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愛情傳統中的“才子佳人”理想範式，帶有強烈的審美性、心靈性和婉約性。每一位士子都渴望“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絕代芳華，喻其“沉魚落雁”；每一個懷春美人，都希望遇到“貌似潘安，才比子建”的曠世才子，喻其“玉樹臨風”。在這一文化心理下，“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呈現了典型的東方唯美的執著追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是帶有民族性靈特色的輕柔愛戀，並期待“有情人終成眷屬”。詩詞歌賦、小說戲曲莫不以此為藍本來詠歎敘寫，決定了古典言情文學的審美形態，沉潛著朗月照花、深潭微瀾的底色氤氳。
一“才子”“佳人”的遇合與情詩
現存最早的情詩，夏朝的《塗山女歌》：“候人兮欹”，是塗山女苦苦等待治水的大禹時唱的。簡短四字慨歎了相思的悠長，由此開啟愛情歌詠的濫觴之源。中國古典言情的流脈波蕩，與特殊的男女交往環境直接相關。
“門當戶對”的婚姻觀統攝千年，家庭中普遍匱乏熱烈愛戀。早在西周，文王之化的精神規約在王畿千裏的轄域深入綿遠，《禮記·表記》曰：“周人尊禮尚施。”《周易·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周人把婚姻看作禮義之本，視其為周王朝穩固延續的基礎定因。但上層貴族的婚娶多重在政治的考慮，情愛成分極少。至魏晉南北朝，盛行門閥觀念，重視流品，輕淩寒素。在婚配上更是講求“門當戶對”，屬於政治、經濟方麵的結合。唐代的科舉考試使大量出身寒微的士子步入統治階層，但實際婚娶依然滲透門第觀念，並曆代承襲。
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對動人美色的向往，也曆代相延。周朝極重宗室的衍續，女性的價值往往與生育相連。《陳風·東門之枌》：“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在贈送花椒、表達愛慕的同時也暗喻女子多生子嗣，人丁興旺。正如H.布洛克所說：“每個社會中的人都關心生育，都重視春天和播種，都注意收獲和死亡，因而也就相應關心自己的健康和美貌，關心自己性欲望的滿足等。”因而社會各階層對女性的容姿美給予普遍的注目與讚歎。如《詩經·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突出了“窈窕”曲線的嫵媚，引人遐想。《衛風·碩人》對齊莊公的愛女、衛莊公夫人莊薑的描繪：“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莊薑的形象神采飛動、潤華絕豔、顧盼生輝，清代姚際恒評曰：“千古誦美人者無出其右，是為絕唱。”《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以盛放嬌妍的棠棣花比喻平王孫女“王姬”的容顏。《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借芙蓉花寫少女芳華，這是意識裏可以呼吸的膚色，感覺裏帶露的花。體態輕盈優美，幾欲迎風飄飛，佩飾玲玲有聲。再如漢武帝劉徹，竟沉迷於李延年的一首名動京師的佳人歌。《漢書·外戚傳》載：“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李延年的妹妹因這首歌而被武帝尋覓、寵愛，後盛年而逝，武帝悲傷不已，寫下悼亡名篇《李夫人賦》。
在漫長的時代裏，婚姻的沉悶使士子把目光投向外麵的世界，流連鮮亮的“風景”，寄托隱秘內心橫溢的激情：
１．歌妓的漫長曆史及審美塑造
中國古代有一脈引人注目的歌妓曆史，在它的行程中漸與文人緊密相連，並極大地催生了古典情詩的繁榮。歌妓作為呈身與獻技的女性，曆朝對其稱謂不同。應是“宮妓”肇始。西周上自天子、王侯將相，下至大夫富豪，蓄女奴之風甚廣，“家妓”始行。以後漸為“官妓”。並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可視為青樓的開端。漢代更產生了專為軍隊士兵服務的“營妓”及“私妓”。“營妓”後曆六朝、唐、宋而不衰。漢代經濟繁榮，各種妓院也應運而生。至此，這種婚外的女色提供，從宮廷、官宦及富貴之家，蔓延到了一般的士人中間。魏晉南北朝時“家妓”已臻空前盛況。唐宋元明四朝，為官妓鼎盛時代。唐宋有“官妓”、“營妓”，明代有“教坊樂戶”。清代革除了“官妓”，為私營娼妓時代。歌妓曆史竟然綿延了兩千餘年。
