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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20 年的時間裏，各階層的人在市場裏叫賣貨品已經成為一種規範。任何人都不能再輕視這一套了。大家都在叫賣，你不叫就沒人注意你。無論你要賣什麼、提出什麼，現在都必須展現出來。換句話說，大家多多少少都陷在不擠就過不去的境地了。
醫生、律師、作家、改革家、革命家、宗教領袖、道德家、先知、科學家、學者，必須在市場上和妓女、皮條客、賭徒、貨郎、掮客、廣告員、汽車推銷員、政客和打胎人一起推銷。不引人注意的人自然會受到冷漠。維持紳士的腔調毫無用處，再高貴的語調也沒有人聽得見。
我們可以了解這種現象的成因。在通俗文化中，即大部分東西過剩，市場內充滿物品、汽車、唱片，大家不可能親自嚐試每一樣東西再決定要不要。然而可試的東西太多了，而且大家也沒有專門知識來選擇不同的汽車引擎、冷凍術、哲學概念或政治方法。
可選的愈多，就愈難下判斷。即使可以選擇，比如選擇結婚對象吧，選大家最歡迎的一型，或今年最流行、已有好評的一型，會容易很多的。所以大體上來講，年輕人會找最接近廣告中人見人愛型的少女、汽車、洗碗機、道德、政治、宗教。
真有東西想供應出來的人，發現自己不得不在多樣選擇的現實情況上下功夫，就知道他至少要用一部分時間努力推廣，否則就隻能表示無能或沉默。
20 世紀50 年代，在諾門·梅勒發表《北非海岸》和《鹿園》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兩本好小說。他當時就麵臨這個問題： 接受命運偶然的宣判，容許自己的名譽與人生由大家的心情和意見來決定，從而使別人的心情和意見偏向他。
梅勒也許天生好鬥，也許沒有其他辦法，便采取了大膽推銷自己的途徑，他以前也這麼做過。
“拯救你的作品，找更多讀者，”他寫道，“隻有推銷自己，從海明威沒有寫成的‘父親談小說家出頭辦法’中偷取你最喜歡的一頁……”
但是，這些技巧並不是可愛的，無論它多麼必要和難免。真有東西可賣的人會覺得把它當廢物來推銷實在是自貶身價。梅勒記得，他給海明威寫信希望他為《鹿園》寫幾句好話，認為他的話會帶來大突破，而不僅僅是小成功。但是他同時也責備自己“偷用好萊塢的伎倆”。也許因為自己好惡相克，他得到的效果很糟糕：“———但是你若不回信，或用你答複業餘作家、馬屁精、諂媚者之類的態度來回信，那就去你的吧，我永遠不會再寫信給你。我懷疑你比我還要自負。我最好警告你，本書第353 頁曾提到你，你也許喜歡，也許不喜歡。”
這封信毫無效果，因為吃文字飯的他不肯用必要的技巧，不肯委屈自己，不能忍受被拒或被人回避的情境，所以他弄得一團糟。10 天後他的書被退了回來，上麵寫著“地址不詳———退回寄件人”。
他的自尊心受到打擊，但他還是把書寄給另外10 多位作家，包括葛拉翰·格林，西瑞·詔納利和亞伯特·莫拉維亞。隻有相識的莫拉維亞回信給他，但是梅勒不願意利用他認識的人，所以寫信給莫拉維亞說，他不要他在專欄上寫評論。結果就沒有采用莫拉維亞公平的推薦。
“所以，那次推廣自己的所有努力宣告失敗，”梅勒說，“那份告白永遠為我壯膽，現在我常常想到它，我一定會把那段回憶當作無言的羞恥，過一陣子才能進入大膽言論、半完成作品、不平衡主角和我自己選擇的古怪名人的世界中。”
不擇手段獵取金錢的人，如果在幾年時間內闖不出名堂來，那就變成另一型的諷刺人物，他永遠徘徊在那兒，對你小聲談論可發的大財、可結交的要人、新的交易、收入、機會、公式、發明和設計，甚至有些可以實現。但是最終卻象大喊“狼來了”的少年一樣，大家不再相信。
