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參加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的第59屆國際傳播學會”（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上，參與到有關跨文化傳播教學實踐分組討論的時候，我提出對跨文化傳播的“跨”在英文中是否有不同，如果有，該是什麼樣的不同的問題。我提出“跨”在英文中至少有intra-，inter-，cross-，trans-四種區分，有必要從學理上說清楚，以便於進一步進行跨文化傳播的教學和研究。當時和我一樣坐在聽眾席上的美國傳播學會（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國際/跨文化傳播委員會副主席Wendy Leeds-Hurwitz教授對我的問題很感興趣，小組討論結束後，相約在咖啡吧繼續討論，對這些“跨”的不同給出她的想法，並認為跨文化傳播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是該說清楚這些“跨”的差別了。
2008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主辦的第26屆“國際媒體與傳播學會”（IAMC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會議上，我提交了論文並作了小組發言，以2006-2007年有關中國龍的爭論為個案，探討作為新知識生產的跨文化傳播理論〔Neo-knowledge Production Theory for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A Case Study on the Hot Debate of Social Functions of Chinese Drag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2006-2007）〕。當時來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學院的郝曉明教授是小組主席。因為是用英文作的發表，且時間有限，感覺沒有說清楚。後在芝加哥召開的第60屆“國際傳播學會”（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會上以“Neo-Knowledge Production Theory for Communication-Between-Culture Studies”為題再次論及這個話題，基本思想都凝結在本書的部分章節中。
2010年7月份在參加由貴州省政府、貴陽市政府主辦的“2010貴陽生態文明論壇”中的“生態文明轉型與國際傳播分論壇”，就此主題發表15分鍾的演講，一位女學生提問我，在我提出的邏輯函數關係中，對係數的權重是否有所考慮，比如主體、時間、空間和媒介在作用於文明基本要素的時候，是否有一個彼此從0-10的不同語境下係數權重的差異，對我很有啟發性。會後，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國際傳播係主任郭琴教授給我電子郵件，推薦有日本學者曾經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過跨文化折射理論（trans-cultural refraction theory）的研究成果線索，與我的研究有相通之處。後來，在2011年9月份在澳大利亞就文化和文明的問題和郭老師繼續探討，頗受啟發。
就新知識生產的理論，與我的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文學院馮憲光老師討論最多。早在2006年初，就有關什麼是知識的生產、人類知識生產的曆史，馮老師就給了我很多的啟發，也是促成我提出當前中國走向世界，無論是向世界說明中國，還是傳播中國，理論上是新知識的生產，現實中也需要進行新知識的生產。後來在參加一些相關國家部委有關對外傳播的討論會時，也提出當前的國際傳播背景下，話語權的內核是知識生產的主導權，中國的對外傳播或者國際傳播實質是要進行新知識生產的觀點。2010年8月份，馮憲光教授作為評委來京評選魯迅文學獎，在賓館裏詢問我近來的研究狀況時，因本書的寫作已近尾聲，我比較全麵地勾勒了全書的線索，重點提到本書自認為的幾大創新，包括文化和文明的邏輯函數關係、新知識生產的理論、新媒體成就中國的假設等。馮老師提醒我，文化與文明的邏輯函數關係是一個理論模型，尚需要大量的實證材料來驗證，同時，對於這樣一個函數關係，最好在以後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個適合的數理模型，來進一步深化你的研究。馮老師的提醒讓我想起李金銓老師和林芬老師的類似意見。在2009年初，我去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係訪問學習期間，每個訪問老師都對自己的研究題目作一個20分鍾的彙報，我彙報了文化研究的曆史脈絡，表達了要將文化和文明的關係進行量化研究的傾向，當時李金銓老師和城市大學的林芬老師給我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並介紹我和主研傳播量化研究的祝建華老師談，後來因為日程緊湊，總覺得還有時間，竟一再錯過機會。期間去拜訪在城市大學任教的張隆溪先生，在短短的工作午餐兩個小時中，我扼要地彙報了我的想法，張先生肯定了我的創新性的同時，提醒我觸動文化、曆史性的議題要慎重。和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陳淩老師、黃煜老師，澳門大學的陳懷林老師彙報我近期的研究中，也嚐試從他們的智慧中引領對我的啟發。另外，還有一直關心我的遠在加拿大的李臻怡博士，撥冗為本書寫了長長的序言，因篇幅問題，隻好另文發表。2009年底赴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訪問期間，與汪琪老師、彭家發老師、臧國仁老師和夫人、馮建三老師、蘇蘅老師、鍾蔚文老師和朱立老師、李瞻老師、陳世敏老師，台灣大學的張錦華老師、林麗雲老師不同程度地彙報了我的研究，這樣的學術交流依然在繼續。尤其在閱讀台灣政治大學汪琪老師為本書撰寫的序言時，更讓我感受到前輩學者的思想鋒芒和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