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杜閣被任命為財政總監，他立即根據重農主義的思想進行了一係列改革，實行了糧食自由貿易政策；1775年，降低糧食入市稅；1776年，頒布了取消封建性的行會和同業公會的法令，取消了酒類的專賣權，實行自由貿易，廢除農民修築道路的徭役，開征包括國王在內都必須繳納的道路稅。這些法令和政策引起了宮廷貴族和高級教士們的敵視，尤其是對征收道路稅更不能容忍。他們援引法國古老的關於三個等級的義務的規定：教士的義務是貢獻祈禱，貴族的義務是貢獻鮮血（戰爭），第三等級的貢獻才是勞動和金錢。他們發誓拒絕繳稅。但杜閣也寸步不讓，因為在杜閣的規劃中，這僅僅是實現將稅收全部轉到地主、貴族頭上的第一步。兩軍陣前，路易十六左顧右盼，終於倒向貴族一邊。1776年5月12日，國王發布杜閣辭職的敕令。
1776年8月，亞當·斯密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在倫敦發表。這部著作共分為五篇，依次討論了生產、分配和交換，資本，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所奉行的經濟政策，政治經濟學的不同體係，公共財政。中世紀的“上帝之手”在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的基礎上，在這裏成為一隻著名的“看不見的手”，即“利益之手”：
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由於有了這隻“看不見的手”，斯密主張政府應該實行充分自由放任的政策，取消限製勞動力流動和土地買賣的各種法律，取消限製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的各種措施，他指出：
禁止人民大眾製造他們所能製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斷，把自己的資財與勞動，投在自己認為最有利的用途上，這顯然是侵犯了最神聖的人權。
這樣，亞當·斯密提出了自由貿易主義的基本主張，這些主張成為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資產階級的經濟旗幟。
亞當·斯密的著作涉及了廣泛的領域，從分工到交換，從商品到貨幣，從交換價值到價值，從工資到地租、利潤，從資本到國家，從物物交換到對外貿易，他把所見到的各種思想端緒交織在一起，並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它們的意義。他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這門科學的宏大氣象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前三句話就顯示了出來：
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
這類產物或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對消費者人數，或是有著大的比例，或是有著小的比例，所以一國國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給情況的好壞，視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
但無論就哪一國國民來說，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
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究成什麼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麵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於這兩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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