歌妓不僅資質豔麗，出於職業需要，都經過了審美意義上的重新塑造。陳麗金《中國古代青樓女子的美術教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青樓，是中國古代女子的藝術學院。在這裏，妓女們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各種藝術門類的教育和熏陶，或琴棋歌舞，或詩詞書畫……所以古代名妓都是些色藝雙絕的女子，也因此才有人說‘青樓文化，實質上是一種士的文化’。”這些佳冶窈窕、充滿藝術氣韻、青春芳澤的美人，與傳統婦德教育下的女性在外形、內質上都有巨大反差。因而對女性有禮製之規。《周南·葛覃》篇《毛傳》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上層貴族的女性，要馴順於安排給她們的婚姻。延續曆朝曆代，女性地位卑下，隻要是良家女子，即需恪守婦道，在男性麵前低眉順目，僅擅女紅。宋代著名才女朱淑真曾憤然寫下：“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卻有功。”（《自責》二首其一）文人士子的文學藝術修養，在家中極難得到才華相應的共鳴，而歌妓多方麵的文藝陶養，正契合了士子的審美需求。所以古代青樓，漸為文人雅集和酬唱往來之所。南宋薑夔《一萼紅》：“朱戶粘雞，金盤簇燕，空歎時序侵尋。記曾共西樓雅集，想垂柳還嫋萬絲金。待得歸鞍到時，隻怕春深。”就回憶了昔日與所愛歌妓“西樓雅集”的情事。歌妓風調閑雅、風情旖旎，使人心醉神迷，正如北宋晏幾道《鷓鴣天》所繪：“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曆史上的名妓基本上是才貌雙全，有的精通樂器、舞蹈，有的擅長書畫，如明代馬湘蘭、薛素素、柳如是，明末清初顧橫波等都以畫著稱。另外，歌妓雖地位等同奴仆，但因自身有良好的文學藝術素質，在愛情觀上也一向看重文人，欣愛才子，因此與士子彼此都有知音之感。很多仕途落魄的文士，在歌妓這裏竟深受敬重，找到歸宿。如北宋才子柳永，被仁宗落榜，但妓者愛其詞名，當時流行著：“不願穿綾羅，願倚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得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麵。”祝穆：《方輿勝覽》卷一一“人物”，《四庫全書》本。柳永《鶴衝天》詞：“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依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他的很多情詞，通過歌妓的演唱廣為流傳。
２．“才子”“佳人”的遇合與情詩發展
正是這些美豔超群、儀姿曼妙的歌妓，使文學史上各類文體均留下了穠麗的言情墨彩。以下僅從愛情詩詞發展的角度論析。與士子的社會地位相關，文人與歌妓的交往範圍有漸進過程，其戀情對詩詞的影響亦呈漸深趨勢。
《詩經》時代（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士”是貴族中的一個等級。《左傳·昭公七年》記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自“皂”以下，皆是奴隸；自“士”以上，都是奴隸主。由此可見“士”屬下層貴族。《管子·小匡》把“國人”居住的地域稱為“士農之鄉”，亦見“士”與“國人”屬周室社會階層的外圈。此期的“士”，尚難以接觸宮廷、王侯的“家妓”。而春秋戰國時的“遊士”，有專門的文化知識或超群的武藝劍術，當時諸侯爭雄，須網羅人才，齊國宰相管仲設“女閭”、燕太子丹在旅館內安置美女，都起到吸引遊士的作用，所以“遊士”可偶然獵豔。漢代“士”的地位已較穩定，“入則為官，出則為士”，形成士大夫階層。各種妓院的開設，也為文人與歌妓的接觸提供了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道三教逐漸並立的局麵代替了兩漢的“獨尊儒術”，儒學對人性的束縛開始弱化，“色”這一長久以來的“禁區”被突破，歌姬侍妾、聲樂宴舞成為士族文人生活的重要內容。西晉陸機《豔歌行》首開詩中鋪陳美色的先河：“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韻播幽蘭。”愛慕之情如春水蕩漾。在南朝，城市有歌樓楚館，據裴子野《宋略》載:“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文人豔情詩在此環境下大量湧現，尤其是宮廷、貴族文人創作的宮體詩，鼎盛繁榮，對女性的姿容體態服飾之美予以盡態極妍的描寫。
唐代以詩賦取士，文學才華極被看重，唐太宗李世民在午門眼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入，欣慰地宣稱：“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文采四溢的士子成為時代之驕子，進士更是浮華不講禮法。即使是貧寒才子，亦受世人敬重，因唐代整體社會文化氛圍濃鬱，士子之外，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坊中妓女，幾乎都能寫詩、誦詩。從社會文化方麵看，唐代儒、道、釋並行，文化思想呈多元化的開放狀態，較少藩籬，具有宏大氣魄，男女之防較為鬆弛。經濟發達、物質富足、城市發展，長安城有專門的狎妓場所平康裏，是達官貴人、新科進士、文人雅士常去之處。唐代中、晚期，成都、揚州、金陵也極為繁華，文人寄跡秦樓楚館，滿目美女嬌娃，在歌月舞扇中忘卻塵囂，暫享情愛甘霖。