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雙方是既麵對共同世界，又相互製約的共同體。摒棄戒備、對峙，走向理解、合作，走向和諧通融、主客合一，是醫患關係由覺醒達至覺悟境界的必由之路。
當醫患雙方遭遇糾紛甚至衝突，發生涉法行為甚至犯罪的時候，需要一種獨立、客觀的製衡平息爭執、判斷是非、緩和緊張、化解衝突、彰顯公正、懲惡揚善、伸張正義——這種製衡的價值和力量就是法律。
醫患關係是在醫療過程中，由醫務人員與病患及其家屬所構成的一種雙向的人際關係。醫學史學家亨利·西格裏斯曾說過：“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在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複；它的目的是使人康複後得以適應他的環境，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每一種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即醫生和病患，或者更廣泛地說，是醫學團體與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的多方關係。”醫患之間，從最初意義上來講是一種人倫關係，亦即醫療行為中醫患之間的私人關係，這種關係的核心表現在醫學人道主義、仁愛救人的神聖職責。我國古代醫學以“醫乃仁術”為信條，要求醫生應當以仁為懷，把“治病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由於當時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也缺乏有效的治療和緩解病痛的手段，醫生在盡力為患者尋求治療和緩解病痛措施的同時，更注重對待患者的態度和行為方式，即通過行醫施藥來實現仁者愛人、濟世救人的理想。這時的醫患關係以患者利益為主，醫生在其中占主動地位，醫生的職業道德規範也較為樸素。
［案例11］孫思邈的處方
孫思邈在偏遠山區行醫發現，那裏的窮人易患雀目病，而富人卻沒有這種現象。他推論這是由於飲食和營養的緣故。他的處方是：每日一副鵝肝。因維生素A缺乏而引發的眼盲症中醫學的診斷名稱為“雀目眼”，類似麻雀到夜晚就看不見之意。《黃帝內經》雲：“肝藏血”“肝開竅於目”。祖國醫學知道治療如雀目眼這樣的眼疾可以采用動物肝髒食療的方法。但是，孫思邈的處方為什麼指明鵝肝而不選其他動物肝髒呢？
孫思邈了解到，當地的百姓有養鵝的習慣，而且，當地人不食鵝肝，殺鵝之後將鵝肝棄之，窮人獲得鵝肝不需付出銀兩。如果說，中醫學懂得用動物肝髒治療雀目眼病展示的是科學，那麼，孫思邈的處方采用不用銀兩的鵝肝為窮人治病，則體現的是醫學的仁愛！醫學的仁愛，正如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所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誌，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淒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行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
商品經濟的出現，帶來了價值觀念的變化，醫患關係出現了以醫方利益為主導的現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對疾病認識逐步深入，醫學也從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轉變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影響人類健康的不僅是生物因素，心理社會因素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醫學日益專科化使得醫生隻對某一專科、某一種疾病或病人身體的某一部位負責，而患者的健康需要多個醫務人員共同承擔，以往醫患之間一對一的關係不複存在，出現了一醫對多患和一患對多醫的多頭關係，醫療方式也從以往的醫患私人關係演變為社會性的醫療活動。對此情況，國際著名的心理學權威韋斯教授深刻地認識到了並指出：“現代臨床醫學進一步劃時代的柱石是醫生—患者的關係。”這句話所提示的深刻含義在今天正逐漸被全社會所認識和理解，同時人們也對我國現階段醫患關係的嚴峻形勢感到深深的憂慮。
現代醫患關係，已經由傳統的醫師權威的單向關係轉為平等的、雙向的關係。醫師在醫療過程中，要合理平均地使用醫療資源，用於每個病患身上，不分貧富貴賤，而且要尊重患者的選擇權。由於醫學科學的進步及醫藥衛生知識的普及，醫患雙方醫學知識的差距逐漸縮小，加以現代先進的醫療儀器介入醫療，使醫患關係產生一定物化的現象，醫患關係淡薄，加上人們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民主意識及人們對自身的健康越來越重視，促使患者權利意識在醫患關係中一發不可遏製。患者權利意識的崛起，不隻影響整個社會結構，也使醫患關係的遊戲規則產生重大的變化。
在某種管理體製的引導下，以仁愛為核心的醫學蛻變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現象已經不是個別問題，一部分醫學人將醫學這個人與人之間傳遞親情和仁愛的故事演變成為人與銅板的故事；一部分患者對醫學毫無敬畏和感恩之念，從走進醫院的那一刻起，就充滿了疑慮、戒備、猜忌甚至仇恨。醫患之間相遇的精力和時間，往往不是用在救護生命的活動中，而是消耗在對簿公堂甚至是鬥毆殘殺的場景中。這時，出現在醫患之間的，不是仁愛、不是救助，而是法律；醫患關係成為醫學發展的掣肘。醫患法律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就成為醫患之間的重要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