代替（見《紅樓夢研究》170～172頁），實際上這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臆測。這些臆測可能來源於甲戌本第一回“脂批”，但是，即使在“脂批”裏，也並沒有把詩中的每一句都作為書中某一人的結局，而是作為有代表性的“一千人”提出來的。可見俞平伯在這一點上，還不如“脂批”實事求是。
俞平伯的這種瑣細的考證並不是無目的的，而是要和他對文學批評的見解取得一致，用考證去證實他的見解，把完整的藝術形象分割為具體的事實，以符合他對《紅樓夢》的“自然主義”寫生說的見解。
五
總結起來，造成《紅樓夢研究》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對於《紅樓夢》所持的自然主義的寫生說。但是，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純自傳性的作品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的見解，無非是重複了胡適的看法。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說：“《紅樓夢》隻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正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麵，所以他們偏要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所以他們偏要用盡心思去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見《胡適文存》卷三231頁）他所謂的“自然主義的傑作”，所謂的“《紅樓夢》的真正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麵”，亦即“《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裏麵的真假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見《胡適文選》398頁）。
俞平伯正是一脈相承了胡適的這種“自然主義”的“自敘”說，而且比胡適說的更直截了當：“《紅樓夢》是作者底自傳。”他們一致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進而肯定《紅樓夢》是個別家庭和個別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為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這就是新索隱派所企圖達到的共同目標，《紅樓夢研究》就是這種新索隱派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原載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24期）
＊此文是1954年夏天學校放暑假期間在通縣寫成的。當時手頭材料很少，我們還沒有看到過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手邊隻有他的《紅樓夢研究》、《紅樓夢簡論》和別人文章中轉引的胡適關於《紅樓夢》的一些看法和材料。過去雖然讀過，但當時卻沒有借到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所以也就不可能憑印象看出他們當時在政治態度和學術觀點上的一致，隻是初步感覺到他們對《紅樓夢》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們文章中的個別判斷是有缺陷的，沒有從政治上準確地擊中要害。等到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的鬥爭將要開展起來的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借到《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辨》，進而發現了更多的問題，特別是看到了他們當時在政治態度和學術觀點上的一致。我們把這時的看法寫成了《走什麼樣的路？》。這次修改，除了文字上的校訂外，對個別同題的看法也有所修改增補。 一九七三年附記
（原載《〈紅接夢〉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12月版）
10月2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中，彙報了10月24日全國作協古典文學部召開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座談會情況。該會一致認為李希凡、藍翎文章具有重要意義，經過這個鬥爭，將使古典文學研究工作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一部分古典文學研究者擔心今後考證工作會不被重視這點適當作了解釋。報告說，隻有經過充分的爭論，正確的意見才能真正為多數人接受，對缺乏正確觀點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仍應采取團結、教育的態度，旨在改進他們的研究方法。又說，這次討論不應該隻停止在一本書、一個人上麵，也不僅限於古典文學範圍內，要發展到哲學、曆史學、教育學各個領域，徹底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毛澤東閱讀該報告後批示：“照辦。”
1955年
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他就在談及高饒問題上犯錯誤同誌時說：“對這些同誌，我們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就是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對他們不但要看，而且要幫。就是講，不但要看他們改不改，而且要幫他們改。人是要有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單幹是不好的，總是要有人幫，在這樣的問題上尤其要有人幫。”
［附注］“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見《紅樓夢》第一百十回《史太君壽終歸地府，王鳳姐力詘失人心》：“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卻不取替他說話，隻自歎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著嗎？”