一個沒財可發、永遠在叫“有了”的人，充其量也隻是靠別人行動的餘威過日子。
另外一種可能則是，他接受其他適合的職業，變成中介、掮客、經紀、助理或發達者的跟屁蟲，他變成別人的工具。或許他比現在操縱他的人聰明，但是他可能缺少一份狂勁兒，或者是幻想的力量，這些比聰明更重要。
如果他成功了，那份成功往往也摻雜苦辣的滋味。為什麼他不能全心享受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一切都建立在五花八門交易的流沙上。
他放棄一切喜好，不管是人、物、原則、行事程序或享受的形式，都為賺錢而犧牲了。他自由行動的報應就是永遠沒有根底。他內在不太結實，因為他不委身於任何一樣東西，所以他在哪兒都沒有立足的地方。結果他內在的情境隻是一團交易的瘴氣，他的才略分割離散。在某些時候，他竟象一個外籍雇傭兵，沒有祖國可以捍衛。
“任何無情的人，”心理分析家艾裏克·布蘭門說：“都自以為心裏麵有一個無情的超凡自我，於是就聽它擺布。”外在世界必須做的事在心裏又重演一遍，自己就成為犧牲品。前進的驅動力造就被驅趕的人。
倫敦的查林十字醫院曾做過一項研究，斷定某些心髒病是病人工作和緊張狂熱造成錯亂的結果，他們會一步一步地毀滅自己，而且堅持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
研究員下結論，冠狀動脈病人感受到大量的敵意和侵略性雖然常常能壓下去，但對時間的壓力非常敏感。他們認為這很正常，他們似乎分不出行動和過勞的差別。調查報告說，他們寧可繼續生病，甚至冒猝死的危險也不肯暫時修改生活方式。
這種狀況令人想起尖鑽家。在個人屈服於賽鼠壓力和緊張情況下，我們可以相信他崩潰的原因就是貪婪的自我擴大本性和另一方麵超我的嚴格要求之間產生了衝突難於分解，致使他心神分裂。他的處境和《王子複仇記》中的克勞帝斯一樣，他總是發牢騷說他的思慮都留在下界，口號卻飛上了天堂。
壓力病非常普遍，但並不是因為生活的步伐已經加快，而是因為我們活在疏遠自己良心的狀況中，行事的方法不能和我們的正義感相吻合。象克勞帝斯一樣，希望得到“邪惡的大獎”，同時又希望得到原諒。
如果我們順應道德，我們就會被內在的騙子本能所嘲笑，它指責我們膽小、沒種、不敢用比你神聖的生命原料來沾汙雙手。如果我們任意去做，不顧別人，就發現外在世界的冷漠無情也在心裏出現，導致我們無法關心自己，結果就和我們上麵所說的一樣。
當然，有人會說情況並不永遠如此，也有人逃過了。
很多為富不仁的人長命百歲，但純真的人卻會生病、夭折。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金錢動機在人格的締造中占有決定性的力量，而是在某些情況下，它可以成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若是如此，則一切，包括健康，都會受它影響。在個人環境中，偶發事件中，體質元素中，有很多變因可以為逃開報應的人做解釋。但是整體的畫麵，社會學的證據，曆史的剖視和心髒病的病例都指出，狂熱追求金錢和精神崩潰關係密切。
生財應該有道
對於偷竊，如果有人問我們的看法，我們會說犯罪問題必須解決，小偷必須遏止，加重刑罰、心理治療、社會改革等等。無論我們喜歡哪一種辦法，原則上我們都是一致的。
偷竊是違反道德的行為，是社會所不容許的。不過在電影院等公認非現實的地方，我們會縱容自己的道德標準，與影片中的盜賊產生共鳴，感受攔劫的刺激、逃脫的危險，為搶劫的收獲而歡欣鼓舞。自然，若被劫的是我們的錢，我們的感受就會完全不一樣。若不是，我們便能欣賞那個故事了。
