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談的發展
經過東漢末年兩次黨禍的大屠殺以後，讀書人不敢評論實際的政治了。他們的談論，由政治方麵轉到人物的方麵去。所謂人物，並非那些當朝掌政的偉人，隻是古代的或是鄉黨的人物而已。采取這種題材，較可自由發揮議論，不致於觸犯國法。而自己的牢騷憤慨，也可藉此發泄一點。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談論的風氣就一天天地興盛起來。
郭林宗是漢末的一個大名士。他由儒人道，善於保身，所以黨禍起來，他卻安然地保全了性命。在那一個亂世，這種進不傷德、退可保身的人，正為士林的模範，所以當時的人無不景仰他稱讚他。範滂批評他說：“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在這幾句話裏，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人的品行是極其高尚的。本傳說：“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嚐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他這種品行和風度，正是魏晉時代名士的理想典型。本傳又說他“善談論，美音製，……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可知他既善於談論，又善於鑒別人的賢愚善惡。最妙的是他的言語表現能恰到好處，沒有什麼危言核論，免得傷人或是犯法。他批評袁奉高、黃叔度二人說：“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幹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見本傳）他這種有幽默有詩意又有褒貶的辭令，放在魏晉的清談裏，自然也是屬於上品的。
談話的內容不管它是什麼，但談論的時候，必得有對象。因此同郭林宗往來的朋友，也都是善於談論的人。《後漢書·謝甄傳》說：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嚐不連日達夜。
又《符融傳》說：
符融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驚嗟服。
又《邊讓傳》說：
邊讓少辯博，能屬文。……議郎蔡邕深敬之，乃薦於何進曰，……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
到了許劭，這種談論的形式更趨明顯，談論的內容，也更加確定了。《後漢書》本傳說：“少峻名節，好人倫。……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靖是許劭的哥哥。《蜀誌》說：“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可知他們兩兄弟，都是以評論人物聞名鄉裏。因此曹操在微賤的時候，卑辭厚禮，請求他品評一下，許劭看他不起，不肯說什麼。後來因為曹操的脅迫，許劭不得已說了兩句：“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聽了覺得很滿意，便高高興興地走了。由這一件故事看來，那時候許劭的品評人物，有一點像現在的看相算命，收受人家的禮物，似乎是有點職業的意味了。
由上麵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在東漢末年，一般高人逸士之流，都歡喜談論，其談論的內容，是偏重人物的品評。他們的思想似乎是以儒學為根底，鑒別人物的方法，似乎隻是憑著個人的直覺的觀察。所謂老莊的玄學色彩與名家的論辯方法，對於這一些人的談論，還沒有多大的影響。但是談論的風氣，已由他們開了，讀書人士，都覺得談論很有樂趣，大家都注意起來了。這種風氣對於魏晉清談的發展，自然是很有影響的。
三國時代的政治情形，同戰國時候很相像。軍閥割據一方，各人都想擴展地盤，以圖進取。在這種現狀之下，儒家的德化政治，自然是無人過問，代之而起的，是法術縱橫家了。握著實權的人，采取法術權謀的政策，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縱橫家是辦外交和當說客的人，非靠言語不可。當時魏、蜀、吳三方鼎足而立，有時和有時戰，各方來往的使臣非常頻繁，無不是用言語取勝。所謂武力戰與辭令戰，在三國時代是同樣重要的。《三國演義》內的諸葛亮舌戰群儒，雖是一段小說的描寫，然而當時縱橫家活躍的情形，確是非常利害的。大概蘇秦、張儀之流，成為當日政客們的景仰者了。難怪曹操在求才的命令裏，把蘇、張和伊、管相提並論。我們讀《三國誌》，可以看見許多有點政治眼光的聰明人，常常以巧妙的言語，得到升官發財的機會。這種風氣一開，於是一些窮困之士，都步著蘇秦、張儀的後塵，留心縱橫之術的言語學，想以此幹祿取利了。到了晉朝，這種風氣還是存在。稱為名士的王衍，就是一個學縱橫之術的人（見本傳），後來，受了老莊學說的影響，才轉到哲學的玄談上去。
縱橫家因為政治上的需要，走這條路的人自然就會多起來。於是言語為人所重，大家都注意它學習它了。不用說這種縱橫家的言論，完全是屬於政治的，自然不能算為清談。但是，他們那種尊重言語的風氣以及對於言語藝術的修練，給予清談以相當影響的事，我們是必得承認的。
