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0章 我的四妹(1 / 3)

四妹生平

四妹玉姣,生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農曆正月十四日)。四妹與九章村宋繼興結婚,生一男一女:女兒宋貴濮,兒子宋大巍。

四妹是我們兄妹八人中最小的一個。為何給她起名叫個“嬌(姣)”呢?四妹出生時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日本鬼子正常到農村進行騷擾。村民們為躲避鬼子也常常外逃。現在母親又生了一閨女,似成了累贅。東院的七奶奶聽說後起名叫個“多”,叫個“煩”,叫個“甩”。我母親卻說:“這是俺的老生閨女,俺還嬌著呢。”於是“姣、姣”的叫了起來。

四妹七歲上小學校,十一歲在酸廟完小讀書時,她曾和兩個嫂子(後來的三嫂玉娥、四嫂金英)同學。四妹小時候愛動愛跳,會打“車軲轆”。每到晚飯後,她在操場上能打一圈,逗得老師鼓掌稱讚。小時她出疹子也不願呆在家裏,外麵下著雪也想跑出去。

一九五六年上初中,一九五九年上高中,一九六二年高中畢業後,先後在梁莊鄉、濮陽縣城裏,濮陽市高新區從事教學工作,直至一九九八年退休。

下邊是四妹為新華社的《老年生活》雜誌,寫的關於她的嫂嫂(我的老伴)孫金英的一篇文章,轉載如下:

我四嫂子孫金英,是新華社的一位退休幹部,今年六十七歲。自她走進我家,成了我家的媳婦以後,整整過了四十個年頭了。幾十年裏我嫂對我及我家人的深情厚誼,使我終生難忘。

我嫂嫂和我是小學同學,但不同年級。上初中時,她和我哥哥又是同班同學,所以俺倆從十幾歲就已經認識了。哥嫂結婚以後,我雖然是她的小姑,但她卻把我看成她的親妹妹一樣。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各家生活都不富裕,我嫂每次給她的孩子做衣買衣時,總忘不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得病從河南老家去北京治病,她一邊上班,一邊抽出時間陪我跑醫院為孩子治療。退休後,我們都有了充足的時間,聯係來往就更多了。我每年都要去北京和嫂嫂一起住上一段時間。我嫂嫂每次外出休養、旅遊總是把我帶上。這幾年我隨她跑了很多地方,見識了很多。每次外出,一切費用全都由嫂嫂承擔。我家的經濟條件沒有我嫂家的好。我蓋屋、買房嫂子她總是伸手相助。

我嫂子比我隻大兩歲,但她比我成熟得多,老練得多。我思想上遇什麼苦惱之事,或有想不通的地方,總是向她訴說,有什麼難辦的事情也總是與她商量。她雖說是我的嫂嫂,我也把她看成親姐姐一樣。

我嫂嫂不單是對我關愛,對我家人,尤其是對我母親也是同樣。一九六九年她生第一個孩子後,我母親曾去河南開封給她看過一段孩子。那年頭,收入不高,日子艱苦,但我嫂子總是想法設法給我老娘改善生活。有一次老母親犯了痔瘡,她拉著車子去醫院帶老母親治療。她不嫌髒不嫌累,照顧得無微不至。當醫務人員得知二者的關係時,感動地說:“這媳婦真好,比閨女都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總社派我嫂到深圳特區工作。她每次回來都會帶來些禮物,老老少少都要照顧到。我記得有一次她從深圳回來時買了二十多件T恤衫,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婿每人一件。當時,那是最時尚的衣服,所以孩子們領到手後,都十分高興,當即穿在了身上。我嫂嫂還資助我貧窮的姐姐。我大姐年近九十歲,至今不忘。我嫂嫂在我家的行為表現贏得了長輩的誇獎,同輩的讚揚,晚輩的敬仰。所以我嫂嫂每次回到家,家人對她的喜歡程度,我哥也比不上。我嫂嫂樸素大方,她雖是一位大學生,但她也是農家姑娘。她結婚後,第一次走進我家,就為婆家拉土垛牆園,根本不像是個剛過門的新娘。從那以後,我嫂就給家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家是個大家庭,我們有兄妹八個。人多,孩子多,大都生活在農村,文化又不高,很難找到工作。有幾個孩子先後去了特區深圳,投靠嫂嫂和哥哥。為了孩子們的生計,哥嫂東奔西跑盡力為他們尋找工作。我嫂嫂拿出自己幾年積蓄的辛苦錢,出資支援我一個侄子在廣東創業;又拿出僅有的幾千元資助另一個侄子去澳洲留學。十年之後,澳洲的侄子為報答嬸嬸當年的資助之恩,特邀請哥嫂旅遊澳洲,在那兒住了數月。我嫂嫂對婆家的孩子和對她家的孩子一樣看待。所以我家的侄兒們,把嬸嬸也看成自己母親一樣。

