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是，當一方陷入激戰，其他部隊卻隻顧自保，坐視友軍被英軍消滅而不馳援，接下來自己又陷入了被英軍幹掉的命運。從定海之戰到鎮海之戰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案例。即便是總督、提督也難以發揮統帥的作用，兩江總督裕謙總管江蘇（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軍政，當他坐鎮鎮海指揮作戰，卻不像一個兩江總督，倒像是一個總兵，竟然沒有一支部隊趕來馳援。這也讓英軍有機可乘。英軍的戰術並沒有太多的變化，但發揮出了“高度的作戰效能”，他們針對清軍的弱點，對清軍的戰略要地分割包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攻其一點則而不及其餘，每每讓眾寡懸殊得以反轉，英軍原本是以少少許對多多許，結果卻是以多多許勝少少許。而英軍在戰鬥中又常以正麵攻擊與側翼包抄相結合，以艦炮和陸戰隊水陸夾擊而取勝。
從根本上看，戰爭的勝負既取決於其性質的正義和非正義，又取決於雙方的政治與經濟實力。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統計，道光年間（1821—1851）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之首，高於整個歐洲的總和，經濟增長率高於日本，但中國卻先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又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可見清朝之敗並非敗於經濟，若排除了經濟方麵的因素，那就是政治上的問題了。這其實就是清軍屢戰屢敗的一個致命症結。
清朝是一個把集權專製推到了頂峰的王朝，從所謂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衰，一直以強權禁錮思想文化。大清帝國就像一座無形的牢籠，那些有思想、有風骨、有血氣的士人，一旦偶爾露崢嶸，旋即就被視為異端邪說而加以打壓和扼殺，如龔自珍就是這樣的一個犧牲品。如此一來，朝野上下萬馬齊喑，四海之內死氣沉沉，在帝國內部一直難以產生龔自珍呼喚的 “九州生氣”，龔自珍預料隻有狂雷炸響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國大地發出勃勃生機，然而這種力量卻並非從內部產生，卻是從外部發生。從這個意義上看，鴉片戰爭那狂雷炸響般的炮聲，雖說沒有震醒清廷，但震醒了以林則徐為代表的近代中國第一批啟蒙思想家。
若從政治上剖析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第一個就要從最高統治者道光皇帝開始追究。史上對道光皇帝評價不一，但大多認為他作為一個帝王資質不高，但窮其一生，他也在為挽救一個日漸傾斜的帝國而殫精竭慮。親政之始他便改組軍機，但他重用的第一位首席軍機大臣曹振鏞，這位三朝元老“問學淵博，獻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絲綸”，但老成持重有加，卻一味因循守舊。曹振鏞逝世後，道光又任用滿洲鑲藍旗人穆彰阿為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擔任軍機大臣凡二十餘年，這位“樞相”、上書房總師傅、文華殿大學士的穆彰阿穆大人“終道光朝，恩眷不衰”，對上奉承迎合，固寵權位；對下結黨營私，排斥異己，而林則徐等主戰派就是他要排斥的異己。當林則徐欽差赴粵之際，他還不敢為難林則徐，而一旦林則徐因禁煙而惹起了“邊釁”，他就會見風使舵加害林則徐，這也為林則徐的命運和大清帝國國運的衰落埋下了陰險的伏筆。
道光皇帝也采取了整頓吏治、清查陋規等政治舉措，對貪官汙吏、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者一經查出，即從重治罪。十九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克頓勳爵說過也一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而通過絕對權力來清除腐敗也是絕對清除不了的。這是被無數曆史事實驗證了的。道光皇帝終其一生整頓吏治、清查陋規，而清朝從政治、經濟、軍事上陷入了全麵腐敗。一個帝國千瘡百孔，卻到處都是五福呈祥，而清帝都愛聽吉言瑞語，滿朝文武要麼像曹振鏞那樣“多磕頭，少說話”，要麼就是像穆彰阿那樣“揣摩以逢主意”。還是異史氏蒲鬆齡敢說真話：“且江河日下，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