因為要研究言語的藝術，求官從政的人，取法於蘇秦、張儀的縱橫術，學術界中人必得注意惠施、公孫龍那一派的辯論學了。惠施的曆物十事，公孫龍輩的二十一事，載在《莊子·天下篇》裏，是成為名家的重要文獻的。他們所講的，歸納起來，隻是時間空間的分割區別都非實有，天地間萬物的大小同異都非絕對，以及知識論名實論的種種問題。而這些問題，其根底都以老莊的哲學為歸宿。他們的思想雖是如此，但他們在表現方麵，卻建立一個新的論理係統。當時的人們，還沒有受過論理學的訓練，看了他們那一套理論，覺得有點顛倒是非強詞奪理的毛病，說他們是詭辯。《莊子·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也說：“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這一派人的學說，在古人看來，隻是故作琦辭怪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在現在稍稍有點初步的論理學知識的人，覺得他們所講的非常平凡淺顯，並沒有什麼可奇可怪的地方。兼以他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在儒家看起來，說他們是異端。因此在戰國曾盛極一時的名家，到漢代幾乎中絕了。在那一個長時代，似乎隻有那個以滑稽著名的東方朔，稍稍懂得一點。《鹽鐵論·褒賢篇》雲：“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所謂消堅釋石，就是離堅白的意思。可知東方朔至少是讀過公孫龍的著作的。自此以後，就默默無聞了。
到了漢末，高人逸士的談論風氣與政客們的縱橫術興盛起來，於是這一派名家的學說，也就在讀書界複活了。我們在古書上，可以發現許多材料，證明惠子、公孫的思想理論，在當日的學術界非常流行，遠非兩漢時代那樣的衰微寂寞了。
《三國·魏誌·鄧艾傳》引荀綽《冀州記》說：
爰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采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
又魏劉劭《趙都賦》雲：
論折堅白，辯藏三耳。（《太平禦覽》四百六十四）
可知在魏時，已經有許多人在研究名家的學說，采取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而享盛名了。劉劭受名家的影響更深，他的《人物誌》正是根據公孫龍的名實論和他的論證方法，而對於人物的性情才能各方麵加以分析解剖的好作品。到了晉朝，那種傾向更是明顯。
《晉書·魯勝傳》說：
魯勝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者莫複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又采諸家雜集為《形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爰俞是采取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劉劭是取其論學的方法，以寫著作，魯勝卻是進一步，直接研究名家的學說的。他一麵提高名家的地位與辯論的價值，說名學是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孟子、荀子的非難是不對的；同時慨歎名家學說五百年的亡絕，所以他為《墨辯》作注以外，更采諸家之說，著《形名》二篇，表揚名家的真義。他同當時文壇的巨子張華很相好，他的作品在當時的讀書界，一定是很流行的。可惜《形名》二篇早已散亡，我們現在無從考察其內容了。
又《世說新語·文學篇》說：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谘問。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阮光祿是阮籍的族弟阮裕，是當時一個曠達的名士，清談大家，王羲之對他推崇備至。劉恢以善談著名，講到清談辯論，似乎還比他不上。劉恢說過：“我人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複近思曠旁（阮裕字思曠）。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見《晉書》本傳）阮家子弟，風氣習尚大略相同，阮裕既是精通名家學說，那麼阮籍、阮鹹、阮瞻、阮修之流，想都是研究過的。或者阮裕在這方麵的成就較為好一點，所以謝安請他作先生，演講白馬論。同時我們又可推想名家學說在當時一定很流行，因此謝安在少年時代就開始學習，以備後日應用。可知惠施、公孫龍那一派的辯論學，在當日清談人的眼裏是非常重視的。大概那種學問中絕了幾百年，善於講論的人很少，所以阮裕看見謝安講了還不懂，便說出不僅能言人難得，就是了解的人也很難得的感慨的話了。在《列子·仲尼篇》“白馬非馬”的句下，張湛注雲：“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這與阮裕說的能言人不可得的意思，大略相同。但從“多有辨之者”那一句看來，當日討論那一派學說的人，一定是很不少的了。《世說新語·文學篇》又說：“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人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清談家是以老莊的玄學思想為主體，同時又要研究名家的學說。司馬道子覺得惠施其書五車，沒有一言人玄，所以發出這樣的疑問。謝玄的回答，當日很受人稱讚，其實是不對的。在他那有名的曆物十事內，已經建立了他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人生觀好像有點像墨子的兼愛主義，但他的宇宙觀卻與莊子《齊物論》內的觀念是一致的。從這一點，我們推想當日講惠子、公孫的人恐怕隻注意白馬非馬堅白同異那一種奇辭怪說的辯論，沒有人把那些例證歸納起來，研究他們思想的歸宿。所謂“忘其精義，取其粗言”，這種現象是免不了的。由司馬道子、謝玄們的問答看來，他們確是承認惠施隻是詭辯不是玄學了。