如今嫂子年紀大了,也到了安享晚年的時候了。故寫此文,遙祝嫂嫂長壽健康。

我的自述

我出生於一九三九年農曆正月初九。乳名叫“國”。我曾問過母親,為何給我起個“國”的名字?母親說,生我的那一年正是“跑日本”最厲害的一年。日本鬼子到處****燒殺,無惡不作。那時小日鬼已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國土。為了記住這一國恥,於是就給我起了個乳名叫“占國”。就是被日本占去的意思。母親又說,不知怎麼的,叫著叫著就把“占”字給丟掉了。所以就叫成了“國”了。母親還說,村裏有個李姓的孩子,比我大一歲,他叫“占州”。他的“占”字沒有丟。現在人們還叫他“占州”。

母親這麼一說,我完全明白了。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日本侵華最猖狂的一年。日軍在濮陽邢屯和前後草場一帶進行滅絕人性的大“掃蕩”。四個村莊的房屋幾乎全部燒光。燒死牲口四十餘頭,殺死村民七十餘人。那時候,村民一聽說“日本人來了”,就急忙的外逃。(俗稱“跑日本”)。母親這麼一說,我完全明白了,為何我的乳名叫“國”的原由。

我的幼年及童年曾經曆三次死亡。聽母親說,我出生不幾天,有次母親把我用小棉被包好放在廚屋裏的炕頭上。然後母親就出去了。不一會一隻大花貓進入廚屋,一躍跳上了炕頭。這隻花貓前不臥,後不臥,正好臥在我的小臉上。大概它沒有吃什麼東西,餓極了,就“喵、喵”地叫了幾聲。母親聽到貓的叫聲,就急忙回到廚屋把貓趕走後,緊緊抱起了我。此時,我的臉色開始發紫,嘴裏也吐出白沫。如果母親再遲一步,其後果與“胎死腹中”無有兩樣了。

我愛動不愛靜。走路也不老實。五、六歲時,有一次和比我大四歲的三哥去村西頭穀場上拿柴火燒鍋做飯。我一邊唱著,一邊蹦跳著,一不小心掉進了一丈深的“紅薯井”裏,差一點沒有摔死。我三哥嚇得直哭。後來也沒有什麼事也就好了。

我九歲那年,得了一種大肚子病。麵黃肌瘦,全身無力,一直喘氣,危在旦夕。一天,母親去西北地找正在那裏耕地的父親。母親說:“國小不行啦。光喘氣,咋辦呀?”父親說:“哪咋咋,沒法”。母親從地裏回來,就把埋我的草席準備好了。一旦斷了氣,停止呼吸,就用這領草席卷巴卷巴,將我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俗話說:“命大不該死”。奇跡般地我又活了下來。

一九五一年,我考了河南省濮陽縣酸廟完小,分在第七班。在班裏學習成績很好。我清楚地記得,一次期中考試曆史,我得了全班唯一的一個一百分。受到曆史老師的誇獎。

我一九五三年高小畢業。畢業後我和一個比我大好幾歲的李東明同學去山東範縣報考初中,結果落榜未中。河南濮陽的考期也誤了。隻好在家裏又複習了一年。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了河南省立濮陽中學(原華美中學,現濮陽三中)。我被編到第三十九班。原比我低一年級的小學同學孫金英也考上了濮陽中學。因我誤了一年,現在我倆趕齊了。又同編在一個班——三十九班。她後來成了我的終生伴侶。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緣分”吧。

