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國進民退”到“中國模式”(1 / 3)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在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大衰退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保8成功”,“中國模式”這個概念逐漸在國內外媒體上出現得多了起來。現在看來,一些人根據自己所感知的當今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的一些現象來試圖用這兩個概念把握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過程時,由於觀察問題的思考角度上的不同,對同一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因而也給出一些完全不同的圖景和理解,給人們造成了諸多困惑。

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陷入了一個自1929年至1933年大危機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大衰退。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經濟在統計數字上仍有8%以上的增長,尤其是國有部門這些年來在世界經濟大危機的背景中仍高速成長,這又使一些人沉醉於目前這“盛世中國”最優製度模式的迷夢之中,認為真有“國進民退”也未嚐不是件好事,這恰恰是“中國模式”優長之所在。在這種情況下,把兩個話題聯係起來,以冷靜地分析和認識我們的成就、問題和現行體製運作的實質,以清醒地把握未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走向,盡量避免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大折騰”和“走彎路”(甚至“不往前走路”,在製度經濟學講叫“製度內卷”),在目前看來極有必要。

一、是否在當今中國社會中正在發生全麵的“國進民退”?

從“國進民退”問題來說,不少人在談論這個問題時,多談一些表層現象,如山西和其他一些省份的民營煤礦被政府或國有企業收購兼並,一些國有鋼鐵公司兼並了民營鋼鐵公司,中糧參股了蒙牛集團,以及一些超大型國有企業集團參股並購金融機構等等,因而給一些政府機構的發言人以口實用一些簡單的數字來否定“國進民退”;也從而讓人們覺得這個問題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不知到底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著什麼。

讓我們來分析和審察一下到底在目前有沒有“國進民退”現象。要弄清這個問題,關鍵還在於認清什麼是真正意義的“國進民退”。現在看來,不管堅持有“國進民退”現象的人,還是否定這幾年存在“國進民退”現象的政府官員和發言人,都是在談一些表層現象,隻是談某些地區和行業中的“國進民退”的個別案例,而非在談論發生在當今中國社會內部的真正意義上的“國進民退”。

以我之見,近些年來在中國社會中真正的“國進民退”,主要發生在三個方麵:一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快速增加;二是政府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越來越高;三是國有企業以及一些超大型國有控股集團憑借其壟斷定價以及其他資源占有上的壟斷地位快速地進行資本積累和自我擴張。近些年同時發生的這三個過程的一個自然結果是,在當今中國全社會的資產總額中,政府所有以及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所支配資產的份額越來越大,而個人家庭以及民營經濟所占份額則相對縮小。除了上述三個實際過程之外,我甚至考慮,近些年來,尤其是2009年以來,例如中國建築、中國重工、中國中冶、中國化學、中國北車、中國國旅等一些國有大型企業從一級市場上進行上千億元的巨額融資,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為某種“國進”。把上述幾個方麵結合起來,我們大致就能得出在當今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國進民退”現象的真實圖景。下麵我們就對這三個方麵的“國進民退”分別進行簡略的考察。

首先,自1994年分稅製改革以來,中國政府財稅收入已經連續15年多超高速地增長,增速每年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兩倍到三倍。政府財政高速增長的結果之一是“第一財政”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90年代中期的10%增加到2009年的20%以上。如果把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和製度外收入計算進來,許多財稅專家都估計到,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在2002年就已經達到了35%以上。2006年以後,包括預算外收入、製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口徑”宏觀稅負應該在34.43%~40%,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一般水平。到底目前中國稅收收入是高是低,還要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與政府財政收入之比。按照財政部公布的數字,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達68 477億元,即每個中國人向政府繳納的財稅金額已超過5 200元,這比7億多農民人均年純收入5 153元還高。如果把各級政府的“第二財政”等預算外收入和製度外收入計算進來,我們可以粗略地估計到,現在每個中國人均攤的宏觀稅負額可能已經超過每個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這一事實說明,我們已經供養了一個非常龐大的政府,且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目前還在保持一個高速增長的勢頭。這應該算做當今中國社會中的“國進民退”現象之一,應該說是最重要的“國進”。

其次,與西方國家的政府不同,目前中國政府的財政在很大程度上來說還是“建設財政”,還未完全轉型為“公共財政”或言“民生財政”。近年來,隨著政府收入的超高速增長,政府的投資也在同時高速增加,以至於政府目前成了全社會最大的投資主體。隨著政府投資的增加,“政府所有”或言國有(包括國有控股公司)部門所擁有的資產在全社會資產總額中不斷增大,政府控製社會的財力和物力也隨之不斷增強。譬如,按照《中國改革》雜誌2010年1、2期合刊發表的署名文章中的數字,到2009年6月,全國各級政府共建立了8 221個政府融資平台,總資產近9萬億元,占用貸款餘額5.56萬億元。僅在2009年一年,這些政府融資平台所占貸款之和就占全部貸款總額的50%以上。除了一個個巨大的政府融資平台外,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政府的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的投資,又都投向了哪些部門和行業?2009年全年近10萬億的銀行貸款又主要貸給了哪些類型的企業?這4萬億和10萬億,又有多少真正到了私人企業、民營經濟和個人家庭之中?雖然目前在回答這些問題上精確的統計數字並不可用,但從各種渠道傳出的信息均表明,2009年數萬億政府投資和近10萬億的銀行貸款,除了政府自己所投的“鐵、公、基”外,大都流入了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的大型企業集團,而2009年全年十幾萬億的貨幣“流動性”大概也隻有很少部分流入了民營部門的投資和私人家庭的消費。這應該說是“國進民退”的第二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