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發現許多糾紛都是由於語言不當而引起的，同樣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我當時就想，語言有力嗎？用手打別人，使別人受到肉體和心理的雙重傷害；用語言咒罵了一個人，使對方受到了心理上的傷害，同樣由於心理的傷害也有可能會波及人們的肉體。這就看出，物理力作用於人們的肉體並且波及人們的心靈，而語言力作用於人們的心靈並且可能波及人們的肉體。但是一般人們隻注意到身體上的傷害，對心靈上的傷害比較忽視。其實，在古人留下來的成語裏就有許多關於語言力的說明，如“甜言蜜語”就說明語言具有誘惑力；“唇槍舌劍”表明了語言的戰鬥能力；“惡語傷人”說明暴力語言有傷人的力量；“士可殺不可辱”就表現出語言的可惡可恨。可是在幾千年來的法律史中對心靈傷害比較忽視。所以我就有了這個念頭，思考是否存在著語言力學。
1954年我剛進入浙江大學（當時浙江大學一分為四，這裏所說的浙江大學指剛剛分出來的浙江師範學院）讀書。當時教邏輯學的老師是嚴群教授。他是嚴複的侄孫，是我國著名的希臘哲學專家和古希臘拉丁語專家。我經常到他家中去，他不僅給我講了許多西方哲學的知識，而且教我拉丁文。到了1956年，雖然我還是學生，學院黨委已經批準我做嚴先生的助手。還在辦公室裏放了一張供我辦公的桌子。在課餘時我要幫助處理他的一切信件，他也常常要我陪他的客人。
有一次北京大學的高名凱教授來杭州講學，就住在嚴先生家裏。嚴先生叫我到他家裏去陪高名凱先生。高先生喜歡通宵達旦地和我暢談，他鼓勵我學語言學，因為我學了一些希臘文和拉丁文，而且我還在自修德、意、西班牙等語言，我也想探討語言學，特別想探討我所想的語言力學。我曾經問過當時教我們的語言學教授可不可以把語言和力學聯係起來，他們都認為我胡說；我又問過教自然科學的老師，他們也認為語言不是物質，不可能有力，說語言有力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可是我一向嚴先生和高先生提出，就得到他們的支持。嚴先生是哲學家，他一再對我說過：“讀書不在於多，而在於會思考。語言力學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他說盡管現在還沒有人研究語言力學，但是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高先生是語言學家，他一再鼓勵我探討這個問題，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義的選題，即使別人不承認也沒有關係，隻要是科學，都可以自由研究。現在不被承認，將來是會得到承認的。”
接下去國家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我對語言力學的思考也就停頓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的幾年裏，我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我的任務是和農民一起放牛。我發現牛群裏總有一條領頭牛。而且領頭牛發出不同的聲音，整個牛群就有不同的舉動。
這才又使我想起語言力學。我也寫過有關文章，寄給許多刊物，大都沒有回信，有的回信也說我的觀點是唯心主義的。1979年後全國撥亂反正，也為我進行了平反，我開始從事英美文學教學和翻譯方麵的工作，任務很多，也就沒有時間顧及這個問題。直到1995年我偶然寄了一篇有關莎士比亞語言力學的短文給香港大公報，居然發表了，而且新加坡的報紙也作了轉載。那篇文章主要討論由於李爾王和他的小女兒都很固執，從一個小小的Nothing而形成的悲劇起因。從此，我又開始考慮語言力的問題。1998年大連外國語學院學報的主編張後塵先生來信，要我為他們學報的《名家論要》寫一篇文章，我於是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就寫了一篇《談語言力學》，雖然隻有兩千多字，結果全文發表了。發表後有好幾位博士生和碩士生來信問一些有關的問題，我就感覺到探討這個問題仍然是有意義的。我又向幾位物理學教授請教，都得到了他們的肯定答複。但是國內的某些語言學家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對語言力學這個概念采取否定的態度，因為他們在研究國外語言學時沒有聽說過這個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