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堪稱中國商幫中最值得重視和尊敬的群體，這不是時下跟風，而是有曆史的原因和事實的依據。浙商群體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她的育成有著多方麵的因素。首先，浙商成長的自然環境與人文基因有別於其他。浙江麵海通江，處在一種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而人多地少、單憑土中刨食難以維生的困境，使得從事工商業活動成為一個合理的選擇。這種工商業活動的發展，則離不開浙江尚文重教的地域文化優勢，離不開浙東學派長期以來“工商皆本”的呼籲，離不開當地民眾敢於衝破清規戒律的勇氣，更離不開浙江人通過複雜的親緣、地緣和業緣關係構建起來的經商網絡。其次，浙商興起的曆史過程與基本狀況不同。唐、宋以後，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浙江被稱為“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明代之後，一種新型生產關係的萌芽最先在浙江出現，就在這一時期，形成了在中國聲名遠播的龍遊商幫和寧波商幫，史有“遍地龍遊”和“無寧不成市”之說。鴉片戰爭後，中外通商交彙的步伐大大加快，海風拂麵，大大刺激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興起，社會經濟發生千百年未有之巨變。大膽聰明的浙江商人善於把握機遇，以家鄉為基地，以上海為中心，以全國乃至海外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波瀾壯闊的經商活劇，浙商也成為近代中國史上最為活躍的地域性資本家和企業家集團。
我們今天所稱道的浙商群體，就是數百年來龍遊商幫、寧波商幫等商幫的延續。一百多年來的“洗禮”，使得她能夠從晉商、徽商、粵商、閩商等商幫群中脫穎而出，獨樹一幟，成就當今中國“第一商幫”的美名。這裏對於近現代以來浙商群體的曆史地位和發展趨勢，想談談三方麵的看法：
一、作為引領時代潮流的傑出商幫，浙商的曆史功績是不可抹殺的。
浙商自近代以降，異軍突起,迅速取代了曆史上曾叱吒風雲的晉商、徽商，成為了中國第一大商幫，這是曆史事實，不再贅言。我要說的是，在浙商崛起的一百多年中，到底有什麼不同凡響之處，使他們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且繼續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答案或許隻有一個，那就是浙江商人群體所表現出的順應時變、圖存競勝的能力，這是他們身上鮮明的時代特征，造就了一支永不落伍的堅強隊伍，也為他們的時代貢獻出了寶貴的物質與精神財富。
浙江商人善於抓住機遇，引領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潮流。鴉片戰爭以後，實行“五口通商”政策，寧波、上海等相繼開埠，使得原本就較為活躍的浙江商人更加如魚得水。那個時期，浙商主要以寧波為根據地，以上海為橋頭堡，以長江中下遊乃至京津、香港等地為活躍場所，廣泛涉足工商行業，創造了許多“第一”，為推動傳統產業轉型以及一代先進生產力的應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從沙船到輪船的轉化過程中，是寧波籍買辦捷足先登，集資向英國商人購買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寶順號”。其後，葉澄衷、虞洽卿等一批浙江商人先後涉足輪船航運業，與外商一爭高下，開拓出了一片新天地。尤其是虞洽卿先後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及三北輪船公司，打破了洋商輪船和官辦輪船的壟斷局麵，成為當之無愧的民營航運業翹楚。比如從錢莊到銀行的轉型，浙江商人亦執近現代金融業之牛耳。童今吾發起創辦了中國墾業銀行，劉鴻生創辦了上海煤業銀行，秦潤卿創辦了上海棉業銀行，項茂鬆創辦了寧波實業銀行，鄔挺生創辦了中華勸工銀行，黃楚久創辦了日夜銀行等等。當時較有實力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南三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其董事和經理，也多由浙江商人出任。通過投資組建和不斷滲入新式銀行，浙江商人的金融勢力大增，“掌握著金融上的權力，而無可與之匹敵者”。銀行之外，浙商在證券、保險、交易所、信托公司等新興的金融行業中也是獨占鼇頭，中國第一家華人自辦的證券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皆出自於浙商。再比如，在新式商業興起的過程中，浙江商人也引領著時代潮流。上海的許多新興行業，都是由浙江商人率先經營，或者是由浙江商人後來居上，成為中堅力量。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五金大王”葉澄衷、“火柴大王”劉鴻生、“航運大王”虞洽卿、“娛樂大王”黃楚九等。浙江商人還紛紛投身實業活動，廣泛活躍在紡織、製藥、火柴、化工、水泥、煤礦、電器、機械製造等行業中，幾乎囊括了近代中國所有的新興工業門類。另外，浙江商人還順應時變，在寧波、杭州、紹興、嘉興、金華、溫州、湖州以及省外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地設立商會，不僅以主人翁的姿態把本省的商會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還成為外地一些商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成員，扮演著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寧波幫為代表的浙商群體則對上海近現代化的演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尤為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