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詩派的出現，除新詩流派的開創意義外，還以其獨特的詩風顯示出純正的流派特色：即“專心致誌做情詩”。浙江詩人更顯著的意義表現在引領全國重要詩派上。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第一個有重要影響的詩派是新月詩派。在這個詩人群體中，貫穿整個詩派前後期的徐誌摩，其獨特的詩歌創作成就及其所顯示的流派代表性意義，使他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新月詩人”。此外，邵洵美、陳夢家、孫大雨等浙江詩人，也都是這個詩派中的骨幹和中堅力量。另一個重要詩派是1930年代的“現代詩派”。這個詩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浙江詩人戴望舒，他是現代主義詩潮中無可爭議的領袖人物。他的理論和創作幾乎規範了現代詩派的創作路徑和走向，對現代主義詩潮的繁盛起到了其他詩人無法替代的作用。1940年代出現的兩個重要詩派：“七月”詩派和“九葉”詩派，不但有浙江詩人參與，如“七月”中的艾青、冀汸，“九葉”中的穆旦、唐湜、袁可嘉。更重要的還在於：這兩個詩派的領軍人物恰恰是浙江詩人艾青和穆旦。艾青是“七月詩派”的主要引領者，“七月詩派”的重要成員綠原在後來的《白色花·序》中說過，“他們大多數人是在艾青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由此可以印證艾青在這個詩派中的楷模作用。穆旦是公認的“九葉”詩派中成就最高的詩人。唐湜說他是“自覺的現代主義者”，他的詩作標誌著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已跨越20世紀20、30年代而真正走向成熟，標誌著中國現代主義詩藝繼李金發、戴望舒、卞之琳等現代詩人之後已攀登到一個新的高峰。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特別是在新文學發生期的五四前後，浙江作家都各自成為一個方麵的領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這一突出的文學現象可以從多方麵去探討其成因與意義。從根本上講，浙江作家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群體性”與“引領性”態勢，先聲奪人的氣勢和敏於世變的氣質，源於一種深刻的傳統根源，是浙江文化傳統影響下的一種“內源性自覺”。
北宋覆滅之後，中國的文化中心遷到了江南，而杭州無疑是江南的核心。“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一時間，浙江成為“財賦地”、“人文藪”。南宋創立的“浙東學派”開啟了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啟蒙的先河；延至明、清，王陽明的哲學與黃宗羲的史學在抨擊壓抑人性的經學與理學的基礎上，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浙江成為啟蒙主義的策源地。啟蒙思想的流傳與承襲，在浙江直接培育了中國近代有重要影響的啟蒙主義文學大師龔自珍等人，他們的思想學識直接影響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和文學界。美國學者費正清曾指出，中國自近代海禁大開以來，一直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傳統，即“麵海的中國的小傳統”和“占支配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腹地”的“大傳統”。
“小傳統”表現為先進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大傳統”則依然是“占統治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文化的傳統製度和價值觀念”，兩者必構成尖銳衝突。在衝突中富有變革精神的“小傳統”漸次獲得生機，其釋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變著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漸由“邊緣”向“中心”位移。浙江文化作為“小傳統”的位移，在20世紀之初，彙聚成一股波瀾壯闊的“浙江潮”。正如浙江人蔣百裏在《浙江潮》“發刊詞”中所言：“可愛哉，浙江潮，挾其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氣力以日日刺激於吾國之腦，以發其雄心以養其氣魄。20世紀之大風潮中，或亦有起陸龍蛇挾其氣魄以奔入世界乎？”《浙江潮》所寓示的文化精神一如滔滔汩汩的錢塘潮，推動浙江作家衝出舊的營壘，走向新的世界。五四時代，魯迅首倡“立人”，周作人直呼“辟人荒”，都昭示著浙江文化的啟蒙傳統構成了浙江作家的集體記憶，也成為中國文學進行現代轉型的內源性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