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不會說普通話嗎？你說的話我聽不懂啊！你說普通話吧！哦，好了。我是想做個好事情。如果你們這福利院、孤兒院，或者是大山裏麵的人，想改變自己命運，想移民，想搬遷的，我可以給他們提供這些房子，提供這個信息。對，我的電話1312994XXXX，我姓劉，文刀劉，你們可以通過報紙，或者通過相關扶貧的部門，看看你們這邊哪裏最苦，哪裏不適合人居住，可以全家都搬過去。我們那裏房子空著也是空著，而且荒蕪的地也很多，有很多河南人、安徽人到我們那裏去包地種。那邊打工的機會也多，起碼也不缺水，土壤情況都比這邊好。哎，嗯，嗯，好，好，好。”
我對劉祥武說：“你很操心國家大事啊！”
他說：“這不是國家大事啊！這也關係到我的利益。我介紹他們去的話，自己也順便再找一個對象。我要靠媒體生活，他們還給我起過很多綽號。”
“哪些綽號？”
“啄木鳥，還有偵探。我到一個城市，人家都說我是偵探，我收集當地的信息，在街上亂轉。我經常讀書，那裏有大講堂我就去聽，我有文化啊！”
“你是什麼時候看到《讀庫》上我寫老三那篇文章的？”
“我是先看了《新世紀周刊》上的報道，然後給你寫的信。後來你寄給我《讀庫》和《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讀庫》裏有的文章，寫得比你的還好。張宏傑的文章寫得好，他對曆史的掌控，用的那個語氣，比《明朝那些事兒》都寫得好，能吸引讀者讀下去。”
“看來你挺愛讀書的嘛，讀書對你有什麼用啊？”
“現在我每天沒有活的時候，都去圖書館看書、上網，都不要錢。住也是最便宜，吃飯也是最便宜的，我看電影也不花錢的。你空腹的時候，你失眠的時候，你煩的時候，書有淨化心靈的作用。看書讓你不去打麻將，不去泡吧，不去KTV什麼的。看書又不要花錢，看書又能消遣，又能吸收點東西。去健身和旅遊都要花錢。我在北京那麼多年，就沒有花錢去過故宮，我在天安門廣場一轉，到過首都的中心就行……”
“你哪一年在北京幹活啊？”
“九四、九五、九六年，那時候北京正在大搞建設，建了西客站、交通部、協和醫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東安市場。這些工地我都幹過，一個工地幹幾個月，然後去建外交部。是以前那個老外交部，在西四那裏。現在新的外交部在朝陽門外大街，半月形的那個建築都是我們孝感人建造的。在北京的時候很穩定，就是幹建築而已，去這個工地幹幹，再到那個工地幹幹，不像現在這樣不停地跳。那個時候的老鄉多，基本上就在老鄉幹活的地方找活幹。不是我想遊蕩，我也想實實在在地幹活啊！隻不過我身體差，一看賺錢不多我就馬上跳槽。”
“現在是老鄉拋棄了你，還是你拋棄了老鄉？你總是行蹤單一的樣子。”
“人都有一種醜惡性，我們那個包工頭做管理，就多增加一些電話費、吃喝的支出，還有那些小帶班、小包工頭，總是貪別人的錢……扣得太厲害了，一個月要扣我們幾百塊錢。今年那個包工頭好像又換了個新的小轎車，這些錢都來自我們身上。”
“那你為什麼不向他們學習啊？這也許是人生存的一種必需的方式。”
“怎麼向他們學習？這種人臉皮要厚，心要黑，不是每個人都能學成那樣的。你看過那個《厚黑學》嗎？李宗吾寫的。我覺得那書寫得不行，我看那個標題，我就覺得這個人不行。”
“僅看標題就排斥，太斷然了吧？這書你看了沒有？”
“看內容提要啊！他說臉皮要厚，心要黑。心黑要黑如煤炭，臉皮厚要厚如城牆。既要黑，又要黑得發亮。既要厚，而且又要硬。要黑得無色，要厚得無形。總之要厚顏無恥吧，我做不到啊。還有《方與圓》這種書，說的是做人要圓，做事要方。”
“做事要方，便是說做事就要遵循規矩，遵循法則。做人要圓，但這個圓絕對不是圓滑世故，更不是平庸無能，這你能接受嗎？”
“按道理，在社會上，這樣的人才行得通，否則像我，刺蝟一樣，有鋒芒不行。”
“也就是說，《方與圓》《厚黑學》你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不過我覺得人還是要老實一些好，如果每個人都那樣，這個社會就被搞得爾虞我詐了，都沒有一點真誠的東西了。但是你要想成功，要想搞人脈關係，不那樣又不行，不那樣又吃不開。這是一個兩難的事，怎樣把握好這個度，怎樣搞得遊刃有餘，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起碼我做不到，叫我去厚黑，叫我去方圓，叫我去搞，我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