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的語言
記得十年前剛來深圳時候，某日經過深圳一家健身院，看見有兩行廣告性質的大字——“潮流興急費，齊來爭人隊”。端詳尋思半晌，下半句大意可解，但上半句怎麼也捉摸不出個究竟。進去向健身院的教練請教，教練支吾半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並說自己“是北方人，大概那句話是‘香港話’”，讓我去問台子後麵收錢的老板。健身院老板很熱情用不太熟練的普通話告訴筆者：急費是英語KEEP
FIT（健美、保持身材）的粵語發音。聽畢，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港式洋涇浜英語的漢文翻譯，嗬嗬自笑之餘，不免又生出幾絲中國人慣有的杞人憂天式的慮思來。
時下國內許多港式粵語和洋涇浜英語正不斷侵蝕著普通話，使國語的純潔性遭受嚴重損失。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些領流行潮流之先的歌星們以及地方台節目主持人嗲聲嗲氣拿腔做調地咬著舌頭說港式普通話，使得許多年青人也爭相仿效。在深圳有些小商場買東西，也時有商店小老板坑騙講普通話“北佬”的事情發生，似乎講普通話的就是初來廣東打工的窮人語言，堂皇正統的普通話有時竟淪為二流語言，這不能不說是“咄咄怪事”。反觀香港同胞，其學習普通話的熱情令人欽敬，其努力認真之狀實至感人之境。尤其是象張學友、劉德華、黎明這樣所謂的“天王”級歌星在國際上接受諸如“亞洲最受歡迎藝人獎”之類的頒獎會上，無一例外皆用普通話致受獎詞，演唱歌曲也全是清一色的國語歌曲。象上述幾位以粵語歌成名的香港歌星肯定深知這一點——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人的語言是普通話。
筆者絕非對方言有成見。中國國土廣袤，幹萬裏內方言眾多。老鄉同裏相聚互用方言講話確實有親情洋溢的動人之處，但普通話的推廣確實是事關大一統國家的幹秋大事，萬不可以某地一時的經濟發展而令當地方言成為時髦語言，更不應據此蔑視普通話。
中華疆土遼闊，確乎令我們有泱泱大國的自豪感。幾幹年來，使國家一直保持大一統局麵的正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具有扭強生命力的文化。而中華文化的重要基石不外乎以下兩種：一是文字，二是語言。無論你人在廣西、福建偏僻的山區，抑或海南白浪拍天的海濱，或是身處在新疆風情奇異的喀什，我們中國人都能用同一種語言相互溝通一一那就是普通話。在如此遼闊的國土上，如果沒有這種官方語言，各民族各地區的交流是難以想象的。
從曆史上看，各朝各代無不以書同文、語同音為大一統國家的強有力工具，而且多有嚴厲舉措，如清朝雄才大略的雍正皇帝曾親自下詔諭嚴令廣東士去必須學習“官話”，否則不準參加科舉（由此聯想到香港拍的一些電視劇裏麵梳著大背頭、頭頂滿清官帽的雍正皇帝仰頭背手，用廣東話慷慨激昂個不停，倘若雍正地下有知，大概又會氣死一回）。唯一例外的是西晉滅亡之後流竄到南方的東晉朝廷宰相王導為了聯絡當地人的感情，不得不學會幾句吳語，在用自己的胖肚皮貼雲石棋盤的同時，同吳人官僚不尷不尬地說句“何乃洵”（棋盤真涼快呀）以示親切。即使這種言不由衷的行為，仍受吳人的恥笑。
但當時的晉廷處於偏安之隅，此種示好之舉也是無可奈何罷了。近讀英國人莊士敦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康有為因國語講不好，同光緒帝在語言上溝通困難，君臣兩人往往麵麵相覷，相坐移時不能交談數語。或許這種隔閡也是戊戍變法失敗的諸多原由之一。而這種看似偶然性的細微情節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最終導致清末變法失敗的必然。
言及對國家標準語言的推崇，我認為法國人的精神當值得借鑒。法國人每以法語的純潔準確引以自豪，麵對好萊塢輕浮英語文化的衝擊，不惜立法以捍衛法國語言的官方地位和純粹性。筆者一次到訪巴黎，當我用英語問路時，一法國紳士用標準的英語回答說“I
CAN’T
SPEAKE
ENGLlSH”（我不會說英語），當我改用結結巴巴的法語問路時，竟得到這位高傲的法國紳士有些過火的熱情回報——他一麵不厭其煩地慢慢用法語同我交談，一麵走了大約兩公裏的路帶我到所要去的博物館。雖然法國人的行為有些矯枉過正（如有些法國人甚至建議所有法國計算機網絡語言改用法語），但從其崇尚本國標準語言的努力可以窺見其強烈的國家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