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險若無其事，鎮定自若，也就能從容不迫，化解磨難，走出困境；相反，如是膽小怕事之輩，遇事慌亂，手足無措，反而難逃不測。
梁漱溟在險境中為何能做到若無其事呢？關鍵在於梁漱溟先生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觀。他說：“我心中何以能這樣坦定呢？雖然這其間亦有一種天分的，但主要還由於我有一種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曉得。我曉得我的安危，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擔心。
“假如我所作所為，隻求一個人享樂，那麼，我的安危隻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隻顧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麼，我的安危亦不過關係一家而已。但不謀衣食，不謀家室，人所共見……我棲棲惶惶究為何事，朋友國人，或深或淺，多有知之者。”
一個人，不追求個人享樂，“不謀衣食，不謀家室”，何懼之有！對於一個終身為百姓利益為國家利益奔波勞碌的人來說，死亡，毋寧是一種休息！莎士比亞就曾說過，死是——竟日奔忙後的睡眠。
梁漱溟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擔心。與其說，梁漱溟不擔心他的安危，不如說，他根本無暇顧及個人的安危，每天一睜眼就開始忙碌、思考、奔波，他哪有時間考慮個人安危？
梁漱溟自14歲後，就一直思考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問題，一個是社會問題（或中國問題）。抗戰爆發時，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兩個問題也已漸漸成熟：“一是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對孔孟之學和中國文化有所領會，並自信能為之說明；一是基於中國社會的認識，而對於解決當前大局問題，以至複興民族的途徑，確有所見，信其為事實之所不易。”
對於前者，梁漱溟計劃寫三本書來闡述，這三本書是：《人心與人生》《孔學繹旨》和《中國文化要義》，梁漱溟認為，寫完三本書，自己這方麵的任務也就算完成了。關於後者，梁漱溟已出版了三本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和《我努力的是什麼》，但是要實現書中所寫到的各種設想，梁漱溟還需要不斷奔走努力。換句話說，梁漱溟認為，曆史賦予自己的人生使命還沒完成，所以自己不會死。
他說：“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
有人說，梁漱溟這番話有些狂妄，其實，“狂妄”是其表麵，其內核則是“堅定”。梁漱溟以這番故意略顯“狂妄”的話來顯示自己堅定的信念——一定會完成曆史賦予自己人生使命，隻有到那時，自己才會坦然赴死，含笑九泉。在“狂妄”話語的背後，梁漱溟顯示了他對磨難、險境、敵人的藐視，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險境也阻擋不了他“潛心行學”“探索人生”的腳步。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才理解了他下麵的這句話：“雖泰山崩於前，亦可泰然不動；區區日寇，不足以擾我也。”對梁漱溟來說，這句話絕非冠冕堂皇的大話，而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
一個人，如果像梁漱溟這樣有高尚的人格，有遠大的目標，自然不會為一時的困難所嚇倒，為眼前的險境而恐慌。隻有喪失了自信、喪失了理想的人，才會恐懼哀傷、張皇失措，乃至消沉頹唐、一蹶不振。
1940年，梁漱溟在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當時，日寇喪心病狂輪番對重慶進行轟炸，但梁漱溟無所畏懼，一反常規地不去躲警報，照常看書思考，埋首工作。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慶平民教育促進會的三位青年，躲警報回來，發現學校操場上放著一張藤圈椅，一問，才知道是他們的客人在警報時間內從房內搬來看書的。他們的客人戴一副無邊框眼鏡，身穿長袍馬褂，他就是梁漱溟。
警報響起，眾人匆忙鑽入防空洞，而梁漱溟先生卻從房間內搬出椅子，若無其事坐在操場上，安安靜靜地讀書。在敵機轟鳴中，在爆炸的聲浪中，梁漱溟先生端坐讀書的身影，是那麼穩重那麼堅定，如磐石，如支撐他一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