4月，毛澤東乘車去浙江紹興東湖。譚啟龍、王芳相隨左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和劉邦俊循後。毛澤東沿著石板鋪成的小路向東湖走去。途中，不知誰說了句“愛此一拳石，玲瓏出自然”的詩句。隨即，毛澤東和隨行的秀才們海闊天空地聊起了《紅樓夢》。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毛澤東先聲奪人，有聲有色地朗誦起《紅樓夢》護官符詞來。誦畢，毛澤東側過身，對田家英說：“《紅樓夢》我讀過幾遍。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的‘護身符’是閱讀《紅樓夢》的一個綱。”
“‘護官符’俗諺口碑的形式，概括了‘四大家族’的腐朽與沒落。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封建社會複雜的階級鬥爭。”田家英接過話茬說。
“紅樓裏麵有六條人命案呢！”毛澤東扳手指，輕鬆地道出了這六個小說人物的名字。
“賈寶玉在曹雪芹筆下是封建家族的逆子。”毛澤東以讚賞的口氣說：“賈寶玉的叛逆思想，在當時那個特定的時代裏，具有進步意義嘛。”
毛澤東一邊走，一邊用手比畫著，突然，他停住了步子，說：“《紅樓夢》可與世界名著媲美，不簡單哪。”
一路風塵，毛澤東與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侃《紅樓》，從榮國府談到寧國府，從晴雯、襲人、香菱講到王熙鳳、林黛玉，從《好了歌》誦到《菊花詩》。
談話中，毛澤東不僅高度評價《紅樓夢》語言，而且對兩個紅學人物，也給予高度評價，稱李希凡、藍翎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是用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研究《紅樓夢》的，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沿著石板路，毛澤東一行來到“稷香樓”，坐在一張八仙桌旁，呷茶點煙，繼續侃開了《紅樓夢》。
忽然，毛澤東發現陪同的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默默地坐在一旁聽大家聊《紅樓》，沒有發言，就轉過臉看了看他，問道：“你看過《紅樓夢》嗎？”譚啟龍回答：“看過一遍。”毛澤東聽後，帶著微笑說：“看過一遍，看一遍不行，至少看五遍，才有資格參加我們的討論。”說得大家都笑了。
春，那天在東湖農場小憩時，大家一直興致勃勃地談魯迅，不知誰說了句“魯迅說過賈府裏的焦大是不會愛林妹妹的”話，於是又勾起了毛澤東談《紅樓夢》的興趣，幾個人便圍在毛澤東身邊談起《紅樓夢》來。
“小譚，你讀過《紅樓夢》嗎？”毛澤東突然轉身問默默站在旁邊的譚啟龍。
“在戰爭時期讀過一遍。”譚啟龍說。
“噢，那你還沒有資格參加議論。”毛澤東伸出一個巴掌，“你得讀五遍！不讀此書不能了解中國的封建社會。這部書可不是一般的文藝小說，而是一部階級鬥爭史，裏麵有好幾條人命哩。”
類似與譚啟龍的這段談話，此前此後，毛澤東都多次對許多人講過，足見他對《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名著的喜愛和推崇。
據譚啟龍回憶：“之後，在東湖農場參觀時，毛澤東同誌同隨行的羅瑞卿、陳伯達等人談論《紅樓夢》，問我：‘你讀過這部書嗎？’我答：‘讀過一遍。’他接著說：‘讀過一遍沒有資格參加議論，你最少要讀五遍。這部書不僅是一部文學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階級鬥爭史，它裏麵有六條人命。不讀《紅樓夢》就不知道中國的封建社會。’”
6月15日，毛澤東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一文中說：“因為我們過去是處在革命的大風暴時期，我們是勝利者，各種人都向我們靠攏，未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一次徹底的清理。”
［附注］“魚龍混雜”，見《紅樓夢》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賈母賞花妖，失寶玉通靈知奇禍》：“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倒足這麼著，他們也洗洗清。’”
7月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在休息期間，周恩來將戴濤介紹給毛澤東：“這是戴濤先生，溥儀的叔父。”毛澤東聽到介紹同戴濤握手，在問起戴濤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況後，最後指著身旁的周總理，風趣地對戴濤說：“我是《紅樓夢》裏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的，有什麼事可以找他。”
夏，一天，在中南海遊泳池遊泳後，毛澤東問身邊的張玉生：“近來看什麼書？”張玉生回答：“看政治書，也看小說。”毛澤東說：“看文學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學方麵的書。文學方麵的書包括很廣，知識很豐富，裏頭反映社會情況，裏頭有曆史，有風俗習慣，還有各種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會使你聰明，對社會了解得多一些，也會對事物增強分析能力。要看《紅樓夢》、《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東西。”
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說：“反唯心論的鬥爭，從《紅樓夢》那個問題上開始，還批評了《文藝報》，以後又批判胡適，批判梁漱溟，已經搞了一年。我們要把唯心論切實地反一下，準備搞三個五年計劃。在反唯心論的鬥爭中間，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幹部隊伍，使我們廣大幹部同人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
據鄧紹基回憶：我是在1955年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參加的第一個集體科研項目是《紅樓夢》研究，那時就聽一位同誌說，毛澤東同誌認為《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形象是否是新人的萌芽這個問題可予討論。當時所內的一批同誌大抵認為從賈寶玉形象的思想性格還不能構成新人萌芽說，與此有關，《紅樓夢》也難以稱之為“市民文學”。
毛澤東在廣東珠江遊泳休息時問薛焰（廣東省公安廳長）：“最近讀過些什麼書？你看過《紅樓夢》嗎？”薛焰回答：“這是本文藝書，我是搞公安的，沒有看過。”毛澤東便認真地說：“搞公安的就不要看？你知道那裏麵有多少人命案子呀！這是一部講階級鬥爭的書，應該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這裏麵有你們學習的。書內有四大家族，你知道嗎？”
