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的作品，在敘述人上一直較為講究。他喜歡用一個獨特的個人去講述故事。這裏三部作品的顯在敘述人就是，一個小女孩、一個小男孩、一個成年女人。三人中，兩個小孩是故事的參預者，而成年女人對故事的參預較少，更多的隻是一個旁觀者。不管怎樣，個人敘述者給鬼子的作品帶來某種色彩：不僅有故事，而且是一個獨特眼光裏出來的故事。有時，還因為這個眼光的獨特，能對故事進行別樣的剪裁，故事因而有了韻味。
但是，這不是鬼子安排敘事者的全部。
個人敘事者，是一種有限敘述者，他或她所敘述的故事，隻能在他她看到、聽到的範圍之內。有限敘述者的運用，是需要功力與經驗的。比如《被雨淋濕的河》裏的服裝廠老板要全體工人下跪一段，那敘述的語氣基本上不是一個女人的。“老板像頭張狂的野獸，朝混亂的人群凶猛地撲了過來”，“驚慌的情緒以狂風的姿態在人們的臉上變幻著”。這樣的敘述句子，是這段故事敘述的主基調。要知道，敘述者“我”也是聽曉雷說的，她聽說後的轉述，不太可能是這樣的語氣。那麼，這語氣是誰的？是隱藏敘述人的。
我這不是為了挑刺。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這些小裂縫，讓我們窺見了鬼子作品敘述者設置的奧秘。鬼子在敘事方麵最重要的力量，是他在顯在敘事人背後，都有一個隱藏敘述人。隱藏敘述人安排著故事的進展，讓顯在敘事人講述出來。而隱藏敘述人則在背後用一種聽不到的聲音，引導著讀者的情感和思想。於是，我們的閱讀便在故事和思想的兩個空間裏穿行。
鬼子作品顯在敘述者的妙用人們已經談得不少了。我不想多說。我在這裏想做的是，看看鬼子的隱藏敘述者到底給我們開拓了一個什麼樣的思想空間。
近年來，社會上有些人欲橫流。這就產生了文化焦慮。在一般人眼中，欲望與文化成了一組二元對立，二者永遠處於顛覆與被顛覆的關係之中。似乎不是欲望打敗文化，就是文化打敗欲望一般。其實文化與欲望的關係遠不是這麼簡單。任何時代的文化創造都必須麵對當時的欲望表現。不能對當代的欲望表現發言，談什麼文化創造？當然，放縱欲望，更沒有文化創造。這就需要正確處理欲望與文化的關係。現在是重新認識欲望與文化關係的時候了。
鬼子作品的敘述在這一點上透露了他不同於人的認識。首先，他不否認欲望。如前所述，他的敘事動力就是欲望。《瓦城上空的麥田》裏，那麥田，更是欲望的象征。因為麥田是人們滿足生存欲望的資本。李四在瓦城城牆上的一段描寫是多麼富有詩意！李四想，任何一個孩子都是一塊麥田。但別人的麥田都在鄉裏，而他的幾塊麥田卻飄啊飄，都飄到了城裏。那時，他是多麼幸福！因為他的孩子都做了城裏人啦。“做城裏人”是作品裏的一個重要意象，那是農村人一個特別的欲望。
但鬼子卻看到了多種不同的欲望，看到了欲望與欲望之間的爭鬥。底層人們一點小小的欲望都得不到滿足。而另外一些人卻燈紅酒綠、醉生夢死。他們可以像《被雨淋濕的河》裏的采石場老板、教育局長等人一樣，隨意奪取別人的利益，以滿足自己永不厭足的欲望。財富給社會帶來了繁榮，也給社會帶來了異化。於是這個社會就出現了不公、不義，出現了種種令人發指的罪惡，就出現了諸多苦難。鬼子的小說，始終關注著現實的社會苦難和人生的靈魂苦難，始終揭示著人間的不公，呼喚著人間正義。鬼子充分表現了今天時代的作家的良知。
但在今天，我們能用正義一下子將人間不公掃平嗎？事情遠不是這麼簡單。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苦難，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欲望表現，不同的社會也有不同的正義。鬼子的深刻正在於，他往往在有意無意間寫出了在這個欲望表現異常活躍的社會裏，不同的正義（注意，都是正義！）卻同時存在的複雜情況，你能用哪一種正義去否定另一種正義？《被雨淋濕的河》裏，曉雷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義的。但他卻碰到了另一種正義：法律。因為他打死了人。麵對兩種正義，我們的情感何等矛盾！但你不能不承認，曉雷的行為與法律行為二者都是正義的。聰明的作者沒有在兩種正義間作出選擇。他把思考留給了我們。
既然今天的社會是異常複雜的社會，不同的欲望表現、不同的正義同時存在，我們怎麼辦？需要對話，需要不同欲望表現、不同正義間的對話，在對話中創造我們今天的文化。《瓦城上空的麥田》是表現了這種思考的。李四要求兒女們記住他的生日，一點可憐的精神欲望。他並不想吃兒女們的一頓飯，他隻是想得到兒女們的尊重。這要求顯然是正義的。但兒女們忘記了父親的生日，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城裏人生活節奏緊張。大家都很忙。“可不忙行嗎？不忙怎麼活下去呢？你不忙，別人忙呀，別人就會當著你的麵，把所有的好東西，一樣一樣地搶走，最後會把你碗裏的飯也搶走，你說你不忙你怎麼辦？”李四，一個農村老漢，他不太懂這些。如果父親與兒女們對上了話，一切誤會都有可能消除。悲劇就有可能不發生。但他們終於沒能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