終身難忘的初中生活,經曆了驕陽似火的戀愛階段,此一時期的詳情,擬另書專著。

一九五七年我初中畢業,考入了濮陽一中(高中)。這一年全國各地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很多老師被打成了“右派”。其實這是一場錯誤的而且又是擴大化了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之後,這些被化為“右派”的人員才獲得平反。

在高中讀書時,我的俄文學得不錯。一次學校舉行晚會,班裏的同學讓我用俄文表演一個節目。我找了一個普通話說得好的同學作我的翻譯。我用俄文演出時,台下鴉雀無聲。演出結束後一片掌聲。受到全校師生的好評。

一九五八年,全國******,全民大辦鋼鐵。我們學校停課四十八天。步行三百多華裏赴太行山下一個叫天喜鎮的地方去煉鋼鐵。其實全民大辦鋼鐵,是勞民傷財,不起任何作用。從山上下來以後,我們又在濮陽北邊的趙村坡深翻土地十二天。當時,迷信深翻土地能高產,所以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那時我們高中生還是十七、八的青年小夥子。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幹勁大,勁頭足,深翻土地十分賣力。因此工地上呈現一片熱火朝天的感人景象。觸景生情有感而發,我即賦詩一首:

昆侖之高有限,

長江之長有頭。

翻地英雄之力,

無窮無盡無休。

此詩寫出後,第二天學校油印的“戰地快報”就刊登出來了。

一九五八年底,部隊要在學校招收一批技術兵。我積極報名參加應征。經過層層政審,體檢。最後獲準入伍。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學校領導和師生開會歡送,並合影留念。當天,我在日記上寫下這樣的詩句:

大紅花兒紅又紅,

掛在胸前留英名。

老師同窗歡送我,

送我入伍去從征。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我乘汽車從濮陽到了新鄉軍分區。九****脫下便衣,換上了軍裝。脫下的便衣,由軍分區按自己寫的地址,郵寄到各自的老家。當母親接到我的包裹,打開看到我的衣服時,忍不住兩眼淚下。那天我乘火車到達入伍的目的地——天津市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拖拉機汽車修配學校。

但在部隊隻生活了二十五天。接上級通知:凡是從高中入伍的新兵,一律退回原校繼續學習。於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我又回到了濮陽一中繼續讀書。此時就快臨一九六零年的全國高考了。

一九五八年全國******,一九五九年全國開始大災荒。一九五八年全國農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家家戶戶吃“大鍋食堂”。農民每人每月隻能吃到二十來斤糧食,況且還要每天下田勞動三晌。我到四舍五鄰走走看看。所到之處,家徒四壁,甕空灶冷,幾無炊煙,十分淒慘。青年人似無縛雞之力,老年人頻發非正常死亡。母親的身體也每況愈下,無奈之下就動員老母再去浙江金華到二哥那裏,看能否吃碗飽飯。

一九五九年的農曆八月中旬。一天,我把母親從梁莊接到濮陽城裏,安頓在“縣社”一家旅館。本來想從濮陽坐汽車到最近的一個火車站——河南淇縣火車站。但大概是由於外出逃荒的人多,買汽車票要等好幾天也不一定能買到。當時心急如焚,決定騎自行車送母親到火車站。當天早上我又從“濮陽一中”回到梁莊,把大哥供銷社的一輛自行車推上,騎著又回到了濮陽。當天下午就準備動身。當時孫金英同學正在濮陽她姐家裏休暑假,得知我要騎車送母親到百裏之外的火車站,她苦苦阻攔。她擔心地生路遠,母親受罪,多有危險。那時年輕氣盛,又想到老母親不能飽餐,苦受煎熬,心裏難忍。於是一意孤行,不聽勸阻,決心騎車送母親,不等明天。就是這樣,騎著自行車載著母親,出了濮陽城的南門,一直向西南方向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