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的鄉村曆史，傳統農民世世代代過著麵朝黃土背朝天，鑿井而飲，祖輩相襲，躬耕不輟的生活。由於靠天吃飯，循環而有規律的農耕生活，使農民特別認同命運的注定，凡事希望祖宗保佑成為農民習慣性的思維方式。馬克思指出，亞細亞生產方式“使人屈服於環境，而不把人提升為環境的主宰”。小農經濟和自然經濟形態不僅深深影響著當時農民的日常生活，也深深影響著他們的政治心態和政治態度。落後的生產力水平以及“敬天、畏天”的意識把現實世界的皇權體係完全宗教化、神聖化，使農民形成了宗教化的政治意識。然而，我們認為，形成中國傳統農民畏懼權威、單向服從慣性的更深層社會原因在於：鄉村社會中，係統、成熟、完整的家族製度，主要表現為“擬國家性”的特點。
在傳統的鄉村社會，農民居住聚落的最顯著特征莫過於家族化或宗族化。家族組織並非單純的血緣組織，而是通過係統化、等級化與極端化的管理與統治，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擬國家性”。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是家庭結構式的國家”。馮友蘭也認為：所有一切的社會組織均以家為中心。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從家的關係出發。而在費正清看來：“中國家庭是個微型的自成一體的邦國。”他認為，家庭製度是中國的堅強堡壘，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部分。這種家長製的“擬國家性”主要表現在：
一是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單純的血緣關係，還是服從與被服從關係。家族成員中的宗族、父子、夫妻、兄長、族長與族民等家族關係既有著牢靠的血緣親情關係，也是尊長卑幼、夫主妻從、嫡貴庶賤、親親疏疏的統治與被統治、依附和被依附的主從關係。
二是家長權力的至高無上性。《禮記·坊記》上講：“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禮記·喪服傳》上也談到，“父，至尊也。”這個至尊的父家長是家族中的主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谘稟於家長。”如同君王一樣，家長是一個家庭的代表，是獨一無二的、本家庭中最尊長的人，是家族中的統帥和首腦。他們不僅擁有教令懲戒家族成員的權力，掌控和支配家族經濟的權力，主持家祠私祭的權力，而且還可以決定家族成員的婚姻。當時的統治階級默認並支持家長在家族中所擁有的這種絕對權力，法律和習俗也並不對家長肆虐逞威的行為加以製止。“隻要家長活著而腦子還清楚，他就有一切理由來主宰家中的一切。法律許可他鬻兒賣女，甚或處決逆子。”
三是具有係統有效的調控管理家族的手段。在傳統鄉村的家族製度中，家長調節、控製家族關係和家族成員的手段，除經濟專製、思想專製、嚴格的尊卑等級以及父慈、子孝、婦貞等一係列道德原則外，還包括借助“寬猛相濟”的政治手段製定各種家法家規來調節、控製家庭的內部關係。曆代的封建法律都保證家長對家屬的懲罰權力，家長對家屬的懲罰也有各種方式和手段。如“庭訓”，“子孫所不為者，敗壞家風，仰主家者集孝子弟，堂前訓飭，俾其改過；甚者，影堂前庭訓；再犯，再庭訓”。有“子孫故違家訓，會眾拘至祠堂，告於祖宗，重加則治，諭其省改”。有“子孫有過，俱於塑望（初一、十五），告於祠堂；鳴鼓罰罪。初犯責十板，再犯責二十，三犯卅”。可見，“家法”是“國法”的補充。同必須服從國家權力一樣，每一個家族成員都被強製服從家族權力。
家族製度的“擬國家性”特征使普通農民完全處於依附狀態，缺乏自主性和能動性。他們處於等級的最下層，沒有選擇的可能性，而隻能被迫接受統治階級強製灌輸的“孝悌仁義、禮節名教”等倫理觀念的熏陶並接受宗族統治所規定和允許的行為模式。對於這種模式，費正清總結道：在傳統中國，“家庭生活中灌輸的孝道和服從，是培養一個人以後忠於統治者，並順從國家現政權的訓練基地”，“在家裏對長者的尊重，訓練了普通農民對他的上層階級的順從”。可以說，家族製度輕而易舉將農民培養成具有順從型或依附型政治人格的“順民”，從而符合了封建君主專製統治的需要。
此外，家族製度的“擬國家性”特征還呈現出“家國同構”的樣貌和態勢。傳統農民對家長是無條件服從的，並且他們對“家長”、“族長”的觀念、情感和態度已經成為一種行為慣性和思維慣性，很自然地延伸、融入到對專製皇權的服從和依賴的政治取向之中。一方麵，他們依賴專製皇權，並對之具有發自內心的“兒女式”的尊敬和感激；另一方麵，君主、官吏的權威又使得他們也保持著一種對君主、官吏的“兒女式”的言聽計從與敬畏、恭順、臣服。盡管家族製度禁錮了成員的思想，限製了他們的行為，但客觀公正地看待，對於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解決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秩序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三）民間非製度性規範保障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