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
由於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除項英、陳毅等率領部分紅軍和工作人員3000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繼續堅持鬥爭，紅一方麵軍主力8萬多人，分別從江西瑞金等地出發，開始長征。
長征開始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又驚慌失措，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出發前不作政治動員，以致多數戰士不知道往何處去。轉移中，又不能把握時機尋機殲滅敵人，行動遲緩，處處被動挨打。國民黨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之間設置四道封鎖線，進行圍追堵截。紅軍英勇奮戰，突破三道封鎖線，但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1月下旬，紅軍行至湘江東岸，蔣介石調集40萬兵力在這裏進行堵截，“左”傾路線的領導者錯誤地堅持死打硬拚，希望和湘鄂川黔邊界的紅二、六軍團會合，紅軍與敵軍激戰七天，渡過了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傷亡慘重，減員至3萬人。
1934年12月，紅軍在湖南通道城召開會議。會上，毛澤東主張放棄湘西，改向敵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支持。於是，紅軍經過整編後，向貴州挺進，1935年1月，強渡烏江，攻占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的正確性，取消了“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軍事領導權，改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在黨內，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遵義會議後，紅軍向川南進發，遭到國民黨川軍的阻截，形勢危急，毛澤東等人當機立斷，撤出戰鬥，西渡赤水。29日，中央紅軍在土城南北渡過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並尋找機會北渡長江。
這時，蔣介石調集重兵封鎖長江沿線，毛澤東等決定暫時放棄北渡長江。2月初，紅軍到達雲南威信，進行整編，而此時國民黨軍也開始向威信逼近，毛澤東突出奇兵，揮戈東向，二渡赤水。
3月初，蔣介石飛往重慶，親自督戰。中旬，紅軍在與國民黨軍激戰後，三渡赤水，西進至川南，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國民黨軍被引向赤水以西地區。蔣介石以為紅軍要渡江，調軍在川黔邊界防守，同時派兵向西追擊紅軍。
為擺脫敵人，紅軍再次回師，四渡赤水東進貴州。蔣介石急調滇軍馳援貴州，同時在湘黔邊境布防。但紅軍隻是佯攻貴陽，主力快速進軍雲南，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擺脫了敵兵的圍追堵截，實現了北渡長江的目的。
5月中旬，紅軍到達大渡河邊安順場渡口。18日，強渡大渡河。之後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過了沼澤遍布、荒無人煙的草地。6月16日，紅一方麵軍在四川懋功和紅四方麵軍會師，奠定了中國革命在西北發展的勝利基礎。
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麵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約五千餘人，打開了向甘南前進的門戶。
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並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於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後組成陝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
南下的張國燾，由於處處碰壁，兼且意欲建立第二中央受阻，不得不率四方麵軍到了陝北，並走向了抗日前線。
1936年10月，從湘、鄂、川、黔邊境出發開始長征的紅二方麵軍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麵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偉大的長征至此勝利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曆史上的奇跡。在整整兩年中，紅軍長征轉戰十四個省，曆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煉了革命的基幹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
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了對中國的侵略，全國因此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但這時的國民黨政府，卻始終堅持不抵抗政策，加緊進攻陝北的紅軍。
當時在陝北的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西北軍（即第十七路軍），中國共產黨為了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結束內戰，共同抗日，對他們做了大量的工作。
楊虎城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有著遠大抱負和憂國憂民的思想，他從內心裏非常讚同共產黨的政策，對蔣介石對外投降、對內作戰的反動政策十分不滿。張學良流亡關內後，東北軍全軍上下一致呼籲“打回老家去”，身負國恥家仇的張學良也希望回師東北，報仇雪恨。在此情勢下，楊虎城和張學良均表示願意和中共聯絡談判，共同抗日。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經過多方洽談，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抗日聯軍的設想，在西北地區實現了。
