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以澄
義利之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由來已久。聖人的諄諄教誨是“舍利取義”，認為兩者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靠著對“義”的孜孜追求，中華民族從遠古蠻荒時代頑強、艱難地行至現代文明的門檻之前。但輕視“利”，也讓古老的中國付出了不應有的代價，難以數計的社會財富在一次次王朝更迭中灰飛煙滅、白白流失了。社會發展過程就這樣一次次被打斷，又一次次重新回到起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對困擾中國數千年的義利關係難題的破解。鄧小平同誌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並一再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利與義的協調統一、共同發展，不存在孰重孰輕、孰取孰舍的問題。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構建新的經濟運行秩序的同時，也在進行著價值觀念的重塑。這是因為過去的所謂“義”，多指仁義、道義，是為適應小農經濟、封建等級製度而存在的；而我們今天所追求的是正義和公平，是適應市場經濟體製的思想觀念和價值標準。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麵取得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但在精神文明建設和觀念轉型方麵相對來說則要艱難許多。新聞工作者作為曆史的記錄者、見證者，也參與了創造曆史的過程。作為新時期的新聞人，他們勇敢地揭露錯誤、鞭笞醜惡，有力地弘揚了正氣、彰顯了公義。輿論監督之所以較一般新聞報道更具社會影響力，之所以雖然充滿風險卻仍然吸引著無數新聞工作者，原因正在於它不僅守望社會環境、記錄重大新聞事件，而且時時告誡人們在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上蕩垢除汙，排除社會發展阻力，從而推動曆史進程。
以上所言，是讀了王梅芳同誌的《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一書之後的一點感想。該書展示了近年來我國新聞輿論監督的眾多精彩案例，又從價值觀念、社會轉型等理論層麵進行深入分析，是我國輿論監督研究的一項新收獲。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該書獨辟蹊徑，將輿論監督與社會正義聯係起來，準確地把握住了輿論監督在曆史發展中的脈絡；其間新意迭出，令人回味。
輿論監督是我國新聞實踐的焦點，也是我國新聞理論研究的一大熱點。在這一領域中已經積累起了為數可觀的學術成果，其中不乏有相當分量的作品。王梅芳同誌的這本書相信將會占有一席之地。不管是作為一名老新聞工作者，還是作為一名新聞理論研究者，我都樂意向廣大讀者推薦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