在葛洪的《應嘲篇》內，也有類似的意見。他說：
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意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毛，犬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敖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
他在這裏也隻是注意到他們的示巧表奇的辯論，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哲學思想。同時又可看出當日文人的著書，都受了惠子、公孫的影響。所以他說那些難驗無益之辭，靡麗虛言之美都是無用的東西，葛洪是一個深受老莊思想的高等道教徒，但他對於清談中人的態度與行為，是表示不滿意的。他在《疾謬篇》內，對於那般人曾下過激烈的攻擊。他說他們“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清談派也是尊奉道學口談莊老的，葛洪因為不滿意他們那種行為態度，所以罵他們是誣引老莊，並非道家的正統，很感慨地發出嗚呼惜乎的歎息了。但他指出當代文人的著書，受了惠子、公孫一派的辯論學的影響，這卻是真實的事。劉劭的《人物誌）固然是最明顯，就是在阮籍、嵇康、向秀、裴（頠簡）的許多論文裏，都可以看出作者的頭腦，是受過論理學的訓練，所以行文那麼謹嚴，條理那麼清楚。因意立論，設例求證，或是分析，或是歸納，而得出最後的結論來。同前人那種抽象陳辭，平鋪直敘的文章比較，那種分別是非常明顯的。葛洪或者要說他們是示巧表奇、趨時誑俗，但我們覺得這是一種進步，是作者的頭腦受了論理學的訓練以後的一種進步。
因政治環境的惡劣，東漢末年的高人逸士開始了談論取樂的風氣。三國時代軍閥政治的建立，縱橫家大得其勢，於是言語辭令為時人所注重，跟著惠子、公孫那一派的論辯亦為時人所學習所研究。因為儒學衰微，玄學興起，那種重德行輕言語的觀念，便失去了力量，加以玄學的哲理，比起儒家所講的那些平淺的倫理道德來較為玄妙神秘，適合於談論的資料。因為這種種原因，直接的或是間接的，促成了魏晉清談的發展。偏於名家的成為名理一派，偏於玄學的，成為玄論一派了。
二、清談的派別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裏，說清談起於魏正始中的何晏、王弼，這是不確的。在建安時代，已有清談這件事了。張墦《漢紀》記鄭泰對董卓說：“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五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魏誌·鄭渾傳》注引）又曹丕在做皇帝以前，寫信給鍾繇說：“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咀噱，不能離手。若權複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談。”（《魏誌·文帝本紀》注引《魏略》）荀公便是荀爽，是一位出自儒家的高士，時流所重的有名人物。他的侄子荀悅和孔融相友善，也很歡喜談論取樂，旦夕不止（見本傳）。可知談論的風氣，從郭林宗開始以來，到這時候是非常興盛了。在從前隻稱為談論，到了建安正式提出清談的名目了。不過當日稱為清談的範圍很是廣泛，像孔公緒那種縱橫式的政論，也包括在內麵。至於荀爽的言論，在鍾繇給曹丕的信裏，還保留幾句。他說：“臣同郡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魏誌·文帝本紀》注引《魏略》）這幾句話倒是很有意義，確是帶著魏晉清談的本色的。
魏明帝太和年間荀粲與傅嘏的會談，是魏晉清談史上的一件重要事體。何劭《荀粲傳》說：“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見《魏誌·荀或傳》注引）在這裏，明顯地告訴我們，清談一開始，就分成了兩派。這兩派人的思想行為以及談論的內容，都有不相同的地方。名理派雖也有老莊的思想，但以形名家為主，談論的內容，較為切近實際。在處事行政方麵，保持法家的精神，也不反對儒家。所以他們的行為並不浪漫，生活謹嚴，辦事極有規律，因此這一般人對於當日士大夫的過於虛浮放誕，表示反對。如傅嘏、劉劭、鍾會、裴（頠簡）、孫盛之流，可稱為這派的代表。玄論派以道家的思想為主，談論的內容。都是一些玄妙的問題，如“無為”，“養生”，“夢”，“情無哀樂”，“言盡意”等等，是他們最歡喜的題材。他們反禮法，薄儒家，因此他們的行為浪漫放縱，無論當官在野，無不是肆情酒色，不負責任，引起後人種種惡劣的批評。幹寶在《晉紀總論》裏說：“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玄論派的思想行為，確是這種情形，但名理派並非如此。不過在魏晉的清談史上，名理派人物不多，勢力頗小，於是玄論派便成為清談的正統了。後人的言清談者，都是以玄論派為標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