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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的姿態
寫作在別處（序篇）
這一輯裏都是些小文章。
不僅小，而且零散。
所以敢於把這些小文章湊到一起，首先要蒙此書責編給我勇氣，同時覺得這也能呈現出我另一種寫作。這樣的寫作與我執意要從事的那種文學寫作不能同日而語，但是，隻有這些寫作和我真正的寫作放在一起，才會真實呈現出我全部的寫作生活。隻有這樣，才能更為接近生活常態下的我。至今為止我隻寫了四五本書，但突然因一本小說而得了響亮的名聲。於是，各種關於文章的約請便多起來了，各方各麵的人會來請你對各種各樣的事情發表看法。其實，這些事情中的很多自己並不了解，即使有所了解也是些很皮相的知識，一些很膚淺的看法。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拒絕。並且在絕大多數時候，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比率上我都能成功拒絕。
但是，事情總有例外，並不是所有時候都能拒絕，所有時候都能成功拒絕。道理很簡單。你遇到了一個特別有說服力的人，特別懂得蘑菇戰術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生活在社會上，真就是馬克思說的“社會關係的總和”。如果說總和有些誇張，但每個人都是一個結點，都是一群人的聚合處。領導、朋友、很遠的親戚、幫過你忙的人、同事、鄰居、同學和同行，等等，等等，比如，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同學的同學。於是，有些文章就是為人情而不得不寫的了。
這一輯文章裏寫作的原因，都是以上這些關係的結果。比如為給我出書的出版社誕辰日賀喜；比如為某個發過你書評的編輯寫一篇應急的書評；比如因為曾經的貪杯喝了人家的酒而寫一點什麼酒文化；比如一個多年的朋友寫了書，一定要請你寫序；一個作家朋友跳到某報去當了部門主任，要作一個漂亮的亮相，便第一次公款請了一幹舊相識，請大家支持捧場，於是，大家當然隻好欣然應允，或作欣然應允狀。問題是，我這個人有點固執，做著這些並不是十分願意做的事情時，心裏總還守著一條底線。這條底線便是這個社會的良心所公認的那些最起碼的標準。如果不能直言其不夠好的東西，但在說好話的時候，也隻說確乎讓我們看到的好的那一麵。而且，不拔高，不無原則的吹捧。現在的文人，在有錢有權的人麵前，在朋友麵前，在商業利益麵前，容易用言語文字作一些無原則的吹捧。我害怕自己變成這樣。突然想起蒙田的某一篇隨筆中引過賀拉斯的一句話：
“我們是木偶，聽任強勁的手的操縱和擺布。”
其實，生活裏那些總在左右著我們的無形的手，是非常柔軟而人情的，所以，它往往比強權更容易讓我們屈服。
我對自己記憶力在細節上的準確信不是十分自信，為了引文準確，便撂開電腦在書櫃裏找出《蒙田全集》。結果發現蒙田的另一些話也很對我現在的意思。他說：
“我們一般的行動，都是根據我們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聽任一時的風把我們吹向哪兒就是哪兒。”
“我們在不同的主意之間遊移不定。我們對什麼都不願意自由地、絕對地、有恒心地做出決定。”
事實確實是如此。我曾經為自己立下一個規矩，不為某一個商業機構而寫作。但也有事與願違的時候。《接近想像中的花園》就是為某某花園而寫的。我的兩位朋友就住在這座花園裏。那裏是成都市的高價樓盤。廣告上的形象代表是一名本國有名的足球運動員。一天，朋友找到我，說花園的物業公司要辦一個以業主為對象的會員製刊物，希望有名人來寫點文章，並許以高額稿酬。當時，正逢我也想著換房子，經常四處去看那些叫做花園或廣場的商住樓盤，也正好有些感想，便答應下來，並想，他們的樓盤差不多是本市的最高價，我的文章在一定範圍裏也是高品質的，所以也沒有說不取報酬那些客氣話。現在，忽忽半年過去，不知某某名花園的會員刊物辦起來沒有，但稿酬卻是一分錢沒有見到。我的兩位朋友是成功人士，有錢，夫婦都是君子，一家人先富起來，沒有暴發氣，總是樂善而慷慨，所以大家才能成為朋友。包括請我寫這篇文字，他們也是要為物管公司的人無條件幫忙的意思。如果我跟他們提起這件事，我先便失去做他們朋友的資格了。但作為一個有名的花園，對於一個商家，這種作為，這種對於文化的漠視，對文化勞動的漠視，卻是讓人會為他們感到惋惜的。加上在那些四處看過的花園裏的經曆，我才知道，我們要接近一些想像中那種真正的花園，時間還會非常遙遠。