一個千瘡百孔的帝國，其國防必然也是千瘡百孔。這裏就從海防看，由於中國曆代王朝都沒有明確的海權意識，更沒有製定明確的海洋戰略、建立強大的海軍和海疆防線，致使遼闊的海疆幾乎長期處於有邊無防的狀態。而滿清入關後，重海禁而不重海防。到鴉片戰爭爆發，清朝入主中原已近兩百年，以八旗、綠營為主力的清軍早已沒有入關時的那種剽悍驍勇，上至提督下至把總，一個個養尊處優，不知有多少被民脂民膏奉養的蛀蟲，而弁兵平時又疏於訓練，紀律鬆弛，乃至不知為何而戰。在鴉片戰爭期間，清廷從全國各地調往海防前線的將領，多為“安內”起家，卻不知如何“攘外”。這其中也不乏冷兵器時代的英雄，但其戰略戰術還停留在“蕩寇剿匪”的水平，對於海疆保衛戰不知如何排兵布陣，謀無略，戰無術。其中不乏如餘步雲一類的將領，一旦遭遇英軍攻擊，或一觸即潰，或聞風而逃，如寧波、餘姚、慈溪、奉化等海疆重鎮，皆是“城門洞開，（英軍）直入無人之境”。
國難當頭，在反抗侵略上若能團結滿漢、發動民眾合力抗英，無疑也是一大優勢。林則徐一直深信“民心可信”，他號召沿海人民“群相集議，購置器械，聚合丁壯，以便自衛。如見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皆準許開炮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將其俘獲”。但清王朝是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加之國內一直有“反清複明”的反抗，這讓清廷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抵禦外侵。他們既擔心招募鄉勇、水勇讓武將坐大，又忌憚封疆大吏因此而擅權，更唯恐發生比外患更可怕的“民變”，正所謂“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對此，奕山等人倒是心領神會的，他公然宣稱“患不在外而在內”，“防民甚於防寇”。翰林院編修吳嘉賓更說出了“內憂外患”所占的比例：“今之議者，皆曰外夷為患，不知非外夷，乃內民也。……今為患者，外夷止十之二三，內奸則十之六七。”又譬如海齡雖說誓死抗英，卻又以高壓手段鎮壓漢族百姓，挑起民族分裂，以至民心反轉，當英軍打敗“滿兵”而鼓掌歡呼的場麵，這也是鴉片戰爭中最悲哀的一幕。
對鴉片戰爭之敗，清廷從未有清醒的反思。從嘉慶到道光，皆可稱天縱聰明的皇帝，但他們缺少智慧，尤其是大智慧。道光帝在這方麵表現更突出，他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昏君，在常態下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明君，還可以拿出挺聰明的主張，否則他也不會重用林則徐赴粵禁煙。道光帝在某些方麵倒是比琦善要明智，他諭令琦善對英夷一麵予以“羈縻”，一麵進行武力準備，這個大方針是對的，但從決策上看，在持續兩年多的鴉片戰爭中，每每到了關鍵時刻，這位皇帝的頭腦就有些發昏了。他雖有一言九鼎之權，卻缺少一言九鼎的決斷，沒有誰敢於挑戰皇權，而是他自己跟自己為難。說穿了，清廷在戰與和或“剿”與“撫”的兩條路線上的鬥爭，其實就是道光帝一個人的自我鬥爭。
林則徐虎門銷煙，他是支持的，當英軍屢屢挑起“邊釁”，道光帝更是咄咄逼人，幾乎把狠話說絕，但當英國遠征艦隊沿著中國的海岸線一路攻城掠塞，直抵天津大沽口，眼看就到了他眼皮底下了，他又轉而求和了。他一直在撫與剿中糾纏掙紮，卻又並非優柔寡斷，無論主撫還是主剿，往往是遽爾突變，其每一個決定都是充滿了突變性的“猝然決定”，這讓那些文官武將唯命是從又無所適從，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此突兀而決絕，連個過渡和回旋的餘地也沒有。在這樣的急轉彎中，即便聰明機靈如琦善者，就是想踩急刹車也措手不及。對此，《清史稿》如是評說：“海疆戰事起，既絀於兵械，又昧於敵情，又牽掣於和戰之無定，畏葸者敗，忠勇者亦敗。專閫之臣，忘身殉國，義不返踵，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耳。嗚呼，烈已！”
盡管道光對外“忽剿忽撫，總無定見”，但他終其一生，一直把權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裏，無論是林則徐還是琦善，都隻是他股掌間的兩隻小蟲子而已，都因“牽掣於和戰之無定”，結果淪為悲慘的犧牲品。這種極端專製而穩固的皇權，一直維持到清廷崩潰前夕，嚴重阻礙了清朝的變革和中國從近代化走向現代化的曆史進程。
三
戰，還是和？剿，還是撫？朝野上下一直爭論不休，這樣的爭論直至今天塵埃仍未落定。
戰，既需要實力，需要戰略和戰術，更需要戰勝敵人頑強意誌。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主動權一直牢牢掌握在林則徐手裏，而在鴉片戰爭中，就像發生了能量轉換，戰與和的主動權一直捏在英人的手裏，清廷一直很被動，不是被迫應戰，就是被迫談判。