蔣介石對西北局勢的變化非常惱怒。1936年10月，蔣介石親自飛往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調集260個團的兵力，準備對紅軍大舉圍攻。他還準備撤換張、楊，另派他的嫡係蔣鼎文為前敵總指揮，派胡宗南到陝西邊境，切斷東北軍、西北軍同紅軍的聯係。這年冬，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20多位將領聚集西安，戰爭一觸即發。
張學良對蔣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滿，曾多次規勸蔣介石。12月7日，張學良又痛切陳辭，懇求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主張，蔣介石勃然大怒，拍著桌子痛斥張學良，罵他年幼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高喊“你就是拿槍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二人不歡而散。隨後，楊虎城又勸說，又被蔣嚴詞拒絕。張、楊見蔣不可救藥，開始考慮“兵諫”。
張、楊二人經具體部署後，商定東北軍負責到臨潼捉蔣，西北軍負責拘禁在西安城內的蔣係軍政要員。
經過周密策劃後，行動開始了。12月12日晨5時許，東北軍衛隊營營長孫銘久率一個連衝進華清池，與守衛士兵激戰。蔣介石從睡夢中驚醒，倉皇出逃，翻牆時跌傷脊椎骨，躲到驪山一塊大石後。捉蔣部隊衝進蔣的臥室，發現人不在，但床上被褥尚有餘溫，他們估計蔣不會跑遠，立即搜山，在草叢中將縮成一團的蔣介石捉到，將他解至西安新城大樓。
同時，西北軍也展開行動，在軍官訓練大隊副隊長趙壽山帶領下，將南京軍政大員陳誠、朱紹良、衛立煌等數十人活捉，拘禁在西安招待所。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第二天，張、楊通電全國，申明“兵諫”的目的，提出停止內戰、釋放愛國人士、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黨陣營分成“討伐派”和“主和派”，各帝國主義國家也是態度各異。對這種紛亂複雜的形勢，張、楊感到無所適從，他們迫切盼望中國共產黨派代表來商討解決事變的辦法。
中共中央正確分析了形勢，確立了停止內戰、逼蔣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中共中央認為，對於蔣介石，隻要他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應釋放他。
12月16日，應張、楊的邀請，周恩來、秦邦憲等到西安，與先期抵達的葉劍英會合後，前往參加談判。周恩來將中共提出的方針，轉告張學良和楊虎城，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肯定和支持，對他們說明，現在的形勢是有可能迫使蔣介石同意抗日的。如能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就會實現全民族抗戰，否則，可能引起更大的內戰。
張、楊以民族利益為重，表示同意。和平談判獲得初步勝利。25日下午3時半，張學良親自護送蔣介石直奔西郊機場，同蔣介石一同飛回南京。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背信棄義，扣押了張學良。
周恩來與中共代表團，在經曆兩個多月的艱難曲折的鬥爭後，終於爭取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民黨親日派擴大內戰的陰謀破產。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長達10年的內戰基本結束，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局麵，國共兩黨開始重新合作，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
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國共兩黨間長達10年之久的內戰基本上停下來，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創造了前提條件。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抗戰的一切準備；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表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製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四項保證”表明中共對國民黨作出了很大的讓步，但雙方分歧很大。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但因國民黨方麵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第二天中共通電全國，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為國效命。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願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為抗日前驅，在蔣委員長領導下，與敵決一死戰。但蔣介石反應冷淡。
7月13日，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再上廬山，再次同蔣介石談判。蔣介石態度消極，自食其言，漫天要價。中共方麵作出很大的讓步，蔣仍不滿意。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速回延安，不再與之談判。周恩來臨行對蔣說，紅軍即將改編，出師抗日，改編後的紅軍不僅設政治部，還要設總指揮部，無論軍隊還是邊區政權，中共都保持獨立原則，南京方麵不得派一人。說罷，隨即返回延安。
