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缺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特征和企業的行為動機、行為方式都發生了獨特的變化，科爾內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說明。
（1）“投資饑渴”。科爾內認為，社會主義企業的行為動機主要取決於經理的行為動機。後者具有三個“自然本能”，即保證企業生存，保證工作順利，保證企業不斷擴展。此外，還有對職權名望的追求，對現代化生產設備的偏好，以及受國家緊計劃、高指標和相應的獎懲製度的影響。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企業領導人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去追求產量和生產能力的擴大。科爾內將之稱為“數量衝動”、“擴張衝動”及派生形式“出口衝動”和‘囤積傾向”。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每個企業都受到擴張衝動的影響，而投資需求又不會因擔心虧損或破產而受到限製，這一事實必然導致不可滿足的“投資饑渴”。
（2）“消費饑渴”。科爾內指出，對於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人來說，積累與消費的矛盾是外在的。因此，他們能夠在為本單位爭取更多投資的同時，像工會主席那樣盡可能多地為本單位的職工爭取更高的工資。提高了職工的工資，下屬就會把自己看做他們利益的代表，今後的工作就較好做。而且提高工資的費用還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轉嫁出去。隻有最高領導人受自己所處地位的驅使，才會起來抵製“投資饑渴”和“消費饑渴”。然而由於社會經濟運行機製的作用，投資膨脹和工資膨脹的傾向會一再地、頑強地表現出來。
（3）投資機製的惡性循環。科爾內分析到，由於企業的擴張衝動，投資領域始終存在短缺。短缺感或短缺信號反過來又成為投資更加饑渴的重要動力。這樣就必然導致：短缺—投資緊張—吸納更多的投資品—加劇普遍短缺，從而形成“短缺—投資緊張型惡性循環”。同時，在投資緊張的狀況下，經濟中幾乎不存在任何可自由動用的投資資源。於是，當國民經濟出現“瓶頸”部門或薄弱環節時，決策者隻得不斷地靠推遲某些產品或部門的投資來搶救另一些產品和部門。延期投資和救火投資互為因果，越演越烈，形成“延期—救火型惡性循環”。
（4）“充分就業”與“在職失業”並存。科爾內認為，持續不斷地追求高速增長的傳統經濟體係，使勞動後備軍不斷地被吸納，從而實現了所謂的充分就業，甚至會出現持續的勞動力短缺。但與此同時，企業內部卻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囤積，科爾內稱之為“在職失業”。充分就業與在職失業兩者不僅同時並存，而且互為因果：勞動力短缺—企業囤積勞動力—出現在職失業—加劇勞動力短缺。
（5）價格穩定與“價格穩定性陷阱”。由於“投資饑渴”和“消費饑渴”，致使社會主義經濟內部出現宏觀總需求和價格的膨脹趨勢。傳統體製曾采用強有力的物價政策來抑製社會的物價水平上漲，但科爾內卻認為，這種過分追求穩定的做法未必是件好事。它可能導致價格體係的僵化，價格與生產成本的偏離，甚至陷入“價格穩定性陷阱”。也就是說，如果為了物價穩定而不願意經常地調整價格，結果隻能用補貼或稅收變動的方法來抵消相對成本變化的影響，這就使得比價越加不合理；當價格倒掛日益成為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以後，就會迫使價格體係發生大規模的調整，這又有可能引起強烈的社會反應，甚至釀成嚴重的政治問題，於是使國家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4.短缺與改革
科爾內在《短缺經濟學》的最後部分指出，該書貫穿通篇的觀點是：一定的社會關係和製度條件產生一定的行為方式、經濟規律性和正常標準。這些不可能被國家的決策所取消，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經濟政策的製定者、計劃者和實際經濟管理者麵對這個製度的規律和內在傾向時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可以抵製和削弱某些傾向，也可以減少經濟調節中的某些摩擦。更為重要的是，那些產生長期短缺現象的製度條件、行為方式和規律性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1968年的匈牙利改革本身證明了這個命題，即謹慎的人類活動能夠改變它們。隻要我們對實際情況進行細致認真的分析，並進一步說明其因果關係，就可能有助於找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從而促使更深刻的變化在將來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