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王文參的《 五四新文學的民族民間文學資源 》
“五四”是一個曆史概念，也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時代。它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段曆史，更是一種救國救民、追求自由的精神。這種精神也貫穿在文學中，就形成了“五四”新文學。“五四”新文學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上最華麗的篇章之一，對“五四”新文學及其源頭的研究曆來都是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很多研究者把視角聚集在“五四”新文學的曆史或思想淵源等方麵，王文參先生的《五四新文學的民族民間文學資源》（民族出版社 2006年版）一書，則將目光轉向了“五四”新文學的民族民間文學資源上，對“五四”時期民族民間文學進行多維透視，從而揭示了民族民間文學對“五四”新文學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西方文化視域下本土文化的開掘
“五四”是一個變革的年代，這個年代一個響亮的口號就是“破舊立新”。文學也麵臨著同樣的命運，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舊文化該如何走出困境已迫在眉睫。在反傳統的大背景下，一批留學西方的知識分子開始依靠西學，試圖用西學改變中國的落後現狀，文學也走了一條向西方學習的道路。如“五四”革命刊物《新青年》就大量譯介世界近代文學名著，為“五四”新文學提供有益的滋養。在整個“五四”新文學研究領域，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對準了西方文化，依此來探究“五四”新文學發展的淵源。但問題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我們該如何看待和麵對我們的文化傳統，尤其是該如何繼承？如果說“五四”新文學完完全全的背棄了傳統，這顯然是一個悖論。“五四”時期，很多知識分子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也意識到傳統文化的價值，在創作中批判地繼承著傳統文化。在“五四”新文學研究領域，對傳統問題的看法觀點紛呈，有研究者認為“五四”新文學源於晚明，也有研究者認為“五四”新文學源於辛亥革命，還有人認為源於魏晉南北朝……，而對“五四”時期民族民間文學資源的研究則少之又少。王文參先生將目光對準了“五四”新文學的民族民間文學，這不僅僅是研究視野的開拓，也是對中國本土文化深遠影響的重新開掘。
王文參先生通過對胡適、周作人、李大釗等人對“民間”的概念進行總結後指出：“‘五四’新文學革命背景下的民間文學意識中的‘民間’含義，基本是指中國封建農村的生活空間，與最廣大的農民密切相關，《五四新文學的民族民間文化資源》中的‘民間’也就認同農民人口占大多數的地區。”王文參先生所概括的“民間”的概念顯然不同於當代文論中的“民間”概念，而前者是中國傳統的民間內涵，也是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民間”。在“五四”時期，作家把目光對準民間，一方麵是新文學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麵是思想啟蒙的需要。在全球化語境下，王文參先生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民族民間文學資源上，顯然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推崇，對爭取民族話語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正如他的導師程金城教授在序言中所言：“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對其源頭即‘五四’新文學的探討曆來是一個熱點，研究者投入的精力很大，有定論的成果也很多，因此也很難有所突破。特別是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過程、範圍、性質等的描述和研究，似乎更難有新意。然而，王文參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新著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這種印象，使我們對以往文學史中的事實的完整性和描述的客觀性產生某些質疑，啟示我們有必要重新去考察和研究現代文學史現象，並重新審視其意義。”
二、“民間”精神的追尋
王文參先生在《五四新文學的民族民間文化資源》一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民間精神這一概念，但是作者顯然要從他的研究中凸現一種精神，這就是民間精神。筆者認為這種“民間”精神應分為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民間文學所表現出的自由、質樸的精神；另一方麵是作家深入民間、表現民間的精神。
王光東在《民間的現代價值》中，認為民間的核心內涵是“自由—自在”。“自由—自在”既包含生命的自由渴望，又包含民間生存的自在邏輯兩個層麵：第一，“自由”主要是在民間樸素、原始的生命力緊緊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第二，“自在”則是指民間本身的生存邏輯、倫理法則、生活習慣、審美趣味等的呈現形態。民間生存的這種自在狀態，雖然也受到知識分子啟蒙思想及其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影響，但卻有著自身的發展邏輯，民間自有民間的喜怒哀樂和生活方式。這樣一種“自由—自在”的民間文化形態與知識分子發生聯係時，從民間的價值立場來說，就是理解、尊重、承認民間的 完整、自足，並依據民間固有的價值原則去理解民間的生命與生活。民間文化形態正是以這種“自由—自在”的精神特質，參與自由的、批判的、戰鬥的現代文化、文學的構建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