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很熟悉塞翁失馬的故事，說是塞上有一個叫塞翁的人，很會養馬。有一天，他的馬跑到胡人那邊去了，大家怕他想不開，會鬧出事來，都來安慰他。他卻說：“說不定也許這是一件好事呢？”過了幾個月，那匹丟失的馬帶著胡人的好馬回來了，大家又都來恭賀他，替他高興，他又說：“或許這並不是一件好事。”當時塞翁有一個兒子，由於家裏很富裕，所以從小就嬌生慣養，很任性。他見那些胡馬很健壯，便挑了頭烈馬騎上去，一不小心從馬背上摔了下來，折斷了大腿骨。鄉鄰都替他惋惜，他卻說：“怎麼知道這不是一件好事呢？”又過了一年，胡人大舉侵犯邊疆，凡年輕力壯者均被征去當了兵，且十之八九都戰死在沙場上。這個人的兒子因為是個跛子而免遭劫難。應該說這個故事的啟示在於，對待福禍應該有一種豁達、樂觀的心理，不要被它們過分束縛，而不能超越。所謂“失之東榆，收之桑隅”，尤其在禍患麵前，人更應該有一種寬慰的心態。行走世間，大起大落是司空見慣之事，若為官不能認識到福禍的互變性，那必然是行走在兩種極端之上，那是很危險的。對待福禍，應該持一種淡然的心態。
在複雜的政治條件下，禍福是瞬夕萬變的。若說人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預見福禍的，那麼在相當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對福禍就很難說會有預見性。尤其在官場上，人際關係相當複雜，怎麼可能對禍福作較準確的預見呢？因此，在某些情況之下，借助一些外力來使自己表麵看起來具有相當可靠性，那是很有必要的，從古而來，慣用的手腕無非是酒，還有便是裝瘋。
說到酒，最有名的自然要算號稱“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靠借酒去災的史事了。魏晉之間，曹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為爭奪統治權，鬥爭激烈，社會動亂不安，許多知識分子因此而成為曹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鬥爭的犧牲品，凡知名人士很少有好的結果。阮籍的父親是曹操的僚屬，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司馬氏為了篡奪曹魏政權，對曹魏集團裏的人殘酷打擊，大行殺戳，毫不留情。自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馬懿策劃政變，誅滅曹爽三族起，到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司馬昭誅殺思想異己分子嵇康、呂安等人，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司馬昭集團血腥鎮壓了政敵一方的幾十個家族及其親黨，還有一大批無辜的知識分子。
阮籍由於他的家庭出身，自然受到社會的注意。盡管他誌氣宏大豪放，性格傲舉孤高，從小就有匡時濟世的抱負。但在當時人人惴惴不安的恐怖氣氛下，他卻隻能佯為放蕩不羈，喜怒不形於色，不幹預世事，忘情於山水之間。早年他對世道失望，因此朝廷多次征聘，他都不肯出仕，曹爽專權時，阮籍曾被召為號軍，但他以病推辭，隱居鄉間。一年多後，曹爽被誅，人人都佩服他的遠見。後來司馬氏掌權，士大夫如果不接受籠絡，便有被害之虞，他這才應招出仕，以避免當權者的加害。但他“居官無官之意”，做官近乎胡鬧，一則當然是因為不願為司馬氏效力，二則也是為了讓司馬氏集團以為他隻是徒有虛名的無實學之人，不被猜忌。
遇到政治難題，他常常用醉酒不醒來逃避是非，醉酒是他用來保全自己、不被人陷害的一種方法。司馬昭看到阮籍名聲很大，極力要把他拉到自己的營壘，這對於打擊、瓦解曹魏集團也會發生很大作用。於是就派人到阮籍那兒，為他的兒子司馬炎提親，要和阮籍結為兒女親家。阮籍聽說後，十分惶恐。他不願依附於司馬集團，當然不想和司馬氏聯姻；但是若要一口拒絕婚事，就會性命難保。怎麼辦呢？他就拚命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等提親的官員來到，隻見他呼呼大睡，怎麼推他，喊他，都醒不了。隻好第二天再來，依然大醉不醒。後來司馬昭親自來提親，仍然大醉不醒，連連幾十次，都是如此。弄得司馬昭一直沒有機會開口，又感到阮籍真是一個愛誤事的酒鬼，婚事隻好作罷。阮籍這次醉酒，整整醉了60天，終於避開了這個難題。
鍾會是個心懷不軌的人，老想陷害阮籍。他曾好幾次去找阮籍，提出一些時事政治問題來問他。阮籍看出他的用意，是想根據自己的回答或讚成或反對來羅織罪名。等他一來，就請他喝酒，自己也喝酒，邊喝邊聊。鍾會一談及時事政治，他便已醉醺醺的，迷迷糊糊了，似乎什麼話都聽不清楚，什麼話也說不了了。搞得鍾會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盡管多次擺設圈套，卻不能抓到一點把柄。阮籍因此避免了遭受陷害。在難知禍福的情況下，阮籍借酒來保護自己，不失為一種良策。作為現代人，已經很難再去效法古人的做法，但應該懂得如何保護自己，要保證自己不為上級所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