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
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提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80年代初，鄧小平又高瞻遠矚地提出“要兩手抓”的治國方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概念”的提出以及“要兩手抓”治國方略的製定，應該說是鄧小平設計開放的中國以及構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本成熟的重要標誌。
鄧小平提出“要兩手抓”並且要求做到“兩手都要硬”，從大的方麵或者從戰略上來說，主要是強調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要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當然也還有其他具體工作中的“兩手抓”，如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等等。時至今日，“兩個文明一起抓”已經不是一句動員的口號，也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和戰略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是一個曆史性的現實問題。能否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關係到中國向何處去，從而也直接影響世界的發展走向。麵臨時代的挑戰，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肩負著神聖的曆史使命，應該責無旁貸地建設好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把馬克思主義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離卻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兩個不可離卻的曆史範疇，其內涵應該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變化發展的。也許正因為這樣，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本內涵及其相互關係的討論或者說論爭從來也就沒有停止過。
文明是人類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社會現象，是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不斷變化。何謂文明？“文明”二字最先見於《易經》：“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這裏，文明一詞雖然帶有某些神秘主義色彩，但文明是代表美好和光明的。以後有人說，“辟草昧而致文明”，“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秀而光明也。”這也說明文明的本意是代表真善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文明時代是這樣解釋的：“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產生的時期。”這個解釋更多地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的。但我們可以看到，從廣義上來說，文明是人類開發程度和社會曆史進步的標誌，所反映的是人類創造的有積極進步意義的成果，是積極的進步的文化發展所達到的一定程度和水平。因此，文明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人，是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和解放程度；它的實質是人通過自身的力量的對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達到超越自然限製的能力和水平，不斷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係，說到底，則是一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
在文明國家，關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討論可謂曆經久遠。特別是本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關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兩個概念內涵規定及其地緣歸宿，成了1923年“科學與人生觀”激烈論戰的一個主題。
1921年，《東方》雜誌發表的關於《文明進步之原動力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關係》的署名文章，認為“物質文明者，所以產生生活資料，開拓環境，致力於社會狀態之改善，而致力於農工商業及其他一切經濟的活動並政治的活動等，人類努力之表征也。精神文明者，從內部努力增高人類本質之表征也，是皆吾人所以努力實現人類及社會之進步、調和、安定、幸福、真理、正義、美、信仰等之思想”。綜觀當時的論爭，一個普遍的觀點是把物質文明歸結為“心外的生活”即物質生活，而把精神文明歸結為“心內的生活”即精神生活，並且認為二者有著“不可離卻”的關係，就連梁啟超先生也確信人類“精神生活不能離卻物質生活而獨立存在”，“人類之物質生活，應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發展為限度”。
應該指出，在“科學與人生觀”論爭中的“玄學派”們，則把科學作為物質文明的一部分，而認為科學不能解決屬於精神文明範疇的人生觀問題，把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看成是“互不關礙”的。同時，他們還認為西方文明就是物質文明，東方文明就是精神文明，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屬於西方和東方，認為“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兮，故其結果為物質文明”。針對當時把科學與人生對立起來，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屬於西方和東方並宣稱科學破產的觀點，胡適先生於1926年寫了《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西方過去二三百年”“科學知識的積累”所引起的社會進步為西方科學文明辯護，認為任何一種文明都既是物質的，包括自然界的力量和質料，又是精神的，包括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也就是說，任何文明都是人類用心思智力作用於自然界的質和力的結果。
以史為鑒，回觀鄧小平關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思想，我們可以發現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對曆史的超越意義。
鄧小平把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經濟這個基礎作為物質文明的主要內容。在他看來，物質文明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結果，“把經濟搞上去”，“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則是物質文明的主要表現形態。鄧小平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後，一定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這個論述實際上是鄧小平對“物質文明”內涵的界定或者說給物質文明以一個明確的定義。特別是從改革開放十多年的實踐來看，鄧小平更是明白無誤地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作為建設物質文明的主要任務貫徹始終的。可以說，實踐已經為物質文明的內涵作了很好的界定。