此時，日軍瘋狂進犯，國民黨軍接連失利。戰事擴大到山東、山西，同時沿津浦路、平漢線南下。時局緊迫。蔣介石隻好召開國防會議，邀中共代表出席。中共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參加會議，並再次同南京方麵舉行談判。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與南下津浦、平漢線的日軍相呼應，威脅南京。蔣介石此時南北不能兼顧，迫切需要紅軍出兵華北，牽製日軍，因此同意了紅軍改編。
8月19日，南京政府正式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指揮。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改編命令，後按抗日序列，將八路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8月25日，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鄧小平為政治部正、副主任。
7月中旬，秦邦憲、葉劍英繼續同南京談判，內容涉及國共合作宣言、南方遊擊隊、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等問題，取得了一些一致意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在廬山就國共合作宣言發表談話。
《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公開發表和蔣介石的廬山談話，表明國民黨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和願意同紅軍合作抗日的意向，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實現。
台兒莊大捷
日本侵略軍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繼占領南京、濟南後，為了迅速實現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連貫南北戰場，決定以南京、濟南為基地，從南北兩端沿津浦鐵路夾擊徐州。
台兒莊是徐州的門戶，它位於徐州東北３０公裏的大運河北岸，臨城至趙墩的鐵路支線上，北連津浦路，南接隴海線，扼守運河的咽喉，是日軍夾擊徐州的首爭之地。
在方圓不足50千米的地域內，日軍先後投入第10、第5師團的大部分兵力，共3萬餘人。中國軍隊直接投入這一地區的有孫連仲的第2集團軍和湯恩伯第20軍團近10個師，約10萬人，中國軍隊數量上雖占優勢，但由於武器裝備差，雙方的力量對比仍是敵強我弱。1938年3月23日至4月8日，中日兩軍在這一地區展開了前所罕見的鏖戰。
為誘敵深入，3月23日，國民黨軍第31師劉蘭齋連長率騎兵連從台兒莊出發，向嶧縣方向搜索前進，91旅旅長乜子彬率183團跟進，在嶧縣城南康莊與日軍遭遇。台兒莊地區戰鬥正式打響，國民黨軍馬隊為誘敵深入邊打邊撤，3月24日，日軍逼近台兒莊，開始向台兒莊地區大舉進攻。
日軍在台兒莊北五裏劉家湖村設有炮兵陣地，排列10門大炮，向台兒莊猛轟。91旅183團3營營長高鴻立率領士兵，每人一把大刀，8顆手榴彈，殺入敵人炮兵陣地，砍得敵人無法招架，棄炮而逃。當時台兒莊戰場上流傳著“活張飛大鬧劉家湖”的佳話。
3月24日，日軍2000多人在飛機、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開始向台兒莊大舉進攻。堅守台兒莊北門的186團1營在王震團長和薑常泰營長的指揮下頑強抵抗，並在城北門外與日軍展開白刃戰打退日軍的多次進攻。1營是新兵，入伍才半年，幾乎全犧牲在台兒莊北門，王震團長也親自架起機槍向城外日軍掃射。當晚，日軍200人突破小北門，躲進小北門附近的泰山廟，王震團長親率將士圍攻泰山廟之敵，終將其消滅。
3月27日，得到增援後的日軍對台兒莊城發動第3次攻擊。日軍炮轟台兒莊圍牆，北城牆被炸塌，小北門亦被毀，守衛小北門的181團3營官兵犧牲殆盡，300多日軍突入城內，慘烈的巷戰開始。日軍福榮大佐指揮的攻堅部隊主力南下，會合攻城部隊再次向城內猛衝。
4月6日，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趕到台兒莊附近，親自指揮部隊進行全線反擊，中國軍隊全線出擊，殺聲震天。敵軍已成強弩之末，彈藥汽油用完，機動車輛多數被擊毀，其餘也因缺乏汽油陷於癱瘓，日軍狼狽逃竄。日軍瀨穀支隊力戰不支，炸掉不易搬動的物資，向嶧縣潰逃。中國軍隊乘勝追擊，敵除瀨穀支隊殘部數千人逃掉外，其餘全部被殲。一直防守的孫連仲部，聽說反擊，神情振奮，命令一下，殺聲震天。李宗仁命令部隊猛追，敵兵遺屍遍野，各種輜重到處皆是。
台兒莊戰役，曆經月餘，我軍斃傷日軍11984人，俘虜719人，繳獲大炮31門，裝甲汽車11輛，大小戰車8輛，輕重機槍1000餘挺，步槍10000餘支。
台兒莊戰役的勝利，在政治上增強了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鼓舞了抗日軍隊的士氣，用勝利的事實證明了“亡國論”是沒有根據的。在軍事上取得了消滅日軍一萬餘人的勝利，達到了消耗日軍兵力的目的。這些都是有利於抗戰持久戰的總方針實現的。
百團大戰
1940年7月，日本軍國主義確定了新的侵華計劃：“南取昆明，中攻重慶，北進西安。”同時，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對八路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則進行瘋狂“掃蕩”。
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內部投降主義滋長，華北的抗日鬥爭麵臨著更大的困難。為振奮全國人民的抗戰精神，克服投降危險，扭轉整個戰局的被動局麵，八路軍總部決定在華北地區組織一次破襲戰，采取“截線拔點”的方法，投入較多兵力，截斷正太路等敵之主要交通線，使其聯絡中斷，經濟斷絕，增援不得，然後再采用奇襲、圍困、強攻等多種方式殲敵，拔掉其在根據地腹地的據點，以此促成華北戰局的發展，打破其進攻昆明、重慶、西安的戰略部署，以此振奮全國人民的精神，爭取局勢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