如果我們思索一下自己真正欣賞的東西，就不得不斷定，偷竊在我們的本性內並不如我們公然反對犯罪態度中所表現的那麼陌生。以前的好萊塢法典規定，不能同情罪犯，犯法的人都該受罰。但現在大家已經不再費心管這一套。《教父》等片子不在乎我們和罪犯合而為一，它壓倒性成功表明我們似乎很願意這麼做。
當然，這隻是電影罷了，碰到虛構的情節，我們不必為自己的感覺負責任。就是因為這樣，我們讓故事影響我們，而不會過度責備自己。我們欣賞銀幕上好看的劫案故事，如此而已。果真如此嗎？
事實證明，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我們不必把心中的偷竊行動局限在秘密生活裏。實際上，是我們把偷竊帶入日常的世界，讓它在可敬的外表下，使它的胃口逐步放縱。
想想這樣的景象： 這個人到處出現，認識每一個人，他進入高級的餐廳，領班的侍者對他鞠躬，店主熱情地擁抱他，門僮恭敬地為他停好車子，酒保謙虛地徘徊左右，不知道他要喝什麼開胃酒。我們這位時髦的客人早已習慣了前呼後擁的氣派。他優雅地和其他貴賓打招呼，把衣冠楚楚的身子往後一靠，考慮要先點什麼。他告訴夥伴不妨來點牡蠣、法國蝸牛、地中海大龍蝦和魚子醬。他的樣子顯得小心而豪氣、溫和而熱心，任何人看到他，都會說他是世上有地位的人。他最後簽賬的肯定態度，再加上二成的小費，更使人覺得他是一個出手大方的豪客。誰也不會把他當作小偷，而他真是小偷。他大方簽下的賬單，永遠也收不到錢。
1971 年，倫敦一流的阿裏度沙俱樂部注銷了1 萬英鎊的呆賬，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的飯店裏。有些不付賬的顧客是真的遭到了困難，但是很多是賴賬的人物。
我們那位文雅的客人也不支付裁縫費。如果裁縫師寫信給他，威脅采取法律行動，他就回信說西裝不合身；或說，在他光顧的裁縫師中，他做的衣服最糟糕，如果裁縫師真正重視顧客，就該自己花錢賠這些蹩腳的衣服，不該魯莽要錢。
裁縫通常都不會告顧客，怕搞壞了名聲。飯店的欠款又太少，不值得告到法庭，根本不夠訴訟費的開銷。因此我們這位文雅的小賊就逃過去了，下次他再去飯店，仍然會受到熱情的歡迎。
餐廳老板說： “當他到達店裏的時候，我對事務所和顧客之間發生的事一無所知。我依照禮貌相迎，我對欠錢的人要用另一副嘴臉嗎？ 我怎麼知道誰隻是付得晚一點，誰健忘，誰出國剛回來，誰又是賴賬的賊子呢？ 我不知道，所以我必須用同樣的態度對待他們。”
根據這個處事標準，大家都不提欠賬的事，有些人就把一大疊賬單永遠不付了。如果受害人不注銷，騙子寧可宣布破產，也不顧願付賬。
當然，破產有破產的法規。但是一個人的財產若列在妻子名下，法律也會感到無可奈何。在英國，你若擁有一家私人的負債公司，法律規定，它和董事、股東都是兩回事。
“你沒有失敗，是公司失策。”金融作家威廉·戴維斯說： “如果你有財產的話，你的債主有權要你的財產。
但是真正成功的破產，通常誰也動不了你絲毫。”
不過，我們也不必太同情餐廳老板的遭遇。有些老板加重大家的賬目，早已彌補了預期中的呆賬，甚至還有餘呢！ 這可能造成下列的情況。有一位大主顧在一家特殊的夜總會中欠下了相當的賬款。他是一個永不查賬、立刻簽名的人。夜總會主人一再催討之後，終於在辦公室中和這位豪客對質，出示一大疊賬單，總共欠了1000 英鎊。
“我告訴你，”這位豪客說，“我出個價，付你750 英鎊。”夜總會老板同意了，但這是偷盜行為。
豪客說： “事實上，我隻是偷回你亂敲我的數目罷了。”
這是任何地區都流行的製度。一種盜賊亂收費，另一種盜賊就賴賬。但雙方都維持著可敬的尊嚴。此種手腕一切精華在於曖昧不清。偷一條麵包的人毫無疑問是小偷，但敲竹杠或賴賬的人卻在個人行為無法明顯判斷的可疑地帶行事。
