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人類創造的一種獨特機構。美國加州大學前校長克拉克·克爾曾做過一個統計，在1520年前，全世界建立的組織中，現在仍然使用同樣的名字、以同樣的方式做著同樣的事情的隻剩下85個，這85個中有70個就是大學，另外15個是宗教團體。我們感慨大學“存在的時間超過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傳統、法律的變革和科學思想”。
盡管中國高等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的太學，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產生，則一般認為始於19世紀末期。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標誌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製度的建立。考察中國大學百年發展史，是一個不斷學習、借鑒西方大學理念，融入中國傳統教育理念並建立起中國特色大學理念的曆史。
從圍繞德國大學理念進行係列改革的北京大學到以美國大學理念和模式為範本建立的清華、南高-東大、南開等大學群體，西方大學理念印上了深刻的烙印。大學理念成為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大學理念在近代中國的傳入及本土化實踐曆程，對中國大學產生了至深且巨的影響。
近年來，學界對大學理念的研究方興未艾，該課題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在已有的成果中，對中西大學理念的發展曆程、大學理念對校長辦學實踐及人才培養目標的影響方麵的研究比較深入，而西方大學理念在近代中國的導入、傳播與影響，及當時國內思想界和高等教育界對西方大學理念的選擇、調適和融合的過程，尚沒有係統的論述成果，這是筆者決定以西方大學理念與近代中國高等教育作為博士論文研究內容的最初想法。
在不停的思索和考問下，筆者最終確定了“西方大學理念在近代中國的傳入與影響”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將研究重點集中於兩條線索，一是西方大學理念傳入中國的曆史軌跡及國人的選擇與接受，二是理念傳入後，對中國大學從理論、實踐和製度層麵帶來的實際影響及與中國國情的調適。通過對上述兩條線索衝突、交織和融合過程進行多學科、多視角的考察，揭示西方大學理念本土化曆程中的中國大學的變遷與發展。
本書所試圖描繪和把握的是中國大學百年嬗變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作為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極為關鍵性組成部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既是一種具有客觀必然性的自在的曆史運動，也是一種明顯地體現了社會主體主觀能動性的自為的曆史運動。在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中，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西方大學教育思想，尤其是大學理念的導入給中國大學教育注入了全新的元素。回眸中外大學的發展，我們發現大學理念對大學的成功有著密切的聯係，對大學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這一作用隨著大學重要性的凸顯而日益重要。正如有學者所概括的那樣，“大學理念是大學實踐的指針，是大學製度的思想基礎，是大學組織運行的基本原則”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哈羅德·珀金（HaroldJ.Perkin）教授認為：“一個人如果不理解過去不同時代和地點存在的不同的大學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現代大學。”同理，如果我們不能理解西方大學理念在近代中國的導入、影響曆程及國內教育界、學界對此的調適、融合的演進過程，我們就不能真正認識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軌跡。
伏爾泰說過：“了解過去時代的人們是怎樣想的，要比了解他們是怎樣行動的更為重要。”因為，理念是確定行動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理解20世紀40年代前中國大學人的主導思想傾向與心態特征，是理解一個時代大學人行動取向的鑰匙，對理解中國近代大學的曆史走向有重要意義。
隨著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作為探究知識、整合知識、應用知識和傳播知識的學術機構，大學在知識創新、服務社會與人才培養過程中將承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西方大學理念中國化曆程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大學對西方大學理念的借鑒、模仿和融合的曆史演進軌跡，不僅在推進高等教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上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而且為當下在全球化、國際化背景下，如何培養創新人才，建設中西融合、具有自身特點的現代大學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提供有益的啟示，同時也為當前正在進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曆史的借鑒。借用儲朝暉博士的話就是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為中國大學‘立心’”，特別是為中國建設創新型大學“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