毛澤東從來關心身旁工作人員的學習情況。有一次，毛澤東在火車上問衛士李連成：“小李，你來的時間不算短，半年多吧？”李連成說：“10個月了。”“我說話你還聽不懂嗎？”“能聽懂。”毛澤東說：“說明你不是聽不懂話，而是學習少，沒看過書，《聊齋》沒看過，《紅樓夢》沒看過，《三國演義》也沒看過。做一個中國人，這些書不看是不行的。你應該去學習學習啊！”
一次，毛澤東問警衛員葛來亮：“來亮，你在看什麼書？”“在看一本蘇聯小說，書名叫《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葛來亮說。毛澤東說：“我國的三部名著《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你看過嗎？”葛來亮：“沒有。”毛澤東搖搖頭說：“作為一個中國人，對這三部書，不看它三遍太遺憾了。”繼而又說：“要學點曆史、哲學、辯證法，不懂曆史，不懂哲學，不懂辯證法，就不能很好地處理問題，工作起來就不自由。”
1956年
據李希凡回憶，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當胡耀邦把他介紹給毛澤東時，毛澤東立刻幽默地說：“他，我認識，他和賈寶玉很熟嘛！”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即《論十大關係》。他在談《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一節中說：“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曆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曆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
毛澤東生前曾經說過，中國的學者們對《紅樓夢》的評價不高，還不如英國的一位教授。那位英國教授認為《紅樓夢》超過了托爾斯泰、巴爾紮克和莎士比亞。
9月25日，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他說：“民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冤家。中國有句俗話：‘不是冤家不聚頭。’中國革命有一條經驗，對付民族資產階級要謹慎。他們同工人階級對立，同時又同帝國主義對立。鑒於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個敵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們一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
［附注］“不是冤家不聚頭”，見《紅樓夢》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老人家（賈母）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一世裏造下的孽障？偏偏兒遇見了這麼兩個不懂事的小冤家兒，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真的是俗語兒說的，“不是冤家不聚”了。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任憑你們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他娘的又不咽這口氣！’”
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在談到高崗反黨集團時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崗的中央會議上，我曾經宣布說，北京城裏頭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我們的古人林黛玉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現在呢，不是陽風陽火壓倒陰風陰火，就是陰風陰火壓倒陽風陽火。他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澤東在會議上又就民主問題說：“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讚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附注］“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見《紅樓夢》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賺入大觀園，酸鳳姐大鬧寧國府》：“俗語說，‘拚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1957年
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結束語中，用王熙鳳對劉老老說的一句話“大有大的難處”來說明大國的事情也並不那麼好辦。他認為，《紅樓夢》“作者的語言是古典小說中最好的，人物也寫活了”。他多次談到鳳姐這個人物寫得好。他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與一些談話中多次引用《紅樓夢》中的故事和語言來說明現實問題。
［附注］“大有大的難處”，見《紅樓夢》第六回《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老老一進榮國府》：“鳳姐笑道：‘……我如今接著管事，這些親戚們又都不大知道，況且外麵看著，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給人也未必信。’”
3月10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開了一次座談會。在會上當談到，魯迅的文章時，毛澤東說：“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麵，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
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就整風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