要了解他整個人格、一切交易，才知道他是不是盜賊，但很少有人能看到整個人的人格。因此，在大多數人眼中，這一類型人始終保持著可敬的麵目，隻有少數親友真正知道他的卑劣行為。
有人受騙好多年，不一定是對方采用很微妙的托辭，或者他很會隱藏自己的本性，甚至也不是別人好欺負，隻是偷竊在曖昧的情況下，不使對方陷在扯破臉的窘境中，一切都當作製度的一部分。隻要你的行為有爭辯餘地，沒有人會把你當作盜賊。他們也許會這樣說你，但也隻是口頭說說罷了。
例如，電影事業中，戲院老板“少報”票房的收入（因為他們必須分幾成給影片發行人），雖然被認為是“溫和的欺騙”，卻是無法避免的現象。
同樣，影片發行人習慣把用在別處甚至私人開銷上的錢，報在某一部賺錢的影片上，也被視為理所當然。叫人“記××的賬”是大多數公司每天都有的，例行欺騙也不必三思而行。
個人靠有錢公司免費旅行，並且隨意處置公物，吃喝玩樂，以優惠的條件購買公司產品如汽車、房子、彩色電視，或者把個人的需要當作完整服務的一部分，這一切都被認為是有實力的重要大人物應有的權利。但這些也應該算是溫和的偷盜吧！
美國奈普委員會調查紐約警察貪汙案時發現，僅次於黑手黨的最大賄款來自“合法事業想在城市公告和規則中順利過關”。此項調查報告指出，個人送禮給警察，是希望警察給予特殊或較好的服務，放過小小的違法行為。
每當某人靠職位的便利可以對別人有所幫助時，類似這些警察的情形就發生了，而且情況大同小異。留心一份好關係不一定是賄賂，但是也接近，比如商店購貨員定期接受推銷代表的禮物，城市官員收到商人的“小意思”
等等。
這種情形很少是某人為一件特殊的恩惠而直接收到的賄賂。既沒有那麼赤裸，也沒有那麼明顯，隻是在幫忙的偽裝下進行。當一個受到大方款待的人接管某一家和他“公共關係”很不錯的公司事務時，他就盡可能幫幫忙。
交易的本質埋藏在適當的婉轉措辭中。業務網包括幾十個甚至幾百個這樣的關係，其中一方欠另一方的人情債，必要的時候就有“義務”幫忙。
雖然沒有人精確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某人收禮欠下人情債，以至於他最後不得不幫忙，他必須為“朋友們”
避開一些麻煩。請幾頓飯，聖誕節送幾瓶蘇格蘭威士忌，隻要還還禮就行了。但是，他一開始就接受重禮，比如旅行費、顧問費、半價買東西，他隻能委身於他的施主了。
事實上，這種事情隨時發生著，從自動的“接觸服務”到比較專門關係的建立，樣樣都有，每次接受奉承的人都不知道自己陷得有多深，也許直到他壓力臨頭，對方說： “看哪，你可不能眼看著我們完蛋吧！”他才知道自己放棄了自由，成為別人的工具了。即使到這一刻，他好象還不容許自己停下來，想想就知道他做了什麼。
隻能分開商業關係和私人友誼，考慮大方朋友的利益和買來的效忠，以及公益和權利之間的分別，才能找出真理。大多數隱藏在這種情況下的人根本不費心思去想。直到這種關係和安排在無私的調查中出了毛病，才發現一切都是騙局，他們才感到萬分恐懼。
在培養關係的偽裝下，這種製度在大部分時間顯得很可敬。為自己的活動、產品計劃造成有利的氣候，在某種情況下是相當合理、清白、誠實的，何時超過那個度，往往很難分出來（禮物什麼時候才算賄賂？）。
對此，倫敦《泰晤士報》的一位金融作家說： “……所謂替公司股票促成有利的市場氣候，應該和不應該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在天平的一端，過程算是明顯的欺騙，但在另一端卻是合法的策略，這是大家公認的，也許對工業和經濟組織都有利。”