甚至比我讓自己達到一個真正自由，在文章上不受太多人情牽絆還要難以實現。
隨風遠走
——獲茅盾文學獎時的答謝辭
又聽見了杜鵑的聲音：悠長，遙遠，寧靜。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麵對著不遠處山坡上一片嫩綠的白樺林，聽見了從林子裏傳來的杜鵑的啼鳴聲。身後的音響低低回蕩著的是貝多芬《春天》與舒伯特《鱒魚》優美的旋律。那個時候，音樂是每天的功課。那片白樺林也與我有了十幾年的廝守，我早在不同時間與情景中，為它四季美景而深淺不一地感動過了。杜鵑也是每年杜鵑花開的季節都要叫起來的。不同的隻是，在那個5月的某一天，我打開了電腦。而且，多年以來在對地方史的關注中積累起來的點點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現出一種隱約而又生機勃勃、含義豐富的麵貌。於是，《塵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說所以從冬天開始，應當是我想起曆史時，心裏定有的一種蕭疏肅殺之感，但是因為那豐沛的激情與預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來一場豐潤的大雪。我必須承認，這都是我自己麵對自己創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與分析，而不是出於當時刻意的苦思。我必須說，那時的一切都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流淌。
《塵埃落定》就這樣開始了它生命的誕生過程。
今天，我已經很難回想起具體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了。眼前卻永遠浮現著那片白樺林富有意蘊的變化。每天上午，打開電腦，我都會抬眼看一看它。不同的天氣裏，它呈現出不同的質感與情愫。
馬爾康的春天來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來到，春天清新的翠綠日漸加深，就像一個新生的湖泊被不斷注入一樣（我有兩行詩可以描摹那種情境：“日益就豐盈了\/日益就顯出憂傷與蔚藍”）。那種濃重的綠，加上高原明亮陽光的照耀，真是一種特別美麗的藍。10月，那金黃嘹亮而高亢，有一種頌歌般的莊嚴。然後，冬天來到了。白樺林一天天掉光了葉子。霜下來了，雪下來了。茂密的樹林重新變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麵的岩石、泥土與斑駁的殘雪。這時，小說裏的世界像那片白樺林一樣，已經曆了所有生命的衝動與喧囂，複歸於寂靜。世界又變回到什麼都未曾發生也未曾經曆過的那種樣子。但是，那一片樹林的榮枯，已經成了這本書本身，這本身的誕生過程，以及創造這個故事的那個人在創造這個故事時情感與思想狀態的一個形象而絕妙的況喻。
直到今天，我都會為了這個況喻裏那些潛伏的富於象征性的因子不斷感動。
寫完最後一行字，麵對那片蕭疏的林子，那片在沉睡了一個漫長冬季後，必然又會開始新一輪榮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種巨大的幸福擊倒。對我而言，這是一次創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禮。然而這一切，都在1994年最後幾天裏結束了。
故事從我的腦子裏走出來，走到了電腦磁盤裏。又經過打印機一行行流淌到紙上。從此，這本書便不再屬於阿來了。它開始了自己的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運之旅。我不知道別的作家同行有沒有這樣的感覺。但我卻深深感到，我對它將來的際遇已經無能為力了。
一個人有自己的命運。一本書也是一樣。它走向世界，流布於人群中的故事再不是由我來操控把握了，而是很多人，特別是很多的社會因素參與進來，共同的創造著。大家知道，它的出版過程有過三四年的曲折期。後來就有朋友說，那曲折其實是一種等待，等到一個特別合適麵世的機會。找到最合適機會出聲的角色，總會迎麵便撞上劇場裏大麵積的喝彩。