至於精神文明，鄧小平明確指出：“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誌式關係，等等”，“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屬於精神文明的範疇”。鄧小平關於精神文明包含的科學教育文化和政治思想道德兩個主體內容的界定，是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從鄧小平關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內涵的界定來看，起碼可以得出三條結論：一是科學本身當然包括社會科學是人類理性和力量的證明，對人類社會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涵。而作為精神文明的“科學”及其應用形態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成為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時，科學技術就成為物質文明的重要內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學同屬於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範疇。二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進步程度必不可少的標誌或者說兩個尺度，也毫無例外地有機統一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中，隻是由於發展不協調，出現畸輕畸重的現象，不可能有其一而無其二，二者互相聯係，互相製約、互相促進，密不可分。物質文明為精神文明提供物質基礎和活動載體，精神文明為物質文明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因此“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三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包括的科學教育文化和政治思想道德兩個主體方麵的內容也是高度統一的，互相滲透，互相促進，不能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時必須一手抓科學教育文化的發展，一手抓政治思想道德建設。這些結論歸納起來也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就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做到“兩個文明一起抓”。
二．重要的是堅持社會主義製度
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的大道憑空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討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時，必須堅持全麵的、曆史的、發展的觀點，把精神文明放在整個世界大局和國家發展大局中加以考察。冷戰結束後，特別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斷言，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失敗，西方思想取得了勝利，人類意識形態已經消解，階級問題已退居次要地位，世界已經進入大同狀態，再不會出現什麼新的社會形態了。一時間，什麼“曆史終結論”，什麼“文明衝突論”，什麼“後殖民主義論”，什麼“無國界論”等等，可以說甚囂塵上，應有盡有。其目的在於進一步削弱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民族獨立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原則界限，以便促使他們順從地接受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照搬西方政治經濟模式，在這樣一種輿論氛圍中，西方敵對勢力竭盡全力，幹著“西化”、“分化”社會主義中國的勾當，妄圖把社會主義中國重新淪為西方國家的附庸和殖民地。在這種日趨複雜的國際鬥爭情勢下，我們國內實際上也曾經潛存著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股思潮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上鼓吹私有化，反對以公有製為主體；在文化上鼓吹西方化，反對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非但如此，這股思潮還極力主張仰仗西方勢力，裏應外合，企圖把中國的一些內政內務問題國際化。麵對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麵對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思潮，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應該頭腦清醒，做到心中有數，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正如鄧小平所說“到什麼時候都得講政治”，堅持社會主義製度不動搖。
馬克思曾經指出：“生產關係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為一個處於一定曆史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特征的社會。”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的社會製度，它在社會經濟、社會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麵都具有區別於其他任何社會製度的獨特特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質要求和基本特征。這個本質要求和基本特征告訴我們，在我們國家搞“兩個文明”建設，重要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製度。
文明，自人類社會在經曆了漫長的蒙昧和野蠻時期之後，隨著生產的分工和發展，再現了私有製和階級，氏族公社解體，人類“就走到文明時代的門檻了”。幾千年來，隨著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依次經曆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等社會形態，文明的內涵總是隨著社會形態的變更和社會的發展不斷變化發展著。但不論如何變化，文明總是代表美好，總是人類開化、社會進步的標誌，而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總是帶有濃厚的階級色彩和政治意識。任何社會文明和文明社會，都是由政治、經濟和文化組成的“三維”結構，從文明意義層麵來說，都有製度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製度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互為條件，互相影響，統一於一個確定的社會之中。對於一個社會來說，製度文明是前提，決定著這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物質文明是基礎，決定著這個社會的經濟實力和富裕程度；精神文明是保證，展示著這個社會的思想實質和精神風貌。既然製度文明是前提，決定著社會發展方向，那我們就必須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置於這個大前提之下，而不能忘記和丟掉這個大前提。綜觀世界各國，應該說都是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的。鄧小平還特別讚許新加坡社會秩序好，管得嚴，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但這些國家的製度是資本主義的，因而他們的“兩個文明”的內容就另當別論了。還必須看到，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冷戰的結束並不是曆史的終結，並不表明人類社會發展不會出現更新的形態。因此在我們國家建設兩個文明，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太重要了。這不僅是精神文明建設本身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要求。“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這些民間的說法，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深遠的曆史意義。
學習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鄧小平堅信社會主義製度優於資本主義製度，對社會主義充滿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心。應該說，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進程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形成的。這個“新”我想主要是“新”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改革開放”；要搞“市場經濟”等方麵。但是，在鄧小平心目中，這幾個“新”的前麵都有一個大前提，就是社會主義。正如鄧小平所說，“很多人隻講現代化，忘了我們講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腦子裏麵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對於改革開放，鄧小平則把它與“四項基本原則”並列起來，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認為“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至於市場經濟，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所以我們明確地提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