華爾街幾家深受大眾歡迎的商行常替一個他們深知境況很差的公司發行股票。金融顧問總是嘲諷地告訴客戶兩種可能的選擇： “要麼你就一敗塗地，要麼就公開發行。”
英國一位工業巨子說： “生意可以在白色、黑色、灰色地帶進行。白色地帶絕對誠實，黑色地帶絕對不正當，灰色地帶可以合法，也可以不合法，而且大量生意都是在灰色地帶進行的。”
在這個不確定的灰色地帶活躍著很多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這一行所容許的騙局。國立健康服務處的專家們通常把昂貴的醫療設備和藥品用在他們的病人身上，當然他們會收一筆費用。他們很討厭被人叫做盜賊，因為他們都是最受敬重的人物。餐廳的侍者總是循例把一些酒食帶回家去，這種偷竊事實上是列在預算裏的。
餐廳老板說： “你永遠希望員工誠實。但是，從另一方麵，他們若貪汙一點，你也不在乎，等他們貪汙太多了，你才會插手。假如我每周末的利潤比例正確，他們可以邀請每一個人來。我要的是30％。如果他們能賺35％，花掉5％，或者放進私囊，那就算他們好運吧，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們愛吃什麼，喝什麼，悉聽尊便。但是數目必須正確。如果飲料本錢用了450 英鎊，那麼就該有1000英鎊現金或賬單，因為在餐館的經營中，飲料的本錢是買價的45％。如果每周盤點的時候，達不到這個數字，就表示員工貪汙得太多了，經理就會下達命令： 先生，你需要換換空氣了。”
因此，偷竊必須局限在有限的範圍內。誰都知道侍者會偷，經營好幾家飯店的人不可能一一監視。因此，無法避免的事情隻好心照不宣。
同樣的製度也適用於消費賬。某一種程度的開銷被認為是工作上適宜的用費，惟有超過那個程度，才會有人查詢。在規定的限度內，做假是容許的。
公司頭子定期收緊開支，賬目查得詳細些，有人被叫去問話，大家都要小心一點。但是，從來未聽過誰真正告發過消費賬的真假，這個行為已變成製度的一部分。
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美國國會批準喬治·華盛頓贏取獨立戰爭的費用時，雖然有些賬目非常模糊，他們還是不追究任何詳情。總數是8284 英鎊。當時革命軍的兵士月薪隻有25 便士左右，少將則不到6． 4 英鎊，可見華盛頓並沒有虧待自己。有一天，華盛頓記上330 英鎊，約等於50 個少將的月薪。他整齊的字體寫道： “現金付馬具店，買一個信箱、地圖、眼鏡等等。”
在賬目上“等等”是最有用的符號，華盛頓很會用這兩個字，其他“雜貨”、“勘察”和“秘密服務”的目標下也有同樣的字眼。有些則隻寫“付給李先生”和“付給梵先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據內部人士透露，這些錢是購買馬德拉白葡萄酒用的。國會當然問也不問，就支付了第一任總統的開銷。
今天重視經理才幹的公司，也不會俗氣地查問賬目中“等等”或“雜貨”的真實內容。通常隻有笨拙的急進分子才會提出這些問題，他們本身可能不喜歡消費賬的便利。
依照傳統，人們的廉潔在某一標準下是不必懷疑，也不必調查的。除非醜事爆發，或者扒糞的新聞記者挖到什麼不能見光的消息，或者私人文件落入反政府的記者辦公室中，大家才明白這種愉快的假定是多麼不合理。
法國人發現總理查本德馬從1966 年到1969 年沒有繳所得稅，1968 年還有一筆退稅款。後來發生了一陣喧鬧，這件事被提出來公開審查，沒有人發現他實際的非法行動。但是，他不久就丟了總理的官位。
