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找到田豐的照片，但劉曉津曾在另一個學員的家裏見過。她說，照片上的田豐眼睛有點藍，頭發有點黃，後麵用橡皮筋紮著一個馬尾。相片掛在學員家正對門的牆上，相框上方，貼著一張毛主席像，麵容慈祥。村民們都說他像個外國人，實際上當時中國音樂藝術家的打扮大都如此。後來，田豐把頭發剪了，一溜往後梳，看上去像另外一個人，也迎合著當時的傳習館館長身份。
今年夏天，後寶雲去昆明後，這裏的“鄉村傳承”幾乎停了下來。那天晚上，後美華把整個村子曾學過歌舞的年輕人都叫了過來。她們清一色的時裝女孩，放在任何一個大城市，如果不說話，很難看出她們幾乎從未離開過這個鎮子。嗓子唯一好的那個，害羞得一句話都不肯說。
男孩們都出去打工了，即便留在家裏的，也不願跟著後寶雲學習什麼歌舞。女孩們大多也是出於一時興趣，大家聚在一起好玩，或者就是渴望成為李懷秀那樣的人物。李懷秀是鄰近一個村子的彝族姑娘，當年是傳習館的第一批學員，後來在中央電視台青年歌手大獎賽原生態組拿了金獎，一夜成名。
深夜，我和後興榮一起步行到老宅。村子一片漆黑，他一句話也沒說。事實上，“鄉村傳承”比劉曉津想象的要艱難。沒有名利的誘惑，年輕人會覺得這些民間文化毫無實用價值。
田豐曾對劉曉津說：“毛主席說得對，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他以為所有人都把傳習館、把民族文化保存當作一個事業。但事實上，誰也不能代替農民做出選擇。要想改變這一切，先得改變他們的意識。但誰來改變？田豐的確可以影響一些老藝人，比如後寶雲。但年輕人的心，被經濟社會主導的這一切，田豐注定無能為力，然後為此付出代價。
6.
從巴窩村回到昆明的當天晚上，我接到後寶雲的一個電話。他興奮地說今晚有演出，你過來看一下吧。那天還是義演，劉曉津在門口搭了一張桌子，試圖賣票但很少有人問津。雲南大學的幾個老師請了台灣的一個畫家過來。我們稀稀拉拉坐在觀眾席上。後寶雲在舞台上唱得很賣勁，歌舞歡快，但我怎麼也高興不起來。
我發現和這些民間藝人很容易成為朋友。他們和劉曉津、和郭淨的感情都比較深，一種平等的友誼。但田豐不是，他是高高在上的。如果說傳習館是一個大家庭，田豐就是那個威嚴的家長。郭淨說，有一天清晨，看見田豐一個人從房間慢慢走出來，獨自在院子裏踱步，那個孤獨的背影給他印象特別深。田豐和傳習館師生交往並不多。更多時候，他隻是這個家庭的物質支柱。
田豐的精神世界充滿了屈原的影子，一般人怎麼能企及？他對音樂和文化熱愛到極點，就像屈原對楚國文化忠實那樣，可惜不被社會認同。田豐自己其實是明白他的悲劇性。開辦傳習館一事，其實是歌劇《屈原》的一部分，他是拿自己的人生在創作。
田豐在傳習館的宿舍，以前是農場的豬圈。兩間房，裏屋是臥室，幾乎沒有光線。外麵擺了一張沙發和書桌。比較值錢的是鋼琴和電視機。牆壁上到處貼著白紙黑字，他自己用毛筆寫著：“有一天，人們來到這裏說，這才是人應該待的地方，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使命感催促他要趕緊辦完這件事情，但現實是他得首先改變自我，田豐就開始掙紮。
屈原似的浪漫，維持不了傳習館的生計。為了解決這一大家子的吃飯問題，還有那3800畝保護區的藍圖，田豐四處要錢，尋求商業合作。他自嘲是個“高級乞丐”。討飯都是高級的，田豐骨子裏並不想改變自己，隻不過源於生存，他得耐著性子去和主流社會對接。但他又隻是個搞音樂的，缺乏融入經濟社會的能力。內心和外在，幾乎都是矛盾的，交織在一起，田豐最後就受不了了。
有一次，劉曉津在一個加油站偶遇田豐。他坐在130卡車上大聲招呼並且突然說：“我不想幹了！”田豐說出這樣的話讓人很吃驚，這和他平素一貫表現出來的堅定很不相稱。
當時，由於商業合作出了問題，田豐陷入了一場官司。他不經意的一個簽名，成了法庭上對方最有力的證據。田豐認為自己上了當，他變得絮絮叨叨，對幾乎見到的每一個人闡述他對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各種想法和方案。劉曉津站在旁邊，說他令人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讓人心酸。田豐從他打造的理想國一下子跌回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