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曹夫人來問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將真實情況說給她聽，她聽了連連搖頭，歎氣，把什麼事情都想穿了，想透了，第二天晚上，我倒睡得比較安寧。
第三天一早，曹先生出去了，真沒有想到他是去我家通知鬱達夫的。
第四天早上，我見大公報上有一則鬱達夫啟事，一看，真把人氣死了。《啟事》是這樣的：
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現銀物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下午，鬱達夫來了。見了我，叫我回去。我說：“你不是尋人啟事也登出來了？我今天若回家，那不是你的啟事要白登了，給報館裏做什麼生意？”他說：“我因為不知你的去處，所以才登了報的。”後來據我了解，他一見我拎箱子走出門，馬上去車站和碼頭上找我，找不著。他呆在家中半天，後來看見寫字台上有封信，是許紹棣寫來的。於是便小題大做起來，他亦沒有看仔細內容是什麼，就馬上拿這封信到郭沫若的住處，告他我已失蹤，並且撿到“情書”一封。然後邀了郭先生到我家去看現場，要他看我“卷逃”的痕跡。
曹秉哲律師到我家去，告訴了他我的行止，他雖已安了心，但還要出口氣，想倒倒我的黴，說我卷逃。這樣，他才在大公報上登了這一則啟事。
他在曹家挨了一天，我沒有理他。天晚了，他要求住在曹家。我說：“沒地方給你睡！你必須走，你和我這個卷逃的人來講什麼話？”後來，由曹先生的說項，讓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次日，他再提出我回家的問題。我就向他提出：“你應該登一則道歉啟事。”稿子由我寫了交給他，他拿著稿子回去了。第二天，我在報上看到道歉啟事，寫道：
達夫以前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並登報招尋，啟事中曾誤指女士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複經朋友解說，始知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致歉意。
我回家了。這一場風波暫告平息。郭沫若在《論鬱達夫》一文中這樣寫過：
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摯愛著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
到漢壽以後
武漢危在旦夕，我們這一家，於1938年的深秋，聽了易君左先生之勸，扶老攜幼，搬到湖南的漢壽暫住下來。我在盛氣之後，餘怒難消，要完全恢複十年前的我對他的熱情，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不過在兩個人的心中，在到達漢壽以後的一個時期裏，也的確有過盼望著重歸於好的願望。他在當時所寫的那篇《國與家》裏，確是很真實、很明顯地表示了他的態度，而且還較具體寫出了隱諱之言：
6月初頭，正當武漢被轟炸得最危險的時候，我的這小小的家庭，也幾至於陷入到了妻離子散的絕境。自北去台兒莊，東又重臨東戰場，兩度勞軍之後，映霞和我中間的情感，忽而劇變了。據映霞說，是我平時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撫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時也不覺得對她有什麼欺負；可是自從我福建回來，再與她在浙東相遇，偕她到武漢以來，在一道的時候，卻總覺得她每日每夜，對我在愁眉苦臉，討恨尋愁。6月4日，正在打算遵從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預備上船西去的中間，一場口角，她競負氣出走了。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為在出走之前，我對她的行動，深感到了不滿，連日和她吵了幾場。本來是我先打算以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後，我因不曉得她的去向——當時是疑她隻身回浙東去的——所以就在大公報上登了兩天尋人的廣告。而當這廣告文送出之後，就在當天的晚上，便有友人來送信了。說她是仍在武昌，這廣告終於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後來經許多友人的勸告，也經我們二人的懺悔與深談，總算是天大的運氣，重新又訂下了“讓過去埋入了墳墓，從今後每自改過，各自奮發，再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的一個誓約。破鏡重圓以後，我並且又在大公報上登了一個道歉的啟事。第二天就上了輪船，和她的母親與三個孩子，一道的奔上這本來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從前是叫作龍陽的，現在是算作漢壽，僻居在洞庭湖西邊的小縣裏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