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社論說：“文彙報寫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麵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裝腔作勢，不大自然。這也很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
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章說：“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誌想要避免，也不可能。隻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
［附注］“自投羅網”。見《紅樓夢》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鑒》：“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
11月14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當時的國際形勢，用中國古代的一句成語做比喻，他說：“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
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對我國留蘇學生的講話中說：“世界的風向變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鬥爭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現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億人口，社會主義各國的人口將近十億，獨立了的舊殖民地國家的人口有七億多，正在爭取獨立或者爭取完全獨立以及帶有中立傾向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口有六億，帝國主義陣營的人口不過四億左右，而且他們的內部是分裂的。而是東風壓倒西風。”
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裏，分析了當前的世界形勢。他說：“我認為現在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
毛澤東在會上又說：“在團結問題上我想講一點方法問題。我說對同誌不管他是什麼人，隻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那就要采取團結的態度。對他們要采取辯證的方法，而不應采取形而上學的方法。什麼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寧曾講過，不犯錯誤的人全世界一個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這是中國的成語。”
1958年
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倡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相結合，特別是批評京戲《法門寺》裏賈桂式的“奴才習慣”，表揚《西廂記》裏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圍請援兵，欣賞《紅樓夢》裏鳳姐說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風格，稱讚《蘇報案》中鄒容寫的《革命軍》把清帝製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罵光緒帝“載湉小醜，不辨菽麥”的氣概，並列舉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說明總是青年人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勝過學問多的人，總是後來居上，號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在談及辯證法時說：“苦戰與休整的對立統一，這是規律，而且是互相轉化的。沒有一種事情不是互相轉化的，‘急’轉化為‘緩’，‘緩’轉化為‘急’；‘勞’轉化為‘逸’，‘逸’轉化為‘勞’，休整與苦戰，也是如此。勞和逸，緩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整與苦戰也有同一性。睡眠與起床也是對立的統一，試問誰能擔保起床以後不睡覺？反之，‘久臥者思起’。睡眠轉化為起床，起床轉化為睡覺。開會走向反麵，轉化為散會，隻要一開會就包含著散會的因素，我們在成都不能開一萬年會。王熙鳳說：‘千裏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這是真理。不可以因人廢言，應以是否為真理而定。”
［附注］“千裏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見《紅樓夢》第二十六回《蜂腰橋設言傳心事，瀟湘館春困發幽情》：“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裏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說：“我們要造成一種環境，使人家敢於說話，交出心來。馬林可夫在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報告說：‘要造成一種環境。’這對群眾來說是對的。先進分子應該不怕這一套，要有王熙鳳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
當時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在接受訪問時談毛澤東：“他把重點放在讀古書上。首先要標點的是《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我去過他的臥室書房，他睡的床上一邊都是擺的線裝書，廁所的凳子上還擺有線裝《紅樓夢》。”
作家李銳回憶：1958年南寧會議不久的一天晚上，奉召到豐澤園毛澤東的住所，漫談《工作方法六十條》草稿等。待上衛生間時，看到一張方凳上放著翻開的線裝《紅樓夢》一書，可見此書經常隨身，對其之厚愛。
