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裏靠牆的書架上，整排整排的都是曆史書。
每天早上7點，韋森準時出現在辦公室，在書海的包圍中，一直忙碌到晚上10點多。從複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的行政職位退下來後，他還是覺得時間不夠用，“連逛書店的時間都沒有”。
他正在為一部關於中西方製度變遷史比較的書作準備，想把近兩三百年東方衰落、西方崛起的緣由梳理、分析清楚。他將之定位為“中學生都能看得懂”，“我要用史實告訴大家：什麼是未來中國必走的道路——那就是市場經濟、法治和憲政民主。”
在過去4年中，韋森在各大主流財經媒體上撰寫經濟學隨筆、專欄文章，他從稅權和財權出發，反複宣講“預算民主”的理念，對政府征稅、預算公開、通貨膨脹、地方債務、貨幣政策、宏觀政策等經濟生活問題，進行抽絲剝繭，追根溯源，最終落到對政府權力的製衡和約束上。
他以一種溫和、理性、如詩一般的語言，以每個中國人財富和切身利益為起點，觸及到中國社會製度轉型最敏感的話題——政治體製改革。
新啟蒙
“像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著，隱隱約約在夜裏看到了一條小路，我沿著這條路一直往前走。”自2001年從英國劍橋回到中國，韋森對自己的呼召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感受。
1968年，20歲的楊小凱寫下了導致他入獄10年的大字報——《中國往何處去》。這位命運坎坷的傑出思想者從未停止對中國的關切。晚年病重之際，他留下了許多對晚清自由憲政和中國改革道路極為深刻、富有預見性的思考。
韋森常常覺得自己在繼續著友人還來不及完成的使命。這也是他學術成果豐碩的10年。看似晦澀、象牙塔式的研究，最後總會落到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上。
2007年“5·30”深夜，財政部以調控之名，突然宣布將證券印花稅稅率從1‰調整為3‰；6月11日，國稅局宣布實行新的車船稅繳納製度；不久，一些企業的出口退稅製度宣布被取消；7月份大幅度提高資源稅稅率……與此同時，近些年來中國政府財稅收入每年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率的兩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驚人地增長。
頻繁的調稅和新增稅種以及凶猛的財政收入增長在讓韋森震驚的同時，也使他由此尋找到了一條在現有框架下突破改革困境的可能路徑。
“直到‘5·30’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實是個稅收問題，是個民主預算問題，或簡單說來是限製政府的征稅權以及政府財政支出要受到民選代表的實質性審議和製約問題。”
他在媒體上撰文，反複闡述“預算民主”的意義，並以英、美、法等西方國家的現代轉型為案例，指出“憲政”開始並不一定是“民主的”，許多西方國家到“普選”也經曆了一個漫長過程。但是，英、美的憲政史都是圍繞著限製國王或政府的征稅權而展開的。
另一方麵，“荷蘭的建國，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都是從政府征稅問題引起的”。在中國曆史上，每一個王朝的末年都以橫征暴斂為特征，也大都是亡自王朝末期的橫征暴斂和工商業凋敝。
他由此描繪了一個“分步走”的體製改革方案：從推動“三公經費”公開，到要求整個預算全部公開；要做到預算透明，就要回到修改預算法——政府征稅和財政支出必須要經人大代表實質性的討論和批準；這就需要“做實”人大代表製；一旦人大“做實”之後，就可以監督、限製政府花錢……
韋森幾乎利用一切公開的途徑——寫文章、做講座、講學的機會——宣講“預算民主”的理念，希望能喚醒國人的納稅人權利意識，並樂觀地相信：“等二三十年後，年青一代都成長起來，個人的權利意識覺醒並成為社會共識後，社會轉型就成為可能，且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中國社會再經不起大波折了。在2 000多年的曆史中，從來沒有這麼好的時機進行社會轉型的。我們在晚清時已經失去了一次機會。這一次，我們再也不能失去了。”
韋森宣講常識的方式，似乎也擺脫了中國自由派學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麵是來自大眾的敵意和猜忌，另一方麵是政府方麵的疏遠和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