之後的一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個故事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運的書的命運也都是相似的。讀者的歡迎，批評界的好評，各種獎項與傳媒的炒作。這本書的命運進展到這樣一個模式裏，我與之倒有了一種生分的感覺。我不能說這一切不是我所期望的。我隻是要說，這些成功的喜悅與當初創作這本書時的快樂與剛結束時體會的那種巨大的幸福感確乎是無法比較的。
我說過了，這本書離開我的打印機，開始其命運旅途之後，它的故事裏便加入了很多人的創造。在此，對每一個看重它，善待它的有關機構、領導、師長、朋友表示衷心的謝意，感謝你們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推進了這本書的故事的進展。如果要為施惠於這本書的人開一個名單，那將會是長長的一列。同時，每一本書走向公眾之後，每一個讀者都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參與和創造。在此，我也要向每一位讀者表示我的謝意。
今天，當《塵埃落定》與我的名字聯係在一起，頻頻出現在報端時，我確乎感到，它是離我遠去了。是的，它正在順風而去。而對我來說，另一個需要從混沌的背景中剝離出來的故事，又在什麼地方等待著了。
心靈中的生活
作家讀小說，尤其是讀偉大的小說，可能比批評家還要累。
偉大的小說讓你拚命吮吸。對，確實是吮吸。學習這個詞，特別形式主義，還特別富於技術色彩。吮吸就不一樣了，就像草與樹把根盡可能深地紮入土壤尋找水分與肥力。這種態度方式，不一定保證一個人成為大作家，但至少可以幫助你成為一個好作家。我就這麼要求自己：至少成為一個好作家。
同時，也絕不相信誰立誌做大作家或好作家就會活活累死的那種神話。
因為受累不是每時每刻，還有很多享受快樂與輕鬆的方式。其中的一種就是傻想。什麼都不寫，就是一個勁地傻想，非關於寫作，卻又與寫作息息相關。這種方式，在我不知寫作為何物，在放羊的少年時代就學會了。放牧著一大群羊，我想像過自己怎麼做頭羊，怎麼做想做頭羊的小公羊，也想像過怎麼做一隻快樂無比的小羊羔。現在，羊群還漫漶在山坡上，我離那些青蔥的寧靜卻很遙遠了。
現在住在城市，身邊沒有了羊群，要想不累，就看傳記類的書。這也是使自己不累的方式之一。不勞你去傻想，真真切切地一個又一個人生就在眼前了。單從傳記來看，我喜歡的文學家有葉芝、傑克·倫敦、蘇東坡（如果蒲鬆齡有傳記，而且由一個有趣味的人寫來，我想我也會喜歡）。還有一個科學家費米，她的妻子寫了一本書，叫《原子在我家中》，那麼自然親切，那麼偉大的人物，原來也是一個凡人，一顆原子，隻不過充滿靈性罷了。要想看神跡，去找那些宗教領袖的傳記好了。這些日子正讀帕斯捷爾納克的自傳《人與事》，作者那麼清新誠懇地把筆力集中在怎樣把握體悟世界與人生上麵，讀一段放下，覺得自己身上又牽開了一根富於感應的弦，若有所得的感覺真讓人喜歡。讀著這些東西，遠離了城市日常生活中浮光掠影的眼花繚亂，感到時光進行其實很慢，至少在心靈與智慧上，我們很多時候還生活在昨天。如若不信，隻要看看今天的城市報紙，或者在互聯網上進入某個站點的BBS，就會感覺到從內在精神實質來說，我們這個時代並沒有取得可以誇示於後世的進步。
因為這個原因，我覺得個人的寫作推進得慢一點，實在沒有太大的關係。《塵埃落定》脫稿已經三年，我才剛剛開始想下部作品該寫點什麼。但怎麼寫，什麼時候寫，都還在未定之天。
好在讓人受累的偉大小說並不太多，不需要窮其一生就能讀完。於是就用人物傳記做引子，像在山坡上放羊一樣，開始冥想。有好的引子，就有好的冥想。這跟中醫不一樣，引子越離譜，方子上開出的藥，就比銀子本身還貴重了。冥想很容易，比如寫土司，寫曆史上那些過眼雲煙，看一些典章製度，服裝圖譜，再回味一下經曆過的或正在經曆的人事與風景，躺上一會兒，再坐在電腦麵前，要是沒有停電，就可以開工了。如果說有什麼經驗，就是冥想的時候不要考慮姿勢問題，因為沒有人時時相跟著要立存此照。放鬆一些，能躺著就不要坐著，那些，曾經吮吸過的養料就會像體液一樣，跑來參加心靈的虛擬討論會了。
生活隨時隨地，不加上一點冥想和別的一點什麼，怎麼也難以深入。哪怕你在裏麵死去三次，也難說已經領受了。至少，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遙想宋慶齡
在中國，無論是多少文字談論到她，無論多少影視劇裏，有那麼多演員在進行或者拙劣或者不太拙劣的模仿，最後，所有這一切努力都在她不變的形象前敗下陣來。
宋慶齡，在我們這個時代誰也無法談論，並且永遠無法模仿。