這個案件受注意的結果是，大家都了解到最著名、最可敬的法國公民也可以運用賦稅製度，不必違法，就逃過稅金的征收。例如查本德馬先生就是利用法國的一個製度，個人投資的收入可以獲得稅金債權。根據公司已付稅的原則，投資人可以用這筆收入的比例來平衡他自己的稅金，有時甚至達到50％。事實上，手段高明的人可以弄到足夠的債權來抵消他所有的稅金。
另外一個辦法就是買下曆史遺跡中的建築物，加以複建。這種情形下，國家會付50％ 的複建補助金，另外50％從稅金中扣除。
就法律上而言，這些技巧完全合法。個人的所得若高過某一限度就應該繳稅，逃稅即使不犯法，實際上也掠奪了那些繳稅人的權益。
但是，可敬的奸詐鬼自有一套製度，不從這個觀點思考事情。他一心注意要求權、許可、抵消和稅金債權。他的作為雖不違法，其實卻是偷竊。既然連總理都利用這個機會來為自己謀利益，一定有很多名流顯貴也這樣做，而且根本不覺得自己作弊取巧。
美國的西方聯合公司年年賺錢，卻連續8 年沒有繳稅。他們用最有利的簿記手法，在報稅賬本中加速廠房及設備的折舊，把利息開支當作費用，在財務賬上卻歸於本金。英國紡織業巨子克陶德也利用類似的方法來逃稅，包括把集團中所有世襲的財產化成租借，然後將微不足道的業主保留權益轉到一家子公司，以造成資本的損耗。這是其利潤由4200 萬鎊升到4500 萬鎊那一年的事。
有一位評論家說： “克陶德證明一個公司報稅用的賬本和展示給股東看的賬本有天大的差別。”
另外一個約定俗成的製度是“靠開銷過活”。有人買什麼都不必花錢，樣樣都記公賬。有一個商人說： “我口袋裏帶一張1 元的鈔票，往往兩星期還沒有動用。公司付我3000 鎊的年薪，隻要繳稅、繳房租、吃早餐就行了，其他的一切都是記公賬。”
既然他幹休閑業，他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算是業務開支。身為餐館經理，他吃飯的賬單都算業務開銷。如果他必須在自己的餐館吃飯，了解到一切才能監督員工。若他必須在其他飯店吃飯，是想看看同業在幹些什麼。當然，他不得不穿氣派一點，所以他的衣服也記公賬，何況他的某一家子公司還經營男性服裝店呢！
有一種賺錢的方法違犯了保守的感情，就是把女郎介紹給男子，或把男子介紹給女人，一方麵做生意，一方麵享樂，而你收取利潤。做這種事的通常都是下流的皮條客。
20 世紀60 年代初期，社會名流史蒂芬·華德醫生曾把女孩子介紹給著名的貴族和政治家，並且發生性關係，女方接受金錢報酬，而他曾向女孩子收錢，於是他被捕受審訊。當時這算是很大的醜事。華德不願意麵對這麼丟臉的罪名，於是自殺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華德拿的錢簡直少得可憐。他是一個永遠手頭緊、隨時向人拿錢的家夥。他輕易向妓女或紳士討錢，也許有點放浪，但是這和職業皮條客不可相提並論。但是事情被曝光，無論是看起來還是聽起來，那都很汙穢了。
今天的電腦撮合中心大量做華德偶爾犯下的事情，賺取大把鈔票，公開廣告，卻被認為是可敬的。沒有人把電腦撮合中心的經理當作皮條客，盡管他所提供的某一項服務是介紹人們從事色情交易，而他也收取費用。但是在曖昧不明的區域內行事，電腦把兩個興趣相同的人安排在一起，他們實際上幹什麼，可不關經理的事。
這種奸詐的風氣並不隻限於私人行動，在大規模的事業上往往有最荒謬、最賺錢的結果，比如拉裏“偷100 萬永遠不算犯罪”的金言。
中國有個古老的成語，名為“朝三暮四”。敘述了一個人養了一群猴子，有一天他對猴子說： “因為我最近不太寬裕，所以以後每天早上3 個橡實，晚上4 個橡實。”
猴子聽了，個個勃然大怒，吵鬧不止。於是養猴人又說：“這樣好了，每天早上4 個，晚上3 個。”猴子們都高興了，拍手稱好。雖然總數沒變，但感覺上卻有些不同，這完全是短視近利之故。
