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價值
人世多悲歡，珍重生命的人，會尋求一種較合理的人生態度。我所欣賞的人生態度，是道家的一種境界。正如陶淵明詩中所雲：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複獨多慮。
人總希望活下去，生與死是相對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個動詞，而不是名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一樣。這說明印度古代的語法學家，精通人情心態。死幾乎都是被動的，一個人除非被逼至絕境，他是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生命的。
我向無大誌，是一個很平常的人。我對親人，對朋友，總是懷有真摯的感情，我從來沒有故意傷害過別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歲月裏，我因為敢於仗義執言，幾乎把老命賠上。那時，任何一個戴紅箍的學生和教員，都可以隨意對我進行辱罵和毆打，我這樣一位手無搏擊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這種皮肉上的痛苦給心靈上帶來的摧殘是終生難忘的。
我的性命本該在那場浩劫中結束，在比一根頭發絲還細的偶然中我沒有像老舍先生那樣走上絕路，我僥幸活了下來，我被分配淘廁所，看門房，守電話，我像個患了“麻風”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氣同我交談，我聽從任何人的訓斥或調遣，隻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我活下來，一種悔愧恥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來，一種求生本能之意在喚我的心。
我捫心自問：我是個有教養、有尊嚴、有點學問、有點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負重地活下來，根本緣由在於我的思想還在，我的理智還在，我的信念還在，我的感情還在。我不甘心成為行屍走肉，我不情願那樣苟且偷生，我必須幹點事情。二百多萬字的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時期，那個環境，那種心態下譯完的。
我活下來，尋找並實現著我的生命價值……
幾十年過去了，回憶往昔歲月，依舊曆曆在目。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老知識分子生經憂患，在過去幾十年的所謂政治運動中，被戴上許多離奇荒誕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並不平坦。他們在風雨中經受了磨煉，抱著一種更寬厚、更仁愛的心胸看待生活，他們更願講真話。
敢講真話是需要極大的勇氣，有時甚至需要極硬的“骨氣”。曆史上，因為講真話而受迫害，遭厄運的人數還少嗎？
我們北大的老校長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發表過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講了真話。但到了1959年，這個純粹學術探討的問題，竟變成了全國性的政治討伐。麵對數百人的批判，老馬拚上一身老骨頭，迎接挑戰。他曾著文聲明：“這個挑戰是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馬老很快遭了厄運。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氣”，為世人所欽仰、所頌揚，因為他敢於維護自己的信念，敢於堅持真話。他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我國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對三十年前那場浩劫所造成的災難，認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邁龍鍾之身，花費了整整七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地寫成了一部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這部書的永恒價值，就在於巴老敢於在書裏寫真話。
當然，隻寫真話，並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應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實感隻有融入藝術性中，才能成為好文章，才能產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賞的文章風格是：淳樸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內涵，有節奏性，有韻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歡浮滑率意，平板呆滯的文章。
現在，善待知識分子已成為我們的國策，我希望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不要再經受我們老輩人所經受的那種磨難，他們應該生活在一種更人道的環境裏。當然，社會是發展的，他們會在新的環境裏，遇到更激烈的競爭。但這是一種智力上的公平競爭，是現代社會中一種高尚的、文明的競爭。它的存在，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有誌於使中華民族強盛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你們的生命隻有和民族的命運融合在一起才有價值，離開民族大業的個人追求，總是渺小的。這就是我，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我在寫這篇序文時，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動著，不知不覺中，暗夜已逝，旭日東升。朝陽從窗外流入我的書房。我靜坐沉思，時而舉目凝望，窗外的樹木枝葉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濃綠撲人眉宇，它給我心中增添了鮮活的力量。
我們麵對的現實
我們麵對的現實，多種多樣，很難一一列舉。現在我隻談兩個：第一，生活的現實；第二，學術研究的現實。
一、生活的現實
生活，人人都有生活，它幾乎是一個廣闊無垠的概念。在家中，天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人人都必須有的。這且不表。要處理好家庭成員的關係，不在話下。在社會上，就有了很大的區別。當官的，要為人民服務，當然也盼指日高升。大款們另有一番風光，炒股票、玩期貨，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腰纏十萬貫，“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當然，一旦破了產，跳樓自殺，有時也在所難免。我輩書生，青燈黃卷，兀兀窮年，有時還得爬點格子，以濟工資之窮。至於引車賣漿者流，隻有拚命幹活，才得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