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主要講破除迷信的問題。他說：“自古以來，很多學者、發明家，創立新學派開始都是年輕的，學問比較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或是被壓迫的人。這些人到後來才變成壯年、老年、學問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這是不是一個普遍規律，不能完全肯定，還要調查研究，但是，可以說大部分如此。他們為什麼能變成發明家、學者、英雄呢？是因為他們方向對。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最怕事的是最無創造性的人。‘人怕出名豬怕壯’，名家往往是最落後的。為什麼？因為他們已經成了名，年紀大了，有了地位了，不受壓迫了，忙得很，就不去研究學問了。當然，不能全盤否定所有名家，也有例外的。年輕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這種例子多得很。”
［附注］“人怕出名豬怕壯”，見《紅樓夢》第八十三回《省宮闈賈元妃染恙，鬧閨閫薛寶釵吞聲》：“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麵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
5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大第二次會議上作第三次講話。在談到插紅旗辨風向時，他說：“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覺，學會辨別風向，看刮什麼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是蘇州姑娘林黛玉講的。”
據《經濟日報》理論部高路說：“毛澤東也非常喜歡讀中國的傳統小說，如《紅樓夢》、《金瓶梅》、《西遊記》等等。《紅樓夢》是毛澤東最喜歡的一部書，他自己說讀了十幾遍，顯然他是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來讀的。”
8月22日，毛澤東在審閱和修改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見《紅旗》1958年第7期）時，加寫了以下的文字：“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麵。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子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族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該提到他們。”
［附注］孔子，春秋後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創始人。自漢武帝以後，孔子被曆史封建王朝尊為“聖人”、“文聖”。
孟子，戰國初期思想家、教育家。
荀子（約前313—前23g），戰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
屈原（約前340—前278），戰國末期楚國詩人，有作品《離騷》等。
司馬遷（約前145—？），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有作品《史記》，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王充（27—約79），東漢哲學家，有作品《論衡》。
範縝（約450—約510），南朝齊梁時期思想家，有《神滅論》。
張載（1020—1077），北宋哲學家，有《張子全書》。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有《船山遺書》。
關漢卿，元朝戲劇家，有《竇娥冤》、《拜月亭》、《救風塵》等雜劇。
施耐庵，元末小說家，相傳作有《水滸傳》。
吳承恩，明朝小說家，相傳作有《西遊記》。
9月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目前的形勢對全世界爭取和平的人民有利。總的趨勢是東風壓倒西風。”
10月5日，毛澤東在天津的一次談話中談到：司馬遷的《史記》、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不是因為稿費、版稅才寫的。《紅樓夢》、《水滸》也不是因為稿費、版稅才寫的。這些人是因為有一肚子火才寫的，還有《詩經》等等。
10月26日，毛澤東找田家英、吳冷西談話，他拿當日發表的《再告台灣同胞書》為例，談了如何寫文章的幾點意見。其中一點是：“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開頭就提出來，也可以說是破題。文告一開頭就提出絕大多數人愛國，中國人的事隻能由中國人自己解決。這個思想貫串全篇。整個文告，從表麵上看，似乎寫得很拉雜，不連貫，但重在有內在聯係，全篇抓住這個問題不放，中間雖然有穿插，但貫徹這個中心思想。《紅樓夢》中描寫劉老老進大觀園就是這樣寫的。”
1959年
4月，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提出在黨內要造成有話就講，有缺點就改進的空氣；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求中央委員們敢講真話，不怕警告、降職、撤職、開除黨籍，不怕離婚、殺頭，要敢於堅持真理。
7月4日，在廬山，毛澤東對王任重、劉建勳和梅白說：“我今天有一點點空閑，請你們三位與我共進晚餐如何？”他們三人當然很高興。席間，毛澤東興致很高，除說了國際國內的一些事以外，還談起詩和《紅樓夢》。
7月，毛澤東在廬山和周小舟、李銳、田家英、周惠等談話。在談到這次會議有壓力時，毛澤東說：“不要有壓力。我在上海會議說了，不敢講話無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級，怕沒有麵子，怕開除黨籍，怕殺頭，怕離婚。嶽飛就是殺頭才出名的嘛。王熙鳳說，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言者無罪嘛。轉告大家，也不要那麼沉重。去年是幾件事擠在一起了。鄭州會議後，我開始右傾。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在肯定成績偉大的前提下，中央願意聽取各種意見。但要保護幹部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不能泄氣。我希望大家盡快統一認識，改正缺點，好繼續躍進。”
