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研究與現實
最近，黨中央在《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中指出：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定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高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把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切實抓緊抓好，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有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
曆史學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麼，如何讓曆史學有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呢？如何讓曆史學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呢？我看首先是要處理好曆史研究與現實的關係。
自改革開放以來，曆史科學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期：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層次逐漸深入，研究成果大量湧現，研究隊伍日益擴大，學術空氣十分活躍。但是，在大好形勢下，也隱伏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傾向。比如，曆史著作少有人讀；學習研究曆史的人不受公眾重視；曆史學者自己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自卑感。這些情況的出現，無不與不能正確處理曆史研究與現實關係相關。從本質上來說，曆史與現實是息息相關的。曆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曆史。人類從事每個時段的社會實踐，無不需要以已經具備的曆史條件作基礎，無不需要借鑒有關的曆史經驗。曆史學的生命力就在於與現實有這樣那樣的關聯，可以為現實提供各種各樣的經驗。如果曆史研究者從史學寶庫中發掘出時代需要的資源，生產出現實需要的學術精品，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把曆史寶藏轉化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曆史學就會顯示出勃勃生機，就會受到人們的尊敬，引起社會的重視。
古為今用，曆史為現實服務，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個優良傳統。曆史上那些有成就的史學家，在處理曆史與現實的關係上，無不重視曆史為當時的現實服務。中國最早的史學家孔子，在編撰《春秋》時，詳今略古，“寓褒貶，別善惡”，“推此類以繩當世”，處處體現為當時現實服務的政治傾向。司馬遷著《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明確表示，要“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他的這種治學宗旨充分體現了曆史與現實的結合。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其為當時現實服務的目的更為明確。顧炎武自稱所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梁啟超則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這些無不表明，古為今用，曆史為現實服務，乃一切有識史學家的共同主張。
但是長期以來，在某些史學家眼裏，曆史學卻等同於考據學，認為考據就是曆史學的全部，這是一種誤解。即使是一些卓有考據成就的學者也不讚同。比如顧頡剛先生，1937年為譚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綱》一書作序時就指出：“考辨的工作，在史學上僅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究極的目的。”我的業師姚薇元教授，大學生時代編著了《鴉片戰爭史實考》，研究生時期又編著了《北朝胡姓考》，成為他一生不朽的兩部傑作。而到1984年，他在為《鴉片戰爭史實考》修訂版撰寫《緒言》時也強調：“考訂史料隻是研究曆史的輔助學科之一。它的目的在於為史學工作者提供經過初步整理的材料，也隻有在替曆史科學服務的時候，考訂工作才能顯示出它的作用與意義。”可見，有些人認為考據就是曆史，把考據工作當成曆史研究的全部是不妥的。在曆史研究過程中，考據可為曆史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但考據所取得的成就，最多隻能作為一種可靠的材料供曆史研究采用。曆史研究者決不能就此止步，而應該在此基礎上，選擇那些與現實社會密切相關的課題進行研究，探索發展規律，總結經驗教訓，努力為現實提供有益的啟示和借鑒。這方麵，馬克思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他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從最常見、最普通的商品考察起，足足花了20多年的工夫，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都作了最全麵、最係統、最精確的考究，最後寫成了皇皇巨著《資本論》，闡明了剩餘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深刻矛盾，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曆史研究者應該像馬克思那樣，把微觀考察和宏觀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宏觀研究的指導下進行微觀考察（包括考據），使微觀考察服務於宏觀研究。
