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楊梓
要談肖川老師自然是離不開詩的。
我寫詩實出偶然，上中學時因作文寫得差而學了理科。畢業留校，是想成為一名外科大夫，但沒有升造機會，夢想破滅。於是，我鑽進學校圖書館讀起了閑書，翻起了報刊，也寫起了詩，並將兩首小詩投給《寧夏青年報》，後來便成了我的處女作。那是1986年，我大受鼓舞，一寫難收，不舍晝夜。也知道了寧夏的著名詩人肖川，便去拜訪。當時文聯沒有辦公樓，在一個院裏的平房裏辦公。我跟肖老師聊了一會兒，但忘了聊的內容，看他麵前堆積如山的詩稿，我不忍心耽誤他的時間，便告辭了。後來肖老把我的一首短詩編發在1987年的《朔方》上。
此後過去了十年。
我於1997年到《朔方》編輯部上班。十年間，我常去看望肖老，但沒有帶去詩稿。一是《朔方》另有詩歌編輯，便將詩稿投給了他；二是覺得上過《朔方》了，就把詩稿投給了外刊，發在《詩歌報》《綠風》《星星》《詩人》等報刊上。肖老擔任常務副主編之後，我向他提出調動之事，他說我應該“歸隊”，歸到雁陣那樣的文學之隊裏。
編輯部當時分了三組編刊，我和肖老一組。首先，他說要約好稿、編好稿、發好稿，質量第一是《朔方》生存與發展永遠的追求。其次，他給我談了編稿的“四個傾向”，即傾向寧夏、傾向青年、傾向回族、傾向女作者，一句話就是“寧夏青年回族女作者”。這就是說在作品質量同等的前提下，要有這“四個傾向”，以突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點，扶持本區文學人才，這是《朔方》安身立命之本。我在《朔方》工作十四年，就是按照肖老的要求做的。我也說過，我可能寫不出好作品，但我肯定能編好作品。
在創作方麵，由於我年輕、孤傲、不屑，從不參與國內的任何征文或大獎賽，覺得應時應景本身就是遠離藝術的行為。肖老卻對我說，一個運動員能跳多高，首先要敢於參加比賽。後來，寧夏中斷十四年之久的文藝評獎開始了，我報了發在《綠風》上的《黃河之曲———西夏史詩序曲》，沒想到獲了詩歌一等獎。後來又榮獲了寧夏第六、第七屆文藝評獎詩歌一等獎。到第八屆時，我不能再參與了，就被委以重任當起評委，還兼組長，對三年來寧夏詩歌作了一次公正的評選。
1998年年底，第五屆文代會之後，肖老被選為文聯副主席，分管《朔方》工作，但我們還是常在一起小酌一番，海闊天空地談詩談人生，對我為人寫詩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的，肖老是我永遠的恩師。
2003年，我提議肖老應該出版一部《肖川詩集》，把他創作幾十年的作品集於一體，他說是應該出版，但他編輯不了，他的作品太雜———有新詩、古體詩、信天遊、歌詞，有墾荒詩、西部詩、塞上詩、漫遊詩，有抒情詩、敘事詩，有密集長句式、短小精製型，還有豪放式、婉約式等等。我當時就說，由我來編。但這一編就是十年。
肖老退休後，我常去給他拜年，談起出版詩集的事，他說隻是個想法，別人並不知道。可見他並未向文聯提及此事，可我知道並且記著。
我在《朔方》工作時是編好刊物，協助主編扶持並力推寧夏青年作家，而編書則是職責以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