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
一九九二年以後，我注意到三個理論家，除了這裏的傅翔之外，還有朱必聖和謝有順。這三個人向評論界發出過震耳發聵的聲音，但回應者寥寥，並不是發出聲音的力度不夠，而是接受的器官出了問題。光來到這個世界時，世界並不接受光，黑暗也不接受光。同理，如果有幾個人站在一個人們陌生的背景上發出因啟示而得著的話語，本來隻要稍稍使用一下心靈便可以領受它，但結果是，人們豎起了盾牌，其中最有力的一塊盾牌就是文化。
在這三個人出現之前，有兩個理論家進入我的視野，一個是劉小楓，一個是朱大可。劉小楓的背景是天主教神學，他的刀在解剖中國文化精神時是鋒利的，因為他的背景也承認世界和人類是由神造的，所以啟示也賦於他穿透文化的能力；朱大可則完全依靠天賦中的敏銳和天性中心靈的直接力量，來穿透文化和文學那些仿佛過於複雜的層次。所以，在這三個人出現之前我認為，劉小楓是中國最好的理論家，朱大可是最好的評論家。但這三個人出現之後，結論可能就要改寫了。朱大可我現在已很少看到他的文章，我想，一個人再聰明也必須接受啟示，否則總是要枯竭的，為什麼呢？因為人是受造之物。劉小楓的《拯救和逍遙》甚至一些隨筆小著顯示了他對於重新評論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但他企圖建立“現代學”的工程從根本上說是一次巴別塔行為，海德格爾的林中路的險境也許是他的未來。
那麼，這三個人到底在做什麼呢？這三個人沒有誰企圖建立一個體係，邊三個人也沒有誰隻想成為一個無根的評論家，這三個人為什麼對於文化的批判能如此犀利？對作品的分析能如此準確？對人性的洞悉有如此明亮的態度和結論呢？因為他們的武器來自於啟示，他們沒有建巴別塔的願望，從根本上說，他們甘當出口，並以此為榮耀。我以為，人類有三條線，一條是感性的線，即以東方文化為代表的線；一條是理性的線，即希臘文化，現在它造就了西方文化的沒落；另一條是啟示的線，即由《聖經》啟示出來的路。現在前兩條路已積重難返，我說的這三個人就是站在第三條路上，肩負某種使命的人，也隻有他們有這種能力來做這個工作，這主要是來自於他們的背景，而非他們的素質。也許劉小楓比他們更聰明，但他無能為力，因為他想站在第三條路上建造第二條路上的巴別塔，所以他的前途有限。反過來，如果這三個人放棄使命，仍會有另三個人來執行這個使命，因為使命既是神聖的，必有人蒙召出現，而文化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蒙召的人也必將走在第三條路上，用啟示的話語重新整理它。我之所以先說了如此冗長的話，是要讀者在這樣一個背景上認識傅翔以及這個人出現的意義，而不是把他的出現理解為文壇多了一個評論家，那意義並不大。在這三個人之中，謝有順可能寫得最成熟，邏輯的力量很強；朱必聖最深刻；那麼傅翔也許是最勇敢、最自由的了，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最不具備理論家氣質的理論家。
傅翔的寫作使人性和存在在當代文學中被討論的意義不再成為一個空洞。在這本書中，有幾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如《生存的擔子》、《藝術：回到源頭》、《文學：信仰失落之後》、《世紀末：小說絕望的反抗》等，都是直接以生存為論題的。在這些篇章中，傅翔以極大的勇氣直接介入了存在與信仰的話題，我想，這裏所提到的勇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於一個評論家和理論家來說，什麼是他所關心的問題是最重要的，是一切之始，看一個人所關心的問題就可以知道他的意義；或者說他知道他所關心的問題，但由於怯懦，他並不敢深入，那麼這個人即使再聰明，掌握著有力的武器，仍無法完成使命，因為他沒有勇氣，並知難而退，甚至急切近利，那麼他就缺乏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或哲人的基本素質。這個素質並不是此人建構文章的能力如何，而是探索真理的勇氣如何。我注意到在這本書中出現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比如關於信仰失落、世紀末的絕望、生存的擔子、藝術與源頭的關係、局外寫作、良心與責任、技術主義的沒落、聖潔與讚美、人類的邪惡、藝術的殞落等，這些都是圍繞20世紀藝術精神為中心話題的。傅翔的選題的確是比較大的，就某個角度而言，重要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比較大的問題。就目前我看到的文章，傅翔寫作接觸到的問題是最大和最寬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