還有些人打著“純學術”的旗幟，看不起或拒絕曆史研究為現實服務，提出“反對黨派史學”的口號，這種觀點更是錯誤的。學術對於政治而言，自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否則就不成其為學術研究。同時，學術又不可能完全脫離現實。事實上，真正的“純學術”研究是罕見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列寧曾經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非黨性無非是對飽食者政黨、統治者政黨、剝削者政黨采取的態度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非黨性是資產階級思想。黨性是社會主義思想。”（《列寧選集》第3版第1卷第676頁）還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列寧選集》第3版第2卷第1頁）一種學術或學術研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要為一種政治、集團、階級和政黨服務的。那些口喊“反對黨派史學”的人，實質上就屬於在“反對黨派史學”的旗幟掩蓋下的某個黨派。
還有些人把為現實服務的論著，看作是一種政治論文或宣傳文字，而不是正規的學術論著，這也是不當的。古往今來，凡是切合那個時代需要，或者真實反映了當時現實鬥爭的曆史著作，都是有真實價值的曆史著作。前麵提到的《春秋》、《史記》、《資治通鑒》，都是屬於這類著作。近代的學者魏源，在經學研究上也很有成就，可是他的著作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不是《詩古微》、《書古微》之類，而是適應了當年社會需要的《聖武記》、《海國圖誌》。這兩部傑作在清末六七十年間再版十多次，而且流傳到日本、朝鮮等國。直到今天，人們仍然把這些著作視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因此，貶低與現實結合的曆史論著，隻能說是一種偏見。
“聯係現實，近現代史容易，古代史難”，這代表不少人的看法。應該承認，古代曆史離現實遙遠，聯係現實難度較大，這是事實，但絕不是就無法和現實聯係。首先，曆史學者應該抱有為現實服務的思想和態度，要充分認識到，史學著作隻有在現實中發揮積極作用，才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才會受到社會的歡迎；其次，要努力找好曆史研究和現實的結合點。曆史是一門包容十分廣泛的學科，可以從多個側麵尋找結合點。史學工作者應當懷有為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的飽滿熱情，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聯係起來，同千百萬人的社會實踐聯係起來，寫出滿足當前某些方麵需要的著作，貢獻給人民。這方麵，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等早已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適應當時的需要，開展了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證明了中國同樣經曆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有力地批評了當時的各種錯誤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當然，為現實服務隻能是曆史研究的大方向，隻能要求大多數曆史學者努力沿著這個方向前進，不可能人人、事事都要緊扣為現實服務。否則，就成了機械論，犯形而上學的錯誤。有些人致力於曆史領域某一方麵的研究，並且取得了成就，盡管未能與現實直接結合，也應當承認是間接為現實服務的。
由於曆史內涵豐富，可供選擇研究的領域非常廣闊。那麼，選擇研究課題時應遵循哪些原則呢？根據當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應該明確認識並予以重視。
第一，加強對曆史發展規律的研究，為培養人們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作貢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才為本。隻有培養出大量對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充滿信心的人，才能充分調動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創造性，加速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李大釗曾經指出，“曆史中有我們的人生，有我們的世界，有我們的自己”。他主張“向曆史中尋找人生、尋找世界、尋找自己的興趣”。（參見李大釗：《史學要論》）曆史是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世界觀、人生觀教科書。什麼是曆史發展的大勢，什麼是先進、落後和倒退，一個人如何才能最有意義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曆史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迪和學習的樣板。
第二，加強愛國主義研究，激勵人們立誌幹大事、創大業，獻身強國富民的各項事業，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作貢獻。愛國主義應作廣義的理解。凡是做了利國利民的事，對國家富強作了貢獻，為廣大人民謀了福利，在推進社會進步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都屬於愛國行為。中國曆史上利國利民的先進人物成千上萬。通過曆史研究，弘揚這些人物的業績，表彰他們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進步所作的貢獻，就是對廣大人民進行具體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對全社會形成愛國愛民風尚，無疑會起到巨大的潛移默化、砥礪熏陶的作用。
第三，選擇那些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息息相關的曆史課題開展深入研究，為今天的建設事業提供曆史借鑒。列寧曾經說過：“我們必須力求趕上事態的發展，作出總結、得出結論，從今天的事件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以便應用於明天。”（《列寧全集》第2版第9卷第190頁）曆史發展進程中，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的演變，無不存在內在的規律性。探明這方麵的規律性，總結相關經驗，為社會主義各項事業提供借鑒，是曆史科學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麵。曆史研究者應當以敏銳的眼光，洞察曆史寶庫中那些對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重大價值的課題，進行開發性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為各項建設事業提供參考。