有一次，水靜（楊尚奎夫人）隨楊尚奎到“180”辦件事，看見毛澤東客廳裏擺著幾本《安徒生童話集》，覺得很奇怪：毛主席還有興趣看童話？後來水靜在遊泳池與毛澤東閑聊時，想起了這件事，便提出來問毛澤東。“寫得好的童話，往往包含著許多哲理，能給人以啟示。”毛澤東說，“凡是有價值的書，我都喜歡看。”“你喜歡看什麼呢？”毛澤東問水靜。“我最愛看小說。”水靜想也沒想，便脫口而出。“好嘛，愛好文學的人，一定是熱愛生活的人。”毛澤東笑著說：“讀過《紅樓夢》沒有？”“讀過，還讀過三遍哩。”水靜得意地回答說。“讀三遍不夠，至少要讀五遍以上。”毛澤東仍然笑著說：“你知道《紅樓夢》裏寫了多少個人物嗎？”這可把水靜問住了，水靜老老實實地說：“不知道，我沒有算過。”“一共是327人，從皇帝、貴族，直到老百姓，都寫到了，而且性格各異。劉老老就是個典型的農民嘛。”毛澤東說：“我看憑這點，就可以稱為‘巨著’。”“我就喜歡曹雪芹筆下的人物，活靈活現的，可愛極了。”水靜說。“不過《紅樓夢》的意義恐怕還遠遠超出了文學範疇。”毛澤東接著說：“它在我們麵前展現了一個封建社會的全景，告訴我們一個崩潰著的封建社會是怎樣完成它的最後的悲劇的。”毛澤東又舉出了一些情節，並一一作了分析。
冬，毛澤東帶讀書小組到杭州。臨行前，他把管理圖書的逢先知叫來，開列出要帶的一大批書的目錄。盡管帶來不少書，但遠遠滿足不了他讀書的需求，為了毛澤東讀書方便，又從杭州圖書館借來了800多冊各種書籍，其中有《隋唐演義》、《水滸傳》、《三國演義》和《紅樓夢》。
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談話中說：“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紅樓夢》裏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裏，社會關係的興衰變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換，也助長了農民留戀土地的心理。”
他還說：“我國家長製度的不能鞏固是早已開始了。《紅樓夢》中就可以看出家長製度是在不斷分裂中。賈璉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風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1960年
據鄧紹基回憶，到了60年代初，又聽一位同誌說，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了《紅樓夢》描寫四大家族的見解。對此，在我們的討論中出現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說《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的興衰，是符合這部小說的實際的；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紅樓夢》中寫有賈、史、王、薛四個貴族家庭，但主要描寫的是賈家，即榮、寧二府，因此不妨把毛澤東同誌的見解理解為《紅樓夢》描寫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個貴族家庭的興衰；持這種看法的同誌還猜度毛澤東同誌所說“四大家族”帶有即興發揮的成份，因為據有的同誌說，毛澤東同誌發表這個見解時，在座的人中有《中國四大家族》的作者。毛澤東同誌對著那位作者說：你寫了一本《中國四大家族》，我看《紅樓夢》也是描寫的“四大家族”。
1981年薄一波也曾有過這樣一段回憶：“毛澤東同誌對《紅樓夢》有濃厚的興趣，講過這是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他多次要大家讀，說不是讀故事，而是讀曆史，你要不讀《紅樓夢》，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呢？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乾隆年間，清朝開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揭示了封建製度的腐朽。”
1961年
2月，毛澤東看了中央機關民兵機要員小李參加民兵訓練時拍的照片，“就在桌上拿過一本小冊子，又接過小李遞過來的一支鉛筆，伏在桌前便龍飛鳳舞地寫了一首七絕詩。‘小鬼，這是一首為你題照的詩，我現在把它送給你，好不好？’毛澤東放下筆，轉臉微笑著對小李說。小李一聽，又驚又喜，急忙走近前拿起那本小冊子一看，隻見上麵寫下了四句詩：‘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誌，不重紅裝重武裝。’‘哎喲，主席，你太誇獎我了，這叫我怎麼當得起呀！’小李看罷題詩，臉激動得通紅。‘怎麼就當不起？你們年輕人就是要有誌氣，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噢！’毛澤東說罷，爽朗地笑起來。”
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他說：“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曆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仔細。《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誌異》是尊重女性的。《紅樓夢》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曆史。對《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曆史看。”他又說，賈寶玉是同情被壓迫的丫環的。
1962年
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談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從17世紀開始經過了好幾百年的時候，說過這樣一段話：“17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的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毛澤東認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命運的曆史背景，這兩個方麵的思想內涵是一致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對封建社會來說是矛盾的。這一矛盾必然要影響到作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的思想傾向，從而形成作品主題的內在矛盾。
春，當時還在英國倫敦教書的吳世昌在新加坡《南洋商報》發表《我怎樣寫〈紅樓夢探源〉》長文，文有新意，《光明日報》曾在出版內部刊物上全文轉載。4月14日到21日在該報《東風》副刊選登其中兩節《脂硯齋是誰》和《曹雪芹生卒年》，並在文後加以說明。毛澤東看了兩文，連文後小注也看了，滿有興趣。他說，既然《光明日報》刊用其中兩節，一定有其全文，請為他找份全文閱讀；便要去刊登全文的內部刊物和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