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說，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我們也可以說，不怕貪官，就怕貪官有文化，這個文化，不是平常說文化水平的文化，而是官場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反貪腐，首先要反掉這種文化。
密切隔開群眾
石家莊市委門前的路禁止出租車通行，外地來市委辦事的人，打車走不到市委門口。消息傳出來，網上一片熱議。我很詫異，這是新聞嗎？隻要稍微大一點兒的城市，哪個市委市政府門口，沒有點兒針對老百姓的限製？政府機關，像河南某縣那樣，在平房裏辦公，早已是鳳毛麟角。不僅正經的市委市政府，就是法院、稅務局、公安局，也一律高大輝煌，門禁森嚴。我家鄉一個小小的縣級市，公安局大樓，看起來跟外交部差不多大。這些地方，從權力建築到權力廣場，再到權力馬路，一律戒備森嚴，裏麵的官員出來，動輒警察開道，沿途道路管製。
中國經曆過很長的帝製時代，在那個時代，政府衙門，從來都門禁森嚴，現在據說唯一保存完好的省級政府衙門，在河北保定的直隸總督衙門。門前規矩是，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當年如果有出租馬車的話，肯定也拉你不到衙門口。哪怕是個七品的縣令，出門也鳴鑼開道，兩虎頭牌：回避、肅靜，老百姓離得越遠越好。如果是知府大人、總督大人，那排場就更了不得。那是個講究等級的時代，講究政治隔離，通行黑箱政治，維持政治神秘性的時代，門禁森嚴，隔絕閑雜人等，有它的道理。可是，教科書告訴我們，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是人民政府。
曆史的記載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是打破等級界限的人，斯諾先生在《西行漫記》感慨道，一係列被國民黨政府懸賞十萬大洋的中共領導人，從毛澤東到彭德懷，門口隻隨隨便便地放了一個警衛，人們相互串門，推門就進。根據很多當時人回憶，延安時期的老百姓想要見到領袖，似乎很容易，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見。看那時候的老照片，領導人的合影，似乎並不按嚴格的等級，大家隨便一站，位於中間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對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麼一來，當年密切聯係群眾的原則，悄然變成了密切隔開群眾。官員但凡到了一定級別，衣食住行，在製度設計上處處考慮的是跟老百姓的隔離，住是有人把門的大院，辦公是有人站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開道的一路暢通，就算是下來走訪群眾，有關部門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隨便見，路線不能隨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見領導，即使領導有心見，也難過上青天。
當然，如果我們是一個恐怖主義活動猖獗的國度，動輒暗殺，爆炸，這樣戒備森嚴，也有道理，但是好像我們中國在外人看來，是個相當安全的地方，恐怖襲擊不是一點兒沒有，但大體限製在某些特定邊遠地區。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府機關的這種門禁森嚴的狀況，在20世紀80年代還不嚴重，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財大氣粗之後，擺闊擺出來的。富裕地區擺．不富裕的地區跟著，巍峨氣派的政府大樓蓋出來，講究和排場也就來了，輝煌氣派的大門，門前寬大的廣場，沒有人站崗怎麼行？不設幾條禁令怎麼了得？權力建築，得有森嚴的崗哨與此相配，豪華的座駕，得有警車相配，更得有相應的製度規定與之相配。就這樣，政府機關人為地跟自己的人民隔得好遠好遠。幹部和群眾，被精心地隨時隨地地跟人民群眾隔開，越遠越好，時間一長，被隔開的人民群眾有了怨氣，幹部還真的有了危險，當然，也就更有理由，加強保衛，加強隔離，但是我們不知道，這樣下去，將要伊於胡底？
中國版的波將金村為何總是生生不息？
沙俄葉卡捷琳娜女皇時代的大臣波將金，在世界史上大大的有名，他的出名，不在於他是女皇最得寵的寵臣兼麵首，而是他為了討女皇的歡心，在他的領地用畫筆搭建了一些美輪美奐的假村莊，從而在世界史上留下了一個專有名詞，代表弄虛作假的“波將金村”。
波將金先生已經死了好幾百年，但是這老先生的創意，卻總是有人繼承過來，發揚光大。這些年來，中國版的波將金村，總是壓不住地往外冒，一會兒是甲地，一會兒是乙地，雖說是中國版，但路數跟波將金都差不多，無非是迎接領導視察，參加文明、衛生之類的城市評比，把路邊街旁顯眼的地方，領導有可能看得見的所在，能塗就塗，能抹就抹，實在抹不了、塗不上的地方，就建道牆給遮上，牆上畫上最好看的畫。稍微有點兒創意的地方是組織群眾擺樣子，彩旗飄飄，鑼鼓喧天，人人穿上漂亮衣服，擺成各種姿勢。比如前段時間大學評估，有些學校組織學生在校園裝模作樣看書、討論，背後還有步話機遙控，提前告知做樣子的學生，評估委員正在接近你處，馬上進入狀態！
網友爆料，河南焦作，為了迎接創建全國衛生城市活動，居然又開始在全市建設“波將金村”，“不僅關閉了市區內所有中小飯店、報刊亭、中小理發店，而且某些路段的飯店還在一夜之間被迫‘轉行’。飯店變成了五金批發店，賣冰棍的變成了拉丁舞培訓中心。害得市民和外來的旅客，吃不上飯，理不了發，買不到報紙。” （《華商報》2009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