第四，加強當今世界曆史的研究，寫出無愧於時代的世界史新著，為把握世界的未來提供借鑒。馬克思的《資本論》曾經鼓舞了並將繼續鼓舞著全世界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曆史在不斷發展，《資本論》出版已過一百多年，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也麵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時代要求中國的史學工作者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作出新的總結，寫出具有時代水平的“新資本論”、“新社會主義論”，指明時代發展的總趨勢，激勵人們堅定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的信念，堅持不懈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
第五，想方設法，普及曆史宣傳，擴大社會影響，充分發揮曆史讀物的作用。曆史研究要變成社會大眾的精神食糧，必須衝出學術研究的小圈子，千方百計普及到廣大群眾中去，讓群眾接受。過去史學研究者大多重視學術研究，忽視社會普及。有的普及作品不科學、不嚴肅，戲說成分很大，誤導了讀者，這種狀況應該盡快改變。曆史研究者必須想方設法，將史學著作寫得既有科學性又有可讀性，通俗易懂，讓廣大群眾喜讀想讀，使讀曆史書成為一種享受。
總之，該做的工作很多。如果首先在上述五個方麵下功夫，曆史研究就會更大地發揮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曆史科學本身也會有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重新贏得社會的尊重、熱愛和支持。
（原載《求是》2004年第13期）
關於清史編纂體裁體例的粗淺想法
清朝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曆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曆史的終結，又開啟了中國被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近代史，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關鍵時期。編纂清史，應該緊緊把握這個轉折特點，既要重視曆史的繼承性，也應考慮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種種需要，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
所謂繼承，不隻是體裁體例方麵的繼承，還包括內容方麵的曆史傳承。在內容上，不能不寫帝王將相，卻也不能專寫帝王將相。應該把編寫內容擴大到社會各個階級、各個層麵，並且勾畫出其發展演變過程，展示曆史發展大勢，適當給予評論。特別是那些有益於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的內容，以及足為振興中華、為富強國家、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曆史借鑒的內容，應該努力收納進去，使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文明的重要參考。古往今來，曆史和現實總是有一定繼承性的。孔子作《春秋》，司馬遷著《史記》，後一朝代為前朝修史，都不是為修曆史而修曆史，而是要從前代曆史中吸取教訓，為當時的現實需要和鞏固統治服務。曆史的內容非常豐富，取什麼，舍什麼，詳什麼，略什麼，常常都是著眼於現實和未來。“鑒古以知今”，“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無非是從曆史中尋找對現實某方麵的啟示，借以指導當時的實踐，使其作為更富成效，避免走彎路。曆來最有價值和最有生命力的著作，多半是和現實有密切聯係、能夠滿足現實某種需要的著作。當然，這種聯係是有機的、自然的，不是外加的、生硬的。外加生硬的東西，同樣不會有生命力。為此，在編寫清史的時候，應該對清代曆史作一番較全麵的審視，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凡是在本時期內發生的、有重要曆史價值的內容，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還是社會各個層麵的史事，隻要對這段曆史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產生過重大影響，對今天社會主義建設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內容，應該盡量包括進去，使之成為在內涵上超越前二十四史，內容更加充實、精粹、豐富的斷代史。
內容決定形式。要使新編清史包含上述豐富的內容，中國古代編寫曆史用過的哪一種體裁都難於全部承載；近現代使用的章節體也同樣不可能承載。所以，我很讚成“將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體裁和現代章節體平等、靈活、創造性地結合起來，進行一種體裁的綜合創新”。這種綜合創新體有多方麵好處，足以取各種體裁之長，補各種體裁之短，而且在編史體裁上也是一個創新。
第一，有利於吸收古代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克服它們的局限，在體裁變革上是一種創造性的繼承。紀傳體包容量較廣而且分類、分人敘述，查閱起來很方便。綜合創新體中的誌、表、傳記都可繼承其優點。編年體以年、月、日記事，按時代敘述事態發展，使事件有跡可尋，但頭緒繁多，過於分散，查找起來有諸多不便。紀事本末體以某一史事為中心，詳述其始末，對事件的興起、發展和結果，脈絡清楚，有利於幫助讀者弄清事件原委，了解事件經過與結局。建議新編清史把編年與紀事本末結合起來，以年為單位，細分綱目，編輯大事紀要。把每一年中發生的重大事件相對集中敘述，使分散與集中能恰當結合。這樣，既可克服按年、月、日記事過於分散的缺點，又可防止紀事本末體把時間拉得過長、截斷了橫的聯係的不足，還可使一年之內所發生的大事一覽無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