林則徐是主戰派，從禁煙上的嚴禁派到反抗侵略的主戰派，均以林則徐為代表，還有鄧廷楨、關天培、裕謙、海齡等重要人物，有人將他們視為“鷹派”，他們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在戰場上誓死抵抗對侵略者。然而他們的意誌和烈血卻未能阻擋住英軍的堅船利炮，他們堅守的疆土在血灑疆場之後一片一片淪陷。但這絕不能簡單地歸結於戰之過，具體情況還得具體分析。以林則徐為例，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在外交上他絕非一味逞強，而是有理有節，但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禁絕鴉片這兩個根本問題上，他是不可能讓步的，這是他的原則也是底線。作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對西方世界的認知遠超時人，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他已清醒地認識到了中英軍事力量的差距，並且開始把“師敵之長技以製敵”付諸實施。他所采取的軍事變革，一是針對“器不良”而尋求器物上的變革，一是針對“技不熟”而加緊軍事訓練，提高官兵的綜合軍事素質。除了構築海防要塞，他也在對敵逐漸了解和因應敵情變化的形勢下，不斷調整戰略和戰術，從依憑要塞堅守禦敵到海上主動出擊迎戰，他一直掌握著反侵略戰爭的主動權。在鴉片戰爭之前和鴉片戰爭中的幾次交戰中，除關閘之戰失利之外，其餘則是每戰皆勝，但卻未與英國侵華遠征軍主力交鋒。不是他不敢，也並非陰差陽錯，先是英國侵略軍主力主動避開了他，繼而他又被清廷剝奪了指揮權，這是既定的曆史事實。而當他的指揮權被剝奪之後，再來設想他能否戰勝更強大的英軍，那就隻能是曆史的猜測了。
設若清廷不把林則徐作為與英人媾和的犧牲品，而是對他進一步加以重用，擢其為軍機大臣，甚至授他以統馭三軍、打一場反侵略戰爭的指揮權，第一次鴉片戰爭又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呢？對此大致有兩種猜測，其實也是兩種曆史的可能性：一種是比較樂觀的，這裏就看看當時的人們是怎麼說的吧。在林則徐被革職後，清廷先派琦善議和，繼而又派奕山等人“赴廣東會剿”，結果是，琦善的“和”也擋不住英軍，奕山的“戰”也擋不住英軍，當時便有民眾就質問英軍：“爾自謂船炮無敵，何不於林製府任內攻犯廣東？”
魏源就斷言：“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
魏源的斷言其實也是當時的主流民意。在鴉片戰爭之後，很多人在痛心疾首的同時，皆把廣東戰事之敗歸結於林則徐被提前剝奪了指揮權，又將各地戰事之敗歸結於沒有林則徐來指揮，這也表明林則徐確實是眾望所歸。換言之，中英差距就差一個林則徐。
我沒有如此樂觀，但也謹慎地認為，如果按林則徐的戰略或戰術，不說他能在鴉片戰爭中穩操勝券，但應該會有變數，對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曆史也有改寫的可能性。即使對英軍能小挫其鋒，也可以暫時的勝局而延緩英軍的侵華速度，而他必然會抓緊時機，針對“器不良”“技不熟”而對廣東水師進行改造，從而打造出一支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新式水軍”（海軍）。實際上，林則徐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在革職之前，他一再奏請清廷“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粵海關收入的稅銀中抽出一部分來製船造炮，“從此製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裨益實非淺鮮矣”。而他的戰略思維也從“徒守於陸”
而轉向大海，從“不值與之海上交鋒”到“出洋剿辦”，這也是他與英軍艦船較量後的轉變，甚至是根本性轉變。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林則徐赴戍途經洛陽時，在《致江翊雲書》中便具體提出新式水軍，與敵海戰的構想——有船有炮，水軍主之，往來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軍盡可十撤其九。以視此時之枝枝節節，防不勝防，遠省征兵，徒累無益者，其所得失固已較然，即軍儲亦彼費而此省。果有大船百隻，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軍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無不可以徑駛者，逆夷以舟以巢穴，有大幫水軍追逐於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擾陸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
水軍總統，甚難其人，李壯烈、楊忠武不可複作，陳提軍化成忠勇絕倫，與士卒同甘苦，似可以當一半之任，尚須有善於將將籌策周詳者為之指揮調度，然不獨武員中無其人，即中外文職大僚，亦未知肝膽向誰是也。
