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幸福，是所有人的生活目標，這讓我們殊途同歸。——安妮·芙蘭克
2002年，我第一次在哈佛大學執教積極心理學課程。當時有8個學生選修，中途兩人退出。在每一周的課堂上，我們始終探索一個問題，我相信這是所有問題中的終極問題：如何才能幫助自己並幫助他人（包括個人、社區以及社會）變得更加幸福？我們嚐試了很多方法，比如分享個人經曆、體驗快樂和失敗等。經過一年的探索，我們終於更清晰地了解到利用心理學獲得幸福而充實的生活的秘訣。
在接下來的一年中，經過口口相傳，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這門課程。我的老師菲利普·斯通（PhilipStone）是哈佛大學第一位積極心理學教授，也是引領我進入這一領域的導師，他建議我為該課程進行一次介紹性講座。結果，那年選修這門課程的學生總數達到了380人。在年終課程評估時，超過20%的學生反饋這門課程提升了他們的生活質量。因此，在接下來的一個學期，855名學生選了這門課，這讓積極心理學成為哈佛大學聽課人數最多的課程。
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的思想始終在不停地提醒我：堅持實用性，去挖掘“真理的真實價值”。我向學生們闡釋真實價值時，認為它並不是指金錢或是某方麵的成功與名望，而是“終極財富”，也是所有目標的終點站——幸福。
積極心理學不僅僅是一門關於“美好生活”的理論課程。學生們除了閱讀和理論研究之外，我還要求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真正應用所學的方法：學會與恐懼相處，探究自己的優勢，設定短至一個星期、長至數十年的雄偉目標。我也鼓勵他們去冒險嚐試，發現自己的最佳挑戰地帶——通常是在舒適和恐慌之間的某個地帶。
從個人角度而言，我並不是總能找到讓我舒適的中間地帶。作為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我在本課程初開時麵對6個學生還可以應付；而到了第二年，需要麵對將近400名學生時，這對我來說已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第三年，聽課學生人數已經達到800多人，那時我感到的是恐慌和緊張，而絕不僅僅是挑戰了，特別是當學生的父母、祖父祖母和媒體的朋友們開始出現在課堂上的時候。
自從《哈佛深紅報》（HarvardCrimson）和《波士頓環球報》（BostonGlobe）報道了積極心理學課程火爆哈佛之後，質疑聲就從未停止過。人們似乎意識到我們正處於某種革命之中，但是並不十分清楚革命的意義。如何解釋哈佛大學等高校對積極心理學熱切的需求？為什麼從小學生到中學生，甚至成年人都對幸福的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抑鬱的人越來越多了，還是因為21世紀的教育理念或者西方的生活方式使然？
事實上，對於幸福的探索並不因時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所有人都在追求幸福的真諦。柏拉圖為研究“美好生活”而建立學院，他傑出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為了推動生命繁榮而設立講堂。而早於他們一個世紀之前，中國的孔子則周遊列國傳播他對追求充實生活的理想。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所有偉大的宗教和普世哲學體係無不涉及關於幸福的問題。近年來，心理自助大師所撰寫的有關如何獲得幸福的書籍，已經占據了世界各地書店和大型書展的顯要位置，從印度到美國的印第安納州，從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到沙特阿拉伯的吉達港，這些書籍無處不在。
盡管人們對於幸福的熱情和實踐從未停止過，但是對積極心理學的需求卻從未像當今社會這般迫切。在美國，抑鬱症的患病率比20世紀60年代高了10倍，而發病年齡也從60年代的29.5歲下降到今天的14.5歲。最近在全美範圍內的一項調查表明，將近45%的美國大學生因抑鬱而影響到正常的社會生活。很多國家的情況也與美國相似。1957年，英國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但到2005年隻有36%的人感到幸福，而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裏，英國國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3倍。中國的經濟發展異常迅猛，與此同時，兒童和成年人焦慮症和抑鬱症的患病率同樣在急劇上升。中國衛生部的報告稱“我國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衛生狀況的確令人擔憂”。
就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抑鬱症的蔓延也在加劇。雖然現代人（大多數西方國家和越來越多的東方國家）比先輩富有得多，但我們卻並不比先輩開心。積極心理學的權威專家米哈裏·契克森米哈伊（MihalyCsikszentmihalyi）問過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問題：“我們這麼富有，為什麼我們還不開心呢？”
如果人們認為基本物質需求的滿足就能帶來幸福生活，那麼在基本物質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時，去解釋人們為什麼不幸福當然是非常容易的。但在當今社會，大多數人的基本物質需求已得到滿足但仍然感到不幸福，那個看似合理的理由已無法解釋人們的不滿。越來越多的人想搞清楚一個悖論——“財富帶給我們的似乎是不幸福”，並且他們開始在積極心理學中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