如杜牧《揚州三首》其三：“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台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玉珮雜紫纓。拖軸誠為壯，豪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且中晚唐“崇侈遊宴”，朝廷甚至專設教坊，教授妓女俗樂，以備節筵之需。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歌舞佐酒”，在家則蓄養家妓以助酒興。在頻繁的“才子佳人”交往中，創作了繁盛的詠妓、贈妓、寄妓、懷妓、悼妓的詩歌，《全唐詩》中此類詩作就有兩千餘首，其中大量是情詩。此外，由於道教在唐代受到皇室尊崇，女冠盛況空前。唐代女冠一般都有較好的音樂、舞蹈和文學修養，風流瀟灑，生活情形類似妓女，與文人交往密切，不少女冠豔名遠播，如魚玄機、李冶等。這也促成了唐代文人詠女冠的情詩紛湧而現，其中不乏千古流傳的經典之作，如李商隱的《無題》諸詩。
五代時期，在戰亂與動蕩的社會曆史環境中，西蜀、南唐暫時偏安一隅，遠離兵燹，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繁榮。文人逃避現實，沉醉於花間尊前，淺斟低唱，促成曲子詞興盛，文人多用“詞”這一文學體式言情，《花間集》和南唐詞即以表現風花雪月、男女情愛為主要內容。晚唐及西蜀文人詞的總集《花間集》，其創作環境如歐陽炯《花間集序》中所描述：“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裏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以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可謂美人雲聚，公子忘歸。在此氛圍中寫下的詞作，風格綺麗，形成了“詞為豔科”的文學傳統。如清代況周頤評唐末五代的韋莊詞具有“熏香掬豔，眩目醉心”的美感特色。這也代表了《花間集》整體詞風。
北宋統治者製定了“與士大夫治天下”、“重文輕武”的國策。通過科舉取士，倚重文臣，以文治國，使文人真正肩負起“治國平天下”的曆史使命。沒有哪一個朝代的文人像北宋文人那樣熱衷於政治。宋真宗趙恒《勵學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誌，五經勤向窗前讀。”才華橫溢不僅有可能“治國平天下”，也有更多與佳人歌妓相處的機會。北宋建國後，中原息兵，經濟複蘇。直到北宋末期“靖康之變”前的東京汴梁：“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禦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南宋雖然偏安江南，仍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林升《題臨安邸》）。周密《武林舊事》描述都城臨安：“翠簾銷幕、絳燭籠紗、遍呈舞隊、密擁歌姬、肥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人稱臨安是“銷金鍋兒”的溫柔富貴之鄉，“滿城錢癡買娉婷，風卷畫樓絲竹聲”。在宴飲優遊的生活裏，宋代文人士大夫心靈之愛的幽約情愫、婉孌意緒寄托在“繡幌佳人”，寫下數量驚人的情詞。“賢如寇準、晏殊、範仲淹，勳名重臣，不少豔詞。”例如北宋歐陽修存世的240首詞作中，近70首是豔情詞。範仲淹《蘇幕遮》：“暗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清代許昂霄評曰：“鐵石心腸人，亦作此銷魂語。”宋詞抒寫愛情，蔚為大觀，成為文學史盛事，實與佳人歌妓直接相連。沈鬆勤師《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指出：“而詞從燕樂的相結合中獨立成體，並具有音樂與文學的雙重藝術屬性，則是通過歌舞佐酒與填詞聽歌的娛樂途徑實現的。”由之也決定了“詞媚”的文體風格。
綜上論析，中國古代特殊的婚姻方式使得愛情的尋求帶有外向性的特征，而“才子”“佳人”特殊的遇合方式，格外激起文人的美感愛戀、萬般相思，噴薄為絢麗的言情詩詞，縱貫千餘年的詩史，成為古典情詩最主要的流脈。朱自清先生說：“中國缺少情詩，有的隻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此言不符合曆史實況。朱自清的這一斷語，在現當代文學批評中被無數次引用，半個多世紀以來誤導深遠，應予糾偏。
二神話原型飄動的東方詩境
古典言情詩詞隨處迷離著紫靄仙姝、靈葩簫歌的神異氣象，若飛若沉，籠上最具東方色暈的浪漫輕紗，耐人尋味、誘人向往。它構設了較遠距離的審美空間，形成隱性的抒情係統,寄予了詩人的現實愛戀和縹緲幻想，因而心靈之音繚繞不絕，別有洞天。略去神話原型的台階，我們就難以登臨如此豐盈深遠、花香襲人的愛情聖境了。以下擇例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