一般借錢時，無論是向朋友或銀行，總覺得自己是很卑微的。尤其是向銀行借錢時，總是徹底調查身家，還需找人作保，令人大傷自尊。相反的，地下錢莊卻對顧客禮遇有加，恰與銀行作風大相徑庭。人們在高帽子的迷惑下，即使錢莊利息比銀行高出幾倍，而人們也偏往陷阱裏跳，原因主要是錢莊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虛榮心。
理財專家建議，在向地下錢莊借錢時，最好考慮是否劃算再借不遲，切勿被錢莊迷惑，從而和猴子一樣，犯下短視近利的錯誤。
很多罪過，其中包括某些技術上犯法，並不會報應在犯罪者身上。獨占權的建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它也許不合法，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沒有人會因為你是壟斷家就退避你，不讓你進門。
美國司法部控告IBM 公司濫用非法的獨占力。但另一方麵，卻又指派公司的一位首長阿瑟·K·沃森為美國駐法國的大使。
大多數社會都不容許壟斷，隻因為這是掠奪人民的方法，就象“強盜頭子”一般。但是社會上並不輕視這種掠奪。同樣還有一大串商業罪名也不會受到道德的指責。
下麵這些生意手腕都是犯罪的，但均被廣泛使用。例如，蓄意用兩種會計，對稅務調查員和投資人各有一套說法；廣告不實；分量減少，用包裝來讓人以為他們買到的比實際的多，為搖搖欲墜的公司建立有利的市場，感覺使用低於標準的原料；在合約中亂用措辭，實際上以後才能實現；工業間諜；產品的標簽或描寫不正確；降低安全度以減少成本；定價不實；捐錢給政黨基金或計劃，從事巨額的賄賂，操縱特別的慈善基金以推廣自己的生意或妨礙競爭者的業務；偷取工業過程和公式；空氣汙染；過度掠奪天然資源；製造不安全的商品，製造侵略、虐待和壓迫的武器；把工人安置在有害健康的場所下。
這些情況確實有人提出過控告，也宣判當事人有罪，懲處罰金，但是，犯了這種罪對社會地位不會有任何損失。
借用他人的力量
致富，就是借用別人資金的事，沒有什麼難的。
是的，金錢成功的確很簡單，通過借用別人的金錢使自己的荷包鼓起來。亨利·凱撒、亨利·福特、沃爾特·迪斯尼、查姆·塞姆斯、康德拉·希爾頓、威廉·立格遜等一幹人，都是靠借貸而致富的。
下麵，我們來看看雷克萊靠借款而成功的故事。
1947 年，雷克萊從英國陸軍退役下來，回故鄉巴勒斯坦遊玩了一趟，接著攜妻子定居在美國。一開始，他給別人做工來糊口。不久，他便聲稱，10 年內他將賺到10億美元。
他的計劃是這樣的： 首先通過短期貸款把一個公司控製權取到手。接著用取得的公司資產去換取另一家公司的控製權。
一般他都采用第一種手段。你應重視他的這兩種辦法。倘若機會恰當，成為幾十個甚至上百、上千個公司的經理也不是什麼難事。
事實上，他的目標在10 年並未能完成，再延長5 年後他才達到目標。
那時，他在霍伍德證券交易所工作。後來他迷上了速度電版公司，即專門生產印刷用的鉛版和電版的公司。
那時公司的業務不是可觀，廠房設備盡管都是一流的，但尚未有多少出色的業績。盡管也有股票，但價位始終不高。
雷克萊經過多次調查後，決心爭取到它。但若想將股票控製到手，隻有讓這家公司股票形成強烈賣勢，從而取得控製權。
他將速度電版公司的曆年所有資料進行了仔細地研究，得出其中的經濟形態規律： 公司內部的經濟效益整體還不錯，外部因素肯定和近期鉛價上漲有關。也就是說，公司客觀條件很好，但負責人水平太低。遇到意外，肯定會慌亂。如果動搖他們心理防線，加之從內部進攻，一定能成功的。