他看得很準，拿捏到了七寸，這才是抵禦海上之敵的長久之計。若從更長遠的曆史眼光看，以林則徐遠超時人的眼光和過人的能力，若能給他一個首輔大臣的位置，清廷又能放心大膽地使用他，他也會進一步推動政治、軍事上的變革，晚清的洋務運動或可提前數十年，大清帝國興許可以另一種方式邁入中國近代史。
然而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清廷別說授予他統馭三軍的指揮權，連一個“協辦海防”的空頭四品卿銜也很快就給他褫奪了。可以說，林則徐在軍事上沒有被英軍的堅船利炮所打敗，卻在政治上被清廷打倒了。而在某種意義上說，清王朝也不是被英軍打敗的，而是自己首先就打敗了自己。無論是從林則徐個人的命運看，還是從大清帝國的國運看，一切誠如博學多識的同治名士陳康祺發出的喟然悵歎：“嗚呼！庚、辛海上之變，文臣中可倚以禦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奈懿親重臣，臨戎喪膽，徹防媚敵，唯恐失歡，以致窮島魍魎之徒，橫行溟渤，擇利而食。而一時築室之議，反以開釁責文忠，以窮蹙而死謗靖節；亦舌燒城，天地易位，至今猶有拾唾餘者。至於陳忠湣公之守吳淞，葛壯節、王剛節、鄭忠節三公之守定海，及公（關天培）之守虎門，皆以同舟匪夫，援絕鼓死，結纓免胄，頹我長城。餘生庚子，世貫海東，采父老之傳聞，睹近年之世變，濡筆紀此，憤氣填膺。恨不能起懦帥殘魂，縷割寸刲，充死事諸忠臣祠廟犧牢之用。嗚呼！亦何及已。”
第一次鴉片戰爭如同一場悲壯的海祭，從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到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江南提督陳化成，從金門總兵江繼芸、葛雲飛等定海三總兵到陳連升、麥廷章，海齡等參將、副將，還有無數為國捐軀的無名烈士，把自己的血肉生命擺上了大海的祭壇。
這樣一個王朝專出失敗的英雄，而林則徐是一位不死的英雄。
有人說：“林則徐之所以能征服時人及後人，很大一部分來源於其人格的力量，他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忠君愛國，成為傳統士大夫心中的一麵旗幟，被譽為鴉片戰爭中的英雄，為後世所景仰。”這是對林則徐的明褒暗貶，林則徐的曆史意義何至於此。
又不能不說，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對林則徐的負麵評價亦屢見不鮮，而對林則徐的否定，必從虎門銷煙開始。如贅漫野叟的《庚申夷氛紀略》將林則徐指斥為國家致亂的第一禍首：“初作難者，以林則徐為首，而成之者裕謙也，甚之者僧格林沁也”，他認為林則徐虎門銷煙引發了鴉片戰爭，“於國家毫無裨益，若論肇開夷釁一節，古人重首禍，是其罪浮於裕與僧也”。他甚至咬牙切齒：“參其肉其足食乎？”這位贅漫野叟是我在翻檢野史稗誌中所發現的最仇恨林則徐的人，而他其實也是一種曆史觀的代表。
到民國年間，蔣廷黼對林則徐和琦善的評價是很有影響力的，一直到現在也被很多人推崇。他在《中國近代史》（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以詼諧而反諷的筆法，對林則徐做出了如下評價——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
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但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源。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誌》。這部書提倡以夷製夷，並且以夷器製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
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彼之大炮遠及十裏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大陸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隻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唯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曆戎行之人，而皆覿麵接仗。似此之相距十裏八裏，彼此不見麵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嚐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嶽、韓束手，奈何，奈何！”——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做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
