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深圳召開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再次重申他在2008年出版的宏論《中國的經濟製度》中的觀點：縣級政府間的競爭是過去30年中國奇跡的根本原因。會上，還有不少國內和國際的華人學者對五常教授的理論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和證明。這一觀點的基本論證理路是：1989年之後，中央迅速把經濟權力下放到縣級政府，導致縣與縣之間在發展經濟上進行激烈競爭。每一個縣政府，都像一家公司，為了地方的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長，拚命招商引資。投資者向當地政府購地建廠，賣地收益的3/4歸縣，1/4上繳。廠建成投產後，增值稅1/4留縣，3/4上繳國庫。五常先生認為，這種中國獨特的租稅合約分成製，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導致地方政府有很強的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他認為，這是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並自信這是他的一個天才理論發現。
在之前發表的一篇“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專欄文章中，筆者已經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均把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作為考核各級政府官員行政績效的一個主要指標，確實在中國各地之間形成了一種政府間經濟績效的競爭機製。在這種“地方政府競爭”體製下，各級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經濟建設，招商引資，大搞開發區，並且大搞政績工程或形象工程，結果，中國的各級和各地政府，均成了當地最大“經濟發展總公司”。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快速增長，這顯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同意五常教授的“分成合約理論”的縣級競爭說。
縣級政府的競爭是推動了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然而，這就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或言主要原因？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好還是要回到現實中，仔細觀察和思考一下到底是誰在推動各地乃至每一個縣的經濟增長？從形式看，各級縣政府作為本地的一個建設者，它要蓋大樓、建廣場、修馬路、設公園、搞綠化，以及興建各種新的公共設施，這無疑是各地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長的一個貢獻因素。但是，在過去這種政府投資和建設項目顯然不是各地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眾所周知，與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實體部門和製造業的增長一樣，過去20多年來，那些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長的縣，首先是且主要是製造業的快速增長，尤其是那些與出口直接相關的製造業的快速增長。除個別礦產、旅遊勝地和邊境貿易縣之外，這幾乎沒有例外。
如果過去30年中國各地各縣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實體部門和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所造成的話，那麼，到底是誰來做實業、做出口，開廠雇工招人生產產品？顯然不是縣政府本身，而是地方政府競爭中引來各類企業和企業家，包括外資（包括港台資本）、外省和外地企業家，以及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崛起的一些本地企業家。如果“商”和“資”是“招”來的，是“引”來的，不是來自國外，就是來自國內其他地方，那一個不言而明是這些企業早就存在了，已經在某個地方創造過國內生產總值了。現在從某個地方搬來了這裏，不去那裏，在整個經濟總量的彙總中，應該差異不大，差異也隻是開辦的新廠的生產和銷售。那麼，這能解釋全部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嗎？顯然不是這種縣級競爭模型所能全解釋得了的。即使是自己在本地自發成長起來的企業，也不在他的租稅分成製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型中，那又怎麼用這種合約分成的理論程式來解釋整個過去30年的經濟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