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知識分子”一詞在一般意義上的使用脫離現代性語境，單純指向受過高等教育且從事非體力勞動的人員，這一寬泛內涵顯然與其應扮演的社會角色毫不相幹。另一方麵，知識界的使用盡管引入了該詞的現代性意義，但它所指認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卻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與西方知識分子頗為不同的角色定位，這可以說是傳統與現代雙重影響下的結果。首先，在中國的士大夫傳統中，士是道的傳承者和維護者，同樣承擔著維持與批評社會文化秩序的職責。而另一方麵，士處於“四民之首”，占據社會的中心位置，並可通過科舉製度進入政治體製，參與國家的治理。因此，在這一傳統中，“以天下為己任”與“學而優則仕”不相矛盾，個人與政治體製的親疏關係並不成為判斷其獨立性的標準。由此，盡管進入現代以來，士大夫階層逐漸被知識分子所取代，但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體製的粘連狀態並無改變。另外，中國現代化的斷裂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西方現代性的單向植入，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隻能扮演“傳播者”的角色，他們將西方的知識話語和價值係統傳入中國，來完成知識分子的“啟蒙”使命，卻不具有“立法者”的氣魄與心態。由此，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自主性的充分獲得，對體製話語與西方話語的附著狀態，導致其獨立意識和批評精神的匱乏。
在此背景下來關照韓少功所扮演的知識分子角色，便可看清他與上述傳統的承襲與超越之處。韓少功多年來“寫而優則仕”，同樣進入體製擔任或兼任過不少省級與國家級的文化職務。在這一點上，他既不刻意回避或拒絕，但也很少看到進入體製對他的創作發言產生限製。有意思的是，在《暗示》的“思想資源”索引中，為官的經曆同樣成為他了解和介入“中國現代化建設複雜情形”的機會之一，由此看來，是否進入體製並不影響韓少功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依我之見，身居體製內外與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並無絕對關係，居於體製內如何與體製中心話語保持張力才是問題的關鍵，這也正是“體製內知識分子”（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議題的意義所在。
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Edward Shils）的知識分子理論強調的正是這一“體製內”特色。他將知識分子角色放置在社會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中加以探討。根據他的描述，每個社會結構的中心都有一套“中心價值係統”（centralvalue system），從社會的中心到邊緣，人們對中心價值係統的依附程度逐漸減弱。他指出，知識分子的位置接近中心，協助權力體製確定、運作“中心價值係統”，並向大眾傳達其核心理念。除此之外，他更強調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功能：培養與發展在中心以外的其他潛能，對創造性與革新精神尤為推崇。正是這一功能使那些相對於體製文化價值的異質潛能得以顯現，而知識分子與體製中心的對立立場也被確立起來。因此根據希爾斯的論述，對於現代社會來說，知識分子與權力體製的有效協作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另一方麵，知識分子應具有一種原生性的動力，與社會體製所含的價值傾向保持內在張力。
他們一方麵參與中心體製與價值係統的運作，同時也自覺為“局外人”（outsider），自覺與中心相疏離。由此，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體製之間的糾纏關係，便如柯思仁的闡發所言：現代知識分子的處境，往往是遊移於中心與邊陲之間。他們的社會位置與中心接近，並且逐漸趨向中心進展；然而，他們的心理狀態卻自然產生一種相反的力量，使他們疏離中心而保有一種邊陲的意識。事實上，現代知識分子發揮功能的動力，正是來自他們這種社會位置與心理狀態所產生的矛盾性。
借用以上觀點來看，韓少功所扮演的正是這樣一種體製內知識分子的角色。而我以為，正是其心理上的獨立性、批判性及公共意識，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局限。韓少功曾言：“應以出世之虛心做入世之實事”，我以為用這句話來描述他的知識分子實踐再恰當不過。所謂“出世之虛心”，便是在精神上保持遊離邊緣的立場。韓少功幾次出人意料的人生選擇，多少包含著以生存空間的抽離來換取精神自由的意圖。從湖南遷居海南，他坦言：海南地處中國最南方，孤懸海外，天遠地偏，對於中國文化熱鬧而喧囂的大陸中原來說，它從來就像一個後排觀眾……隱在遠遠的暗處。而這一點，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時心中的喜悅……我喜歡綠色和獨處，向往一個精神意義上的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