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共產黨曆史,就是在艱辛中創業的曆史,同時也是在艱辛中不斷學習、完善自己、發展自己的曆史。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個學習型的政黨，並不斷致力於把這個學習型政黨建設得更加符合科學理論武裝、具有世界眼光、善於把握規律、富有創新精神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他們都是從學習新思想、宣傳新文化，組建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組織，來凝聚早期共產主義者，走上革命道路的。
黨成立初期，由於政治、經濟、文化極其落後和特殊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首先遇到的問題是進行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如何進行革命？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但是，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應該以什麼樣的道路和方式貫徹這一基本原則，經典作家並沒有作出具體的結論。這需要各國共產黨人從本國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來解決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由於時代及認識的局限，中國共產黨人雖然提出了要把馬克思主義與國情相結合這一正確主張，但由於早期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了解是膚淺的，對中國的國情還不能從本質上去把握，還沒有正確地分析中國社會性質和各階級的地位，在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時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中國共產黨人衝破教條主義的束縛，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學習、善於學習，科學總結革命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正確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成功地摸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指明了方向，夯實了基礎。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功範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學習、善於學習的成功範例。
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在領導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著空前的曆史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為此，他號召大家“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特別是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唯物辯證法”。他還說：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要求：“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來。”這次全會後，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帶領下，以延安為中心、以幹部為主體的學習運動空前地開展了起來。隨後，1942年2月至1944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全黨範圍開展了整風運動，亦即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它極大地推動了全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宣傳、運用和發展。在此基礎上，經過六屆七中全會和黨的七大，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空前地團結了起來，這為此後中國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做的總結中講道“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的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於唯物主義、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毛澤東要求黨的幹部讀十二本馬列著作，和在學習問題上形成共識，並說：“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通讀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新中國建立後，麵對複雜的新形勢和繁重的新任務，黨中央更加迫切地感到了全黨認真學習並學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50年9月10日，劉少奇在馬列學院第二、第三班學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著重闡述了這一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提高幹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這是一項經常性的任務，不可能一下做好，大約要花十年的工夫才能前進一步。”為推動全黨在新形勢下加強學習，1951年2月,黨中央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其中指出：“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必須極大地加強起來。這是提高幹部、改進工作的根本方法。”“黨在學習問題上的任務，就是徹底糾正任何忽視理論的經驗主義的危險傾向，就是領導全體黨員在統一的製度下無例外地和不間斷地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有係統的學習，以便逐步地造成全黨的理論的高漲。”為了提請全黨避免在學習問題上的鬆懈，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勉勵大家：“隻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經曆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挫折後，1959年夏，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討論讀書問題時指出：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誌，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物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他告誡大家，不要搞得很忙亂，“要有時間想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