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尼記得當她開始接手這項工作的時候，她覺得如果一個正派的人，而且是個基督徒，那麼就該對所有人友善。“難道他想做的那些就一點兒意義都沒有？”羅尼問道，“我是說，我的父母也無比憎恨希特勒，但是他們還是覺得‘他也是上帝的孩子’。我覺得這才是基督徒該有的態度，但是這場審訊改變了我的看法，讓我覺得基督徒怎麼可以這麼惡毒。”
就在前一天，羅尼接到了厄尼母親派特的電話。“她通知我說再也不要跟他們談這件事了。她說在她全身心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時候（主要是說我，還有那個該死的律師），我正在摧毀她的生活！我是說，我不是有意要邀功，但是如果不是我和強尼，他們根本也不會想到可以得到一顆該死的腎！”
她隻是希望醫院能盡快安排移植事宜。因為查爾斯一直被認為是個危險分子，派特曾被警告要多加小心，最好盡量對捐贈的事情保密。“我不指望能得到鮮花和巧克力的褒獎，但我們一直盡最大努力不去影響厄尼的生活，我們在盡力挽救他。”
羅尼氣得喘著粗氣，不再說話。等她情緒平複了一點兒，她開始哭。
那天晚上，獄警拿著鑰匙和手銬押走了查爾斯·庫倫。
他走進聖弗朗西斯醫療中心。就算他們知道原因，他們也不會說，他們又給了他一件紙做的長袍，把他銬在床上，然後開始準備抽血。角落裏的電視一直開著，有時候是國內新聞，有時候是奧普拉脫口秀。一天過去了，他想：“又來了！這不是為了捐贈事宜，是另有隱情。”
獄警早上又來了，他們把他帶到樓下，但是不說原因。他隻是被命令這麼走那麼走。他被告知，他現在不叫查爾斯·庫倫，叫強尼·奎斯特。醫生稱呼他奎斯特先生，護士則叫他約翰。庫倫覺得這很蹊蹺，他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雖然他們不說，但是他覺得他們給他吃了鎮定藥，這讓他總是昏昏欲睡。他們還讓他填寫一些表格。他拿著筆，不知道自己該簽哪個名字。“簽你該用的那個。”醫生說。查理在紙上簽下“強尼·奎斯特”。其實這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他們又給了他另一個表格，讓他簽上“查爾斯·庫倫，又稱強尼·奎斯特”。當他這麼簽的時候，護士把臉扭過去假裝沒看見，這本來就該是個秘密。接著他們又給他打了一針，他感覺像是死了一樣。
大約半小時以後，強尼·奎斯特的腎被放在一個紅色的保鮮箱內，被護送上直升機。他們向北飛過曼哈頓和長島，飛到特倫頓。8月18日的一個仲夏之夜，漢普頓的周末旅行客們開車經過斯通尼·布魯克醫療中心，車很多，排著隊緩慢向前走，車燈把黑黢黢的山路點亮，就像是正在施工的畢爾巴鄂港。
上午8點的時候，急診大廳就像停屍房一樣安靜。一個門衛在讀昨天的舊報紙，暗無燈光的禮品店裏隻有一些氣球。手術室在四樓，同層還有燙傷科和放射科。厄尼躺在手術台上接受麻醉，被一群戴著口罩、穿著藍色手術服的人包圍著。他的左腹部被切開一道口子，其他組織被鋼鉗撥弄著。強尼·奎斯特的腎髒跟主刀醫生的手差不多大，猶如一顆深粉色的大蠶豆，被小心翼翼地放進厄尼的骨盆裏，腎動脈上的血管需要接在厄尼的主動脈上，以完成對腎髒的供血。醫生用5號縫合線把它和厄尼的血管對接好。幾小時後，隨著手術鉗離開髂外動脈，腎髒供氧後又變回嫩粉色，這一刻，也宣布了強尼·奎斯特的腎成功移植進了厄尼的身體，厄尼迎來了第二次生命。
在手術燈下，這個醫學奇跡看起來隻是藍色消毒床單下一個簡單的刀口，但其實這是身體內無數細小的血管和分支的融合，像是無盡的霜晶體，通過這些微小的血管過濾血液，把有毒的物質排出體外。
民事審判隨之而來，但最終新澤西所有控告醫院的訴訟都私了了。文件被密封了，再也不會有控告任何庫倫工作過的醫院或者醫院管理層的法律訴訟了。
新澤西立法機關州議會根據查爾斯·庫倫的案子通過了兩項最新的法令。2004年的病人安全法律，增強醫院對於所有“可預防的惡性事件”的監管，尤其是對大型醫院健康中心的醫療器材和醫療藥物的監管。2005年又通過了優化後的補充法令，要求醫院向消費者事務局報備（包括護理委員會），以確保在職的都是有護理醫療資質的從業人員，並且記錄7年內所有涉及病患問題的投訴和處分。這些措施在35周內采用。遵守法令的醫院將不用承擔那些可能出現在他們記錄中而引起的民事糾紛，而不遵守規定的醫院也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