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林則徐具有兩麵性——對外雖有所覺悟，但顧及清議與名譽，掩飾夷情，聽任士人繼續昏睡。
誠然，蔣廷黼對林則徐的評價還算客氣了，在他看來林則徐隻是一個“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但至少還不是一個“昏聵蒙昧的林則徐”。而如今有人質問，林則徐是民族英雄還是禍國殃民的罪人？這個咄咄逼人的質問者其實是自問自答，他的答案是，林則徐是“打開大清王朝毀滅大門的人”，這顯然是從狹義的王朝興亡史來看待的，從曆史大勢看，他其實是打開了被封建帝國長久禁錮之門的一位劃時代的偉人。這個質問者又說，“中國的近代曆史，就這樣由道光帝和欽差林則徐共同翻開了糟糕透頂的第一頁”，“越洋而來的英軍在天朝境內為林則徐一手製造的鴉片貿易糾紛，與清軍打了一場洋槍洋炮對大刀長矛的不對稱戰爭，最終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門戶洞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恐怕是昏聵蒙昧的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時看著銷煙池中翻起泡泡時所無法想到的”。實話實說，我覺得這個質問者對曆史的認知還真是“昏聵蒙昧”。
還有人認為，在所有主戰派中，林則徐是最幸運的一個。由於英軍沒有在第一時間對虎門珠江口發起進攻，讓他僥幸躲過了一劫，若與英軍直接交戰，林則徐則“必敗無疑”，他那光輝的曆史形象也就要大為失色了。而林則徐隨後被清廷提前剝奪了廣東戰場的指揮權，還真是值得為其“額手稱慶”，讓他又僥幸躲過了一劫。在林則徐奉命赴定海協防後，又遭罷黜，遣戍伊犁，這讓林則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躲過了最後一劫。總之一句話，若林則徐與英國遠征軍主力交戰，必敗無疑。
茅海建先生就是這樣認為的：“盡管眾口一詞，但將英軍沒有直接進攻廣東的原因解讀為英國軍人害怕與林則徐交戰，是違背基本史實的。英軍之所以沒有進攻廣東，並不是害怕林則徐，而是他們的既定計劃就是舍棄廣東，撇開林則徐，北上清朝政治勢力的中心地區，尋找比林則徐官職更高的官員解決爭端。一旦談判不成，將在長江下遊和北方地區繼續開戰。……英國當局之所以有如此計劃，是因為他們不了解當時清朝的國情，如果他們了解，必然會找林則徐，因為林則徐是主戰派的領袖。但對於林則徐而言，正是英軍不懂中國國情，給了他全身而退的絕好機會，也於偶然之間成就了他不可戰勝的神話。
假若英國人的戰略目標就是廣東，那麼，林總督必然失敗。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他還特別強調：“當世和後世那些頑固地認為英國人害怕林則徐，隻要朝廷不將這位忠臣革職，那麼鴉片戰爭必將完勝英國的論史者，其見識實在遠遠不如當年這位六十多歲的老翁。”這裏我對茅先生對待曆史的嚴肅性有所懷疑，林則徐此時還未滿五十五歲，怎麼會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翁”呢？這不是一個小細節的問題，這是一個嚴謹的曆史學家絕不該犯的錯誤，若對常識都不做基本的考證，他的“鴉片戰爭再發現”也就難免令人生疑了。我之所以反複援引他的論據和論點，隻因他的曆史觀在當下還頗具影響力和代表性，並非針對茅先生本人。
茅海建先生認為林則徐“已經是一個神話”，我亦讚成把林則徐請下神壇，但打破林則徐的神話可以，決不能製造一個“英國侵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對林則徐的曆史地位既不要過分誇大，也不要假以“再發現”之名而刻意貶低。我們也不能因為看到了鴉片戰爭失敗的結局，而以“事後諸葛亮”的心態提前做出鴉片戰爭必敗無疑的結論。
林則徐不是神，但英軍也絕非不可戰勝的神話。這也是我的基本立場。
誠然，林則徐也曾說過一句話，那是在鴉片戰爭失敗後，張集馨曾就福建的水師營製問計於林則徐，林則徐的回答是：“雖諸葛武侯來，亦隻是束手無策。”這句話後來被不少史家反複援引，並以此為證：林則徐也認為英軍是不可戰勝的。其實林則徐此言還藏有不便直說的真意或深意，那就是他對清廷的失望，從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表現看，如此“忽剿忽撫，總無定見”，縱然讓諸葛武侯重生一次，如果清廷對他處處掣肘，肆意打壓，直至將他罷黜遣戍，他又怎麼可能戰勝英軍？
我不想把問題搞得如此複雜，隻想問三個簡單的問題，其實也是三個常識——
第一，中華民族對泛濫成災的鴉片煙毒要不要禁？
第二，如果沒有林則徐掀起的禁煙運動或虎門銷煙，鴉片戰爭是否可以避免？中國是否可以免於挨打？
第三，如果中國沒有勝算把握，在別無選擇的情境下，是否應該放棄抵抗，直接投降？
我用了三年多時間，寫了這三十多萬字的一本書，說穿了就是為了厘清和回答這三個簡單的問題。