這個世界上有少數人，當你麵對她，就像直接麵晤了命運一樣。直接麵對的命運很像麵對這個世界上很多簡單至極卻又無比深奧的事物。很多的政治人物昨天在我們記憶裏是一種麵貌，隨著一些人的回憶，隨著一些秘密不再成為秘密，今天，他們在我們麵前又成了另外一種麵貌。比如毛澤東，我在某次電視台節目裏就說過，在我的心裏就是兩個難以合而為一的形象。一個是革命、寫詩、打仗的青年毛澤東，一個是在中南海幽深的院落裏讀二十四史，發動各種思想運動的老年毛澤東。
但當我想起宋慶齡，不論何時何地，就是一種定格的形象。
這種形象的背景，是一張張不太清晰的黑白照片：或者因為長期存放而有些泛黃，或者因為印刷的關係而有些模模糊糊。就是在這種背景裏，一個麵若滿月的含蓄慈祥的母性形象呈現心間。永遠是一種緊抿的發型，永遠是一麵光潔的額頭。那永遠的一身內斂的黑色，好像從國父孫中山先生逝去那天起，就一直如影隨形地，成就她的莊重與嫻靜了。這種莊重與嫻靜裏，若有若無地還有一絲若隱若現的哀婉。
那就是我們國母的形象了：平和、同情、正義、清潔。在一個強權國度裏，不失禮儀與尊嚴地進退於政治與人生之間。
孫中山在世的時候，轟轟烈烈的革命時代，她把自己的青春隱在一個巨大的身影背後。她的愛情就是一種革命性的社會理想。
後孫中山時代，作為一個政治家，她的形象漸漸呈現，但這時，孫中山那樣的人物風範已經不再，深諳用兵之道的領袖相繼登台。這是一串很長的名單。胡子出身的張作霖，秀才出身的吳佩孚，等等，等等，最後，才是孫中山的學生蔣介石，與以摻沙子方式進入國民黨而做過孫部下的湖南人毛澤東。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其所作所為，都足以掩去宋氏的光華。
於是，政治家的宋慶齡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正在通達的姿態，即或在其最具進攻性的時候，也是一種退隱的姿態。於是，分寸、良心、操守，這樣一些名詞在宋氏的身上很直觀地具體化了。但是，這也確定了她抑或以一個政治家的麵貌出現，也不能顯身於任何一種力量的中心，而永遠是在邊緣。
在邊緣成就一生。
在邊緣樹立形象。
忍無可忍時，也在邊緣大聲發言。這時，她會聽到來自一些方麵的詛咒，同時，就聽到來自另一方麵的歡呼。之後，她又在邊緣陷入了自己的寂寞。甚而至於，到我今天提筆來寫下這個名字，都感到了一種寂寞，一種身處鬧市的寂寞。所以，不管今天的女人屬於什麼星座，不論是何種的風雲際會，推她到了宋氏的位置上，都絕對不會是這樣一種寂寞清靜的形象。
現在的風尚是挑戰極限。由此懷想宋氏一生，其實也有許多極限：或者在政治上喧鬧到極限（亞洲的領袖夫人們特別有些能耐）；或者在個人生活上讓女權主義歡呼，讓衛道者吐血（想想肯尼迪的遺孀）。但她，隻是按了某種特別的指引，把自己定格成了漸漸褪色的照片上那種背景模糊的形象。傾其一生，用在邊緣上的聲音，召喚良心。更多的時候，她在身處中心的寂寞裏直接麵對著自己的命運，並按命運的要求，成就了中國人眼中偉大的國母形象。
一個人的一生，用偶然的因子推斷，有許多的複雜。如果換一種眼光，用了命運的眼光，居高臨下一點，一切都已非常簡單。
穿行於異質文化之間
——在1999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上的演講
大會主席、與會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十分榮幸有這樣一個機會，以一個中國作家的身份，在這樣一個學術交流大會上表達一些自己關於文學的想法。
我不是專門的批評家，不是文化學者，更不是在中西文化比較方麵深有心得的專家。我想，大會提供給我這個講壇，可能不僅僅因為我可以算得上中國當代文學格局中一個好的作家，或者說，我的某些創作成果，可以代表當下中國文學所已達到的水準。大會組織者盛情相邀，我想更是由於我個人身份與創作上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或許會讓一些與會學者，用比較的眼光看到一個有意味的個案。
個案的搜集與探究不能幫助我們建構理念，但我們可以期望，也許這個案會有助於我們固化理念，並使理念的表達更加有力，更加豐滿。
我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人。
