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借助韓少功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作品再版時的修改現象——來加以說明。自1981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月蘭》之後，其不同時期的作品以不同的組合被結集出版。可以發現在不同的選本中，一些作品的文本有所差異。經作家本人證實，在作品再版的過程中，他對文本進行了修改和潤色，而對象主要是1980年左右的早期作品。
考察韓少功的修改動作及背後原因，可以更明顯地看出這些早期作品的現實主義傳統特色。它們在最初發表的文學語境中，不僅符合當時的寫作和閱讀習慣，同時也有效地推動了官方設計下的社會文化建設。然而若幹年後，重新來閱讀這些現實主義的主流表達，其藝術上的局限便明顯地突現出來。
語境的變化、文學觀念的改變以及個人寫作風格的轉變，這些因素都促使韓少功對自己的早期文字進行修改。考察其改動之處，除了少數幾篇有較大幅度的刪節，影響到了作品的主旨之外，大多數可歸為表達方式上的修正。
首先韓少功刪除了原文中明確點明小說主旨或揭示作家創作意圖的抒情和評述。這些表述往往起著引導讀者理解文本的作用。例如：我現在已經不能那樣做了。他化入青山，似乎與我無關了。我並不很熟悉他。我們被命運分隔在兩個生活領域。但我想我是會記得那些白天和黑夜的。在我人生的旅途中，它們幫助我理解貧窮和富足，理解人在種種物質壓迫麵前應有的堅定。它們將使我在每個黎明想起：那善與美永恒的星光，怎樣照耀著人類世世代代的漫漫長征，穿過黑暗，指向完美……——《風吹嗩呐聲》 ……他的思緒總離不開晶晶，它是怎麼回來的？不可想象，藍天這麼大，路途這麼遠，遙遙千裏雲和月，它還是忠誠地飛回來了！當他酒酣昏睡時，它卻在風雨中搏擊前進。它追求什麼？現在，它死了，死在家鄉，但它在追求中死去，它與追求同在。也許它是幸福的，它的心是安寧和充實的。如同科學家麵對宗教法庭的火刑從容微笑，如同革命者在自由解放的戰火中橫劍高歌，是吧？那麼你呢？你活著，你幸福嗎？……他捂住了眼睛。——《飛過藍天》這些點明主旨的語句通常出現在小說的尾聲部分。在故事的高潮或敘述完成之後，敘述者仍然有所感悟、有所思索，進一步為小說提煉出主題思想。
上述兩段引文中，畫橫線的部分被整段刪除。顯然這一改動絲毫不影響小說敘述的完整性。由此這些話語除了滿足作家的表達欲望之外，其目的則在於給閱讀者以某種啟迪。
這兩段被刪除的文字，同樣是敘述者在小說理想主人公（啞巴德琪、鴿子晶晶）死去之後，對生死意義展開的探討。雖然敘述人稱不同，但兩段議論都是以全知敘述角度展開的。可以注意到，全知敘述是韓少功早期作品大量采用的敘述角度，也是現實主義創作中十分有效的敘述方式。韋恩·布斯（Wayne Booth）認為全知敘述角度，為作者通過敘述者之口進行評論提供了多種功能：如提供事實或概述；形成信念；將具體行為與已建立的規範相聯係；升華事件的意義；概括整部作品的意義；控製情緒；直接評論作品本身等。正如布斯的歸納，韓少功通過作品敘述者之口，探討了活著的意義，讚美了對理想的堅持。在這過程中，他概括並升華了故事的內涵，從中提煉出一種信念，從而試圖說明一個普遍真理，建立一種價值標準。
在我看來，這些富有啟示意味的表達和明確的價值主張，包含的正是朝向讀者的姿態。更確切地說，這種有對象的寫作已經將讀者預設在受指導被教育的位置上。通過對作品主題的概括和提升，作家明確傳達了自身的價值觀念，並期望能對讀者產生影響。而文本中高亢激昂的語氣鼓動著讀者的情緒，甚至連問號與省略號有意識的使用，也是為了激發讀者的反響，留下思索回味的空間。有意思的是，“文革”後初期的文學語境中，這種預設的被動受眾角色似乎並不太讓讀者討厭。《西望茅草地》和《飛過藍天》連續兩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風吹嗩呐聲》被改編成電影，這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作品受到了讀者的肯定。那是一個價值體係有待重建的時代，“信念”、“追求”、“人生思索”這些詞語，恰能引起閱讀大眾的心理呼應，而作品濃厚的思想性和啟發性也頗能滿足特定讀者群的閱讀需求。
在若幹年之後，這些語句的被刪除，表明了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已經曆了某種改變。當作家不再習慣或不再能夠扮演說教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當讀者不再習慣扮演被說教的角色之後，這些居高臨下的議論開始顯得刺耳，這其中包含著整個社會文化心理的巨大改變。
韓少功這一時期的文本特色，與麵向讀者的寫作姿態密切相關的，是一種直露的、情感過剩的表達方式。比如：雪峰像一位銀發蒼蒼的老人，更像大海中陡拔的一座小島，那墾區是漫漫無際的綠色海洋。海洋中有多少辛勤的汗水！它們被浪濤卷上島岸，變成了雪——凝成了滿島的皚皚白鹽。那麼窩棚呢？是漂在海上的點點帆影嗎？將軍的汽車呢？是穿行於波峰浪穀之間的快艇嗎？…… 將軍眯縫著眼，總感到這輛美式吉普開得太慢。這是一篇小說的開頭，體現了韓少功當時在表達上的一種喜好——注重修辭，擅長在對景物的細致描寫中注入聯想、詩意、激情與哲理。這種寓情於景的公式化摹寫，加上過於戲劇化的情節安排，人物或敘述者內心感受的煽情描繪，以及情感高潮的生硬製造……這些寫作特色正是那一時期許多作家的共通之處。劉紹銘在以“涕淚飄零”概括中國現代文學之時，指出了五四到70年代文學在情感表達上的過度傾向。“文革”後初期的文學創作，不僅受到傳統創作方式的影響，更被當時抒情性的社會氛圍所推動。“傷痕”文學高潮從一開始便引導了整個社會感情的宣泄，再加上新時期所烘托的奔放熱烈的時代基調，這樣的創作語境醞釀出情感過剩的文學作品麵貌。然而無論是官方的需求還是讀者的期待，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這一文學表達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