對林則徐無論是正麵評價，還是負麵評價，幾乎所有的評價者都會將林則徐和琦善作比較，這種比較其實以兩人為代表，對禁煙上的“嚴禁派”和溫和派、在抗英上的主戰派和主和派進行比較。
如果在戰爭與和平中作選擇，我也會選擇和平，但那要看怎麼和。
和，也需要實力，甚至需要更大的實力，沒有實力做後盾的“和”隻能屈辱求和。
琦善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羈縻”之策為以後的談判大臣伊裏布、耆英等沿用，他們也被視為清政府在外交上的“鴿派”。他們看到了中英軍事力量的差距，一味妥協讓步以平息戰事，卻把中國一步一步地推入了比戰爭更可怕的深淵。如今，很多人都在為琦善等主和派辯解，我也覺得應該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立場上重新思考，他們幹出了喪權辱國的事，但這並非他們的初衷，而是他們的無奈。琦善等人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感受“弱國無外交”
的一代人。對於英人割地賠款的要求，琦善等人既不能答應，又不能不答應，這是難度極大的周旋，也是琦善等主和派的宿命。他們在很多方麵也情有可原，但至少有一點，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原諒的，如琦善，為了向英人示好，竟然自毀長城，這就是極不明智的舉動了，甚至是對曆史的反動。而英國人根本不吃“羈縻”那一套，從查理·義律到亨利·璞鼎查，他們都看透琦善等人的這種推磨戰術或狗咬自己的尾巴的遊戲，他們知道，這樣同中國人談下去縱使談判一百年，也不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你隻能以用大炮先炸開一個缺口，中國人才會在條約上簽字。而不管是哪一個中國人，是琦善還是伊裏布、耆英，乃至後來的李鴻章，一旦你在這樣的條約上簽字畫押，中國便又淪陷了一片土地，你的大拇指上便沾上了一層厚厚的印泥，像一團汙血。我不知道，那一刻這些議和大臣是否有一種賣兒鬻女的感覺。他們內心的掙紮，非一般人所能體會得到。這雙手，他可能要洗很久，可能要洗一輩子，一千年、一萬年，還洗不幹淨。
如今還有不少人為琦善辯解，琦善與義律達成的那個《穿鼻草約》是一個令英國政府極為不滿的條約，其實對中國更有利啊，這與後來的《南京條約》相比，堪稱是中國“外交上的大勝利”。這讓我又忍不住發問了——如果那個《穿鼻草約》真的存在，英國侵略者會就此止步嗎？
對此，英國遠征軍早已用他們的炮艦做出了回答：NO！
那麼在《南京條約》簽署後，英國侵略者又會就此止步嗎？
在接下來的曆史中，非獨英國，西方列強用它們的炮艦齊聲回答：NO！
英國遠征軍以小博大，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以如此小的代價獲得如此巨大的利益，而戰爭的暴利已超過了鴉片貿易的暴利，在暴利的驅使下他們不可能放棄戰爭。對於欲壑難填的侵略者，中國不是沒有清醒的智者，林則徐早已發出警告：“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很不幸，他還真是一語成讖。
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隨即像點燃的鞭炮引發了連鎖反應，美國逼迫清政府在澳門望廈村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法國逼迫清政府在廣州黃埔的法國戰艦上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連比利時、瑞典等歐洲中小國家也都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單方麵宣布澳門為自由港，拒絕向清朝政府繳納地租銀，並由葡萄牙軍隊駐防澳門半島。而英國在中國獲得的一切特權，如領事裁判權、片麵最惠國待遇等許多特權，美國、法國以及越來越多的西方列強也可以享用。這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成為外國侵略者套在中華民族頭上的沉重枷鎖，從此，中國淪入了被狼群圍獵的悲慘命運。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法聯軍又在俄、美等國的支持下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鹹豐十年）闖入圓明園掠奪奇珍異寶，火燒圓明園，又迫使清政府先後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而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攫取了大量在華政治、經濟等特權，英國則是最大的利益攫取者，至此已操縱了中國大約全部進口的五分之四和出口的五分之三。沙俄先是出兵趁火打劫，隨後又以“調停有功”逼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中俄《中俄璦琿條約》，在此前後，沙俄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占領了中國東北及西北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曾記否，林則徐就對國人發出了警示：“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
