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父親因為沒有錢買藥而失去生命的情景，所以我很想再多賺一些錢，去幫助那些被病魔纏身的人，去不斷地發展人類的醫療事業。
——李嘉誠
有人說，李嘉誠有兩個事業。一個是拚命賺錢的事業，名下企業業務遍布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雇員人數約22萬名；另一個是不斷花錢的事業，他的投入也足以讓他成為亞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公益慈善家。在接受香港的《亞洲周刊》雜誌的采訪時，李嘉誠甚至將自己一手創立的李嘉誠基金會稱做是心中的第三個兒子。與財富的這兩種打交道的方式和態度就這樣奇妙地統一在了李嘉誠的身上。
體會“花錢”的意義
說起李嘉誠，他的大兒子李澤钜感慨萬分：“爸爸很懂得用錢，懂得用錢是指他知道生命中，那些事情對他重要。他覺得如果能在一生中，幫助那些較不幸的人，不論在醫療或教育也好，他覺得這樣做可使他感覺得更富有。”
《孟子》曰：“達則兼濟天下。”而李嘉誠正是通過“花錢”的方式踐行著這一句話，他說：“當你賺到錢，等有機會時，就要用錢，賺錢才有意義。……成功之後，利用多餘的資金做我內心所想做的事，心安理得，方寸間自有天地。”於是，他熱心支持內地及香港的教育與醫療事業，多年來各項捐款達30億港元。
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這場地震，震動了世界，凝聚了中華。汶川大地震後，李嘉誠立刻決定向災區捐款人民幣3000萬元。接著再捐1億元，為所有受災學生支付全部的學費和部分生活費，讓他們盡快複學。與此同時，他名下的基金會迅速派遣近千名受過訓練的義肢技師前往四川，計劃為四川災區受傷的災民全部免費安裝義肢及提供輪椅，預計在兩個月內全部完成。李嘉誠還表示，若災區再有實際需要，他會進行第四輪捐助，隻要有最實際和見效的項目，就會立刻去做。
記者問李嘉誠：“您對教育和醫療這些慈善公益的事業投入這麼大，與您幼年的經曆有什麼關係？”
李嘉誠回答道：“童年我是一個非常喜歡讀書的人。戰爭期間，我們一家人來到香港，當時日本人已經占領了香港了，於是我媽媽帶著我弟弟、妹妹回到家鄉去，香港隻有我跟我爸爸。那時每天晚上爸爸都會咳嗽。因為爸爸的咳嗽，每天晚上我心裏都很難過，但他也根本沒有看過醫生，等到他自己知道嚴重了，才聯係公立醫院。半年後，在醫藥不夠、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他去世了。所以這一段的經曆給我非常深刻的影響，就是說，如果有一天，假如我的事業可以達到某種程度，我就要為醫療事業做一點事。要牢牢記住，教育、醫療都是最重要的。教育來講，我認為自己也幸運，怎麼樣幸運呢？因為在那一段最困難的時期，我一路都是盡量求進步、盡量搶到多一點學問，到今天這麼多年來，是沒有一天停過的。甚至旅行，我還是帶著要看的書。……我一生中有兩個關鍵時刻。一個是我12歲的時候，一個天真、充滿幻想的小孩子跑到香港，見到一個不是我所希望的世界，我轉眼之間就變得成熟了，非常努力，不怕辛苦，充滿責任感。第二個應該是我二十七八歲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可以說‘貧窮，我永遠不會再見你了’，也就是說以後都不需要做事了，可以退休了。但是驟然間你發現，財富在一路給你增加，可你有什麼特別快樂的地方？沒有。”
人們都知道，做醫療和教育事業，金錢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時間、心血、擔心、還有投入的感情。其實，無論什麼國家，什麼政策，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教育能夠令社會進步。而醫療是一種關懷。這個社會如果有進步，有關懷，是好的。如果一個社會有進步，有關懷，這個社會就非常和諧。
李嘉誠說：“人總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前一段時間，如果你能夠快快樂樂地回想起，這一生雖然人家也為我服務很多，但我也為人家服務不少，那麼，你就會真真正正快樂的。我在香港有不少朋友因為腫瘤病過世了，過世之前受過不少痛苦。照我看，如果一個女人分娩的痛苦假如是50%的話，最痛苦的時候是60%，但是這個腫瘤的病痛是可以達到100%的。我去醫院看望這個朋友之後就想，在內地也應該有這樣的病症，假如家庭環境不好的話，用什麼去關懷他呢？我去跟大學的醫學院說，我希望在汕頭建試點，如果好的話，兩三年之內，在全國推廣這件事。他們提議用“臨終關懷”，我說這個名字用得不好，你跟病人醫療的時候，說是臨終關懷，是不行的。現在全國共有20家。坦白來講，這個是完全不夠的，就是加100倍，也是不夠的。但是，我不能夠將所有的精力放在這個問題上，最要緊就是希望大家一道努力，那麼這力量就大了，單憑我這個人，是做不大的。所以，現在我還是鼓勵我基金會的同事，他們也真的是盡心盡力，每天工作量都非常重。我都是告訴他們一句話，用最好的醫藥，最好的辦法，能夠送到病者的手裏，給他醫治。我說，假如一個藥減輕病痛是90%的，價格是50塊錢，但是一個可以減輕99%，要100塊的，我情願買100塊的，就是盡量令病人的痛苦可以減到越少越好，這是我自己心底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