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預計，三中全會後出現新一波“國退民進”熱潮，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回顧改革開放這35年的曆史，很少看到政府通過有步驟的方式主動來推動市場。所有的市場化改革，都是意外和被動的結果。要麼就是在一個經濟極度萎縮的情況下，政府被動放權，比如1978年的包產到戶、放權讓利以及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談話，在當時，都是由於國民經濟到了非常危險的境地，政府才被動開放的；要麼就是在產業變革的情況下，出現了一些壁壘的鬆動，比如說微信對電信企業的衝擊、互聯網金融的產生等。但是現在國民經濟還沒有到這個時間點，所以包括正和島的民營企業家階層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而且這中間還有一個博弈的過程。
中國自古是一個古典型的市場經濟，但是用布羅代爾的話說，是“隻有底層、沒有頂層的市場經濟”，國企占據資源領域，民企待在產業中下遊，這種格局有頑固的利益鏈和意識形態支撐，其改變也將會是漸進式的和艱難的。政府原來采取的方式是，用城牆把資源圍起來，但現在發現資源卻轉移了，有人挖了一個地道將資源一點點、慢慢地轉移出去了，那這時，就得看它對這個地道的容忍度。比如說對餘額寶的容忍度，一開始容忍了幾個月，結果現在變成500億了，變成中國最大的私募基金了，對此它該怎麼辦？所以，所有的對壟斷的衝擊性行動，一要掌握“時間窗口”，二要快速，三要有當犧牲者的勇氣。
中國的改革，不可能不搞頂層設計。19世紀80年代雖然是民間開放，中央政府是有頂層設計的，雖然還沒有一整套的方案，但是幾個檻兒都卡在對的點上了。比如說聯產承包責任製，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堅持，安徽經驗不進行推廣的話，哪兒有今天？它根本就是關於農村改革和土地問題的一個頂層設計。還有東南沿海的特區開放問題、對整個80年代貨幣估價的管控問題、全國國有企業的試點改革問題，雖然都沒有一攬子的方案，但是它們一定是從頂層來考慮這些問題的。我覺得未來改革首先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改，然後再推動民間改革。在這個意義上，財稅體製改革才是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可惜，高層似乎想繞過它。改革的主導權或者說選擇的主導權，永遠不會掌握在經濟學家手上，還是會掌握在政治家手上，掌握在政府手上，所以政府一定要認識到自己的曆史責任。
中國迄今有陷入曆史的閉環邏輯的危險，不過也有新的力量在進行抵抗，我覺得互聯網、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和自由知識分子就是四股新生力量。如果這四股力量在未來能夠形成妥協，交叉博弈，間歇性地往前走，中國經濟變革的既有路徑有可能發生“基因突變”。（本文根據2013年10月27日與吳曉波談話整理）
回到曆史的基本麵
展讀至此，你也許會認同我的這個觀點：如果不研究曆代經濟的變革，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在這本書中，我們的解讀一直圍繞著幾個關鍵詞：財政、貨幣、土地、產業政策。在這些看似枯燥卻有著各自魔力的經濟名詞背後，湧動著的是四大利益集團的權益分配與貧富均衡。這是一個漫長的、以大一統為主題的大國遊戲，某種意義上，它與一切貼著“某某主義”標簽的意識形態主張無關，當然也不是103歲的羅納德·科斯所歸結的“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在我創作本書的2013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領導人履新上任，關於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再次成為十分熱烈的話題，其中不乏各個利益階層、左中右的意見。讓人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成熟的、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為一個經濟史和當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並沒有能力完成方案設計的工作，在這裏，我試著回到“曆史的三峽”之中，給出幾個基礎性的判斷。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由於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天然、終極性訴求，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保持著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另外一種政治製度能夠保證統一的維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集權的容忍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這種國家治理邏輯顯然與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形成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原理，存在內在的衝突性。
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變革勢必將削弱中央的集權能力，最近兩次短暫的放權型變革試驗——即民國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9年)，盡管刺激了民間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都沒有尋找到維持社會穩定的良方。尤為可怕的景象是，若分權失控，一些邊疆地區出現獨立事件，則更是任何改革者所無法承受的代價。所以，我們必須理智地承認，“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結論，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找到其他的抉擇。
中華民族之外的人，其實無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貨幣和帝國政治經濟史聞名的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更近期的一種西方學術假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這似乎是西方學界的共識，然而，這種籠統性的結論很可能把中國問題引向一個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歸宿。
我們看到的曆史事實是，政治大一統曾經在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成長領先於世界。如果說，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那麼，這是製度必然的邏輯推導，還是製度劣質化之後的結果？而答案如果是後者，那麼，有沒有一種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30多年的中國經濟大崛起，又將弗格森式的結論帶入了一個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執政集團，打破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迷思，以實用主義的方式重新尋找到發展經濟、穩定政權模式的過程，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中國實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最長久的可持續增長——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生活於21世紀的中國人，大抵都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意識，對專製獨裁的厭惡及反對日漸成為社會常識。時至今日，民間呼籲推進法製化、維護司法獨立、強化民主監督的聲浪日漸高漲，決策層也不斷釋放正麵信息。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共產黨願意接受“最尖銳的批評”，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李克強總理更在就職新聞發布會上感慨“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並承諾“依憲治國”“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政治治理也許在未來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跡象。
不過，曆史是否真的會以塞繆爾·亨廷頓和弗蘭西斯·福山的方式“終結”，始終還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很多研究東亞模式的學者都發現，市場導向的專製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國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後，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體製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變得難以調和。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達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正是在這之後變得尖銳起來。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中提出過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崛起最後馴服了專製的國家權力，但是在發展中社會，國家(或者政府)必須生產出資本主義並推動經濟發展。”進而，他提出的理論難題是，“在西方，正是社會力量的壯大才馴服了國家力量。但是當社會經濟的變遷要由國家來推動時，誰來馴服國家權力呢？”
目前的東亞各國及地區，菲律賓的改革失敗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滿爭議，韓國經驗難以複製，越南的改革讓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國台灣地區實現了民主但經濟陷入停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麵臨的困難比上述列國及地區都要大很多。當今中國，極左的民粹主義和極右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隨時可能失控的大龍，盤旋在上空，為改革增添了許多不確定性。一旦中國因改革失誤而發生動蕩，對東亞乃至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衝擊遠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