我出生於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從現在所在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間是一個漸次升高的群山與峽穀構成的過渡帶。這個過渡帶上在藏語中稱為“嘉絨”，一種純語義學上的考證認為，這個古藏語詞彙的意思是靠近漢人區山口的農人。直到目前為止，還有數十萬藏族人在這一地區過著農耕或半農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生於這樣一個在河穀台地上農耕的家族。我今年40歲。其中有36年，我都生活在我稱其為肉體與精神原鄉的山水之間。直到今天為止，我離開那片土地還不到三年時間。
從童年時代起，一個藏族人注定就要在兩種語言之間流浪。
在就讀的學校，從小學，到中學，再到更高等的學校，我們學習漢語，使用漢語。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語交流，表達我們看到的一切東西。在我成長的年代，如果一個藏語鄉村背景的年輕人，最後一次走出學校大門時，已經能夠純熟地用漢語會話和書寫，那就意味著，他有可能脫離艱苦而蒙昧農人生活。我們這一代的藏族知識分子大多是這樣，可以用漢語會話與書寫，但母語藏語，卻像童年時代一樣，依然是一種口頭語言。漢語是統領著廣大鄉野的城鎮的語言。藏語的鄉野就彙聚在這些講著官方語言的城鎮的四周。每當我走出狹小的城鎮，進入廣大的鄉野，就會感到在兩種語言之間的流浪。看到兩種語言籠罩下呈現出不同的心靈景觀。我想，這肯定是一種奇異的經驗。我想，世界上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種體驗。
我脫離農人生活的第一步，是成為一個用漢語授課的教師。後來，因為對文化與文學的興趣，而成為一個文化工作者，並在十多年前，開始用詩歌進行文學上最初的嚐試。
我想，正是在兩種語言間的不斷穿行，培養了我最初的文學敏感。使我成為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因為在地理上不在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帶，更因為不懂藏文，不能接觸藏語的書麵文學，我作為一個藏族人更多的是從藏族口耳傳承的神話、部族傳說、家族傳說、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營養。這些東西中有非常強的民間立場和民間色彩。藏族書麵的文化或文學傳統中，已經帶上了非常強烈的佛教影響。而佛教並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流傳於鄉野與百姓口頭的故事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本身的思想習慣與審美特征。這些人物故事與史詩性傳說中包含了更多對世界樸素而又深刻的看法。這些看法更多依賴於感性的豐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而這種方式正是文學所需要的方式。
通過這些故事與傳說，我學會了怎麼把握時間，呈現空間，學會了怎樣麵對命運與激情。然後，用漢語，這非母語卻已能嫻熟使用的文字表達出來。我發現，無論是在詩歌還是小說中，這種創作過程中就已產生的異質感與疏離感，在成功的時候，會非常有效地擴大作品的意義與情感空間。
漢語和漢語文學有著最悠深最偉大的傳統，我使用漢語建立我自己的文學，自然而然會沿襲並發展這一偉大的傳統。但對我這一代中國作家來說，成為一個漢語作家並不意味著隻是單一地承襲漢語文學傳統。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中國麵對世界打開國門後不久走上文學道路的。所以，比起許多前輩的中國作家來，有更多的幸運。
其中最大的一個幸運，就是從創作之初就與許多當代的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漢語中相逢。
我慶幸自己是這一代作家中的一員。我們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開列出一個長長的西方當代作家作品的名單。對我而言，最初走上文學道路的時候，很多小說家與詩人都曾讓我感到新鮮啟示，感到巨大的衝擊。僅就詩人而言，我就階段性地喜歡過阿萊桑德雷、阿波裏奈爾、瓦雷裏、葉芝、裏爾克、埃利蒂斯、布羅茨基、桑德堡、聶魯達等詩人。這一時期，當然也生吞活剝了幾首能拿到手的所有西方當代文學大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