他利用在股票交易所認識的該廠股東———伍德，用很巧妙的方式從他身上打開一個缺口，最後以20 萬美元短期付款的方式從伍德手中取得了百萬元的股票。接著，他用到手的股票，將小股東們的股票收到自己手中。當該公司股票炒熱時，他已擁有該公司53％的股權。因此，他理所當然地成了該公司的董事長，並改公司名為“美國速度公司”。
不久，他又將美國彩版公司收歸旗下。
在一年中，他從小職員一躍到大公司董事長，的確讓人感到佩服。
他的主要策略就是利用別人的資金擴大自己的企業。
初試成功後，他決定到紐約去開拓事業。他到紐約後，為了提高知名度，在猶太商人間將他的“連環套經營法”公布於眾。沒料到招來紐約工商界的反感和批評。
由於過去曾有人用過此法，但沒有成功。
雷克萊和李斯特進行了一次深刻的長談，這讓他意識到公眾和報紙的不讚成反而宣傳了他的知名度。於是在李斯特的介紹下，他成了MMG 公司的一員。他在該公司的發展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挫折。當該公司主要負責人退休時，他趁機將該公司買了下來，放到美國速度公司之下。
就這樣，他在紐約有了創業的基石。
不久，他通過向該公司的另一股東轉賣犕犕犌公司股票而控製了聯合公司。實際上也就是非直接地把兩家公司都收歸到他的旗下。
聯合公司的控製人之一格瑞是他下一個目標，因為和格瑞有聯係的是MMG 公司。雷克萊經過精確分析後，決定向BTL 公司投資，這樣就能夠將它的控股權弄到自己的企業中。
然而BTL 公司的規模是很大的，要想輕易地獲得它的控製權並非易事。於是他故伎重演，讓人們感覺該公司勢力弱，再大量購買他人拋售的BTL 公司的股票，並且抵押上聯合公司的財產，把全部財力都投進了BTL 公司。
最後，雷克萊控製了BTL 公司。
雷克萊自從控製了BTL 公司後，名氣大振。1959 年《財富》上一篇文章這樣評論雷克萊： “雷克萊高明之處在於他先控製美國速度公司，接著通過它控製BTL 公司，再通過BTL 公司控製聯合公司，最後通過聯合公司控製MMG 公司。”
雷克萊的目標不在於BTL 公司，他又有新的經營之道。他把這些公司進行合並，即把MMG 公司、聯合公司和MMG 公司的各個銷售網進行合並，形成一個巨大的銷售係統。在這個連環套似的係統中，MMG 公司被雷克萊當作銷售主幹。這一係統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把控製的渠道縮短，以助於管理。過去他通過BTL 公司和聯合公司來控製MMG 公司，現在，他通過控製MMG 公司而間接控製MMG 公司和聯合公司。
由上我們可以看到，雷克萊的“連環套經營之道”
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以前的單線控製改為了現在的雙線或多線控製了。
雷克萊的遠大目標———大帝國式的集團企業———已具雛形，所以他的野心更大了，他把視野由紐約而擴展到了全國範圍，隻要他認為哪個企業有利可圖，他都會參與進去，亂插一腳。1960 年，他的MMG 公司以2800 萬美元買了俄克拉荷馬輪胎供應店的連鎖網。又過了不久，雷克萊又收購了經濟型汽車銷售網。
雷克萊盡管進行了多角式經營，並且也收購了兩個大規模的連鎖銷售係統，但這還不能讓他滿足，這與他的“10 億美元企業”的理想還有差距。1961 年，名為拉納的商店由於在經營上出現了嚴重問題，其老板打算讓出經營權。這可是不容錯過的好機遇，拉納商店可是美國最大一定成衣連鎖店。因此他親自洽談了這件事，最後雙方以6000 萬美元的價格達成協議，拉納歸屬雷克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