林則徐的預言，皆已成為被曆史驗證的讖言，隻是讖言逆耳，令清廷避之唯恐不及。
琦善在談判桌上的徹底失敗，中英《南京條約》及其後一係列屈辱條約的簽訂，反證了抵抗侵略是中華民族唯一的救贖之路。冷酷的曆史一再告訴我們，靠一張紙是阻擋不住侵略者的腳步的，能夠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永遠都是足以壓倒敵人炮彈。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所得到的全部是實惠，而這些實惠也絕非是通過一張紙來得到的。而那一張紙也不可能讓道光帝掙回什麼麵子，一名英國軍官在1843年的回憶錄中特意用大寫字母寫道：“中國臣服於一個女人的腳下。”——那個女人就是英國曆史上第一個以“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王和印度女皇”稱呼的維多利亞女王，她在位的期間（1837—1901）是英國最強的“日不落帝國”時期，又被稱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英國一直野心勃勃，試欲把中國變成遠東的第二個印度。
如果不能打敗中國，英國擔心連印度殖民地也會丟掉。
托馬斯·斯當東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公然宣稱：“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看，清政府隻能用慘敗來形容，這裏就不說被英軍劫掠的財物、勒索的賠款、摧毀的要塞、炮台和城鎮，隻看兩軍交戰的直接傷亡數據，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先後有一位總督、兩位提督、七位總兵和數千名將士死於戰爭，有史家稱，清軍傷亡超過兩萬（22790人），而英國遠征軍的戰死人數，據英方統計，其傷亡約五百餘人（523人，陣亡僅69人，大多死於疾病或其他原因）。在這抽象的數字背後，倒下的是中國將士成千上萬的血肉之軀，而他們的浴血奮戰和頑強抵抗，最後換來了一紙屈辱的條約。然而戰爭的結果還真不能這樣直接換算，哪怕失敗的抵抗，也並非徒勞的抵抗，唯有抵抗，才能讓侵略者付出慘痛的代價，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會對他們在戰爭中付出的代價和得到的回報進行換算，盡管他們終將這個代價轉嫁給了中國，但那些戰死的侵略者畢竟不能死而複生。設若沒有那些失敗的抵抗，中國必將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以整個中國為代價。這並非危言聳聽，一旦放棄抵抗，英軍就像占領寧波一樣“登岸劫掠，城門洞開，直入無人之境”，英國侵略軍又跟你來談什麼判？清廷可能連這樣一紙屈辱的條約也得不到，那個讓中國“臣服”的女人可以直接宣布，“中國將並入英國的版圖”，維多利亞女王將成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王和印度女皇及中國女皇”，而遠東大陸的中華民族極有可能陷入比印度次大陸更屈辱的命運。
四
自從那一次沉重的告別後，林則徐就再也沒有重返虎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清廷重新起用林則徐，先後署理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但自他欽差赴粵時陛辭之後，從此再未覲見道光天顏。或是道光皇帝再也不願見他，那一次陛辭竟成了君臣之間的永訣。
道光三十年（1850年），這一對難分難解又難以言說的君臣相繼與世長辭。
正月，道光帝駕崩，在位三十年，終年六十九歲，廟號宣宗。
鹹豐帝即位，太平軍興起。為進剿太平軍（一說是為了鎮壓天地會），清廷再次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督理廣西軍務。林則徐當時已身染沉屙，但肩負君命，抱病赴桂。他從福建進入粵東山區，一路跋山涉水，途中疝氣不時發作，隻能躺在特製的臥轎上趕路。但尚未抵達廣州，在途經潮州普寧時他已疼痛難忍，不得不暫住普寧行館。
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辰時，林則徐在病榻上突然指天三呼“星鬥南”，隨即溘然長逝，終年六十六歲。皇恩浩蕩，清廷對他此前受到的所有處分全部撤銷，也算是平反昭雪。又追贈其太子太傅，諡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