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漢初，尤其是文帝時代，黃老思想之最重要的影響，還在經濟方麵。自從春秋以來，交通日漸進步，商業日漸發達，貿遷的範圍日漸擴張，資本的聚集日漸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謂無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漸增多，商人階級在社會日占勢力。戰國時一部分的儒家（如荀子）和法家（如商鞅、韓非）對這新興的階級，都主張加以嚴厲的製裁；儒家從道德的觀點，痛惡他們居奇壟斷，括削農民；法家從政治的觀點，痛惡他們不戰不耕，減損國力。商鞅治秦，按照軍功限製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數量和服飾居室的享用。這是對於商人的一大打擊。但他這政策後來被持續到什麼程度，還是問題。始皇曾給一個擅利丹穴的富孀築女懷清台，又使牲畜大王烏氏倮歲時奉朝請，同於封君；他和大資本家是打過交道的。但至少在滅六國後，他對於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他在琅琊刻石中的自豪語之一是“上農除末”。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盡先征發。秦漢之際的大亂，對於資本家，與其說是摧殘，毋寧說是解放；因為富人逃生，照例比貧民容易；而勾結將吏，趁火打劫，尤其是亂世資本家的慣技，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高帝登極後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異絃罽，操兵，乘（車），騎馬”（高帝又嚐規定商人納加倍的“算”賦，商人及其子孫不得為官吏，史不詳在何年，當去此令不久或與同時）。假如大亂之後，富商大賈所餘不多，則這樣的詔令根本沒有意義，決不會出現的。此時此令，表示連純駟馬車也坐不起的新興統治階級，對於在革命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不免羨極生妒了。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間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過後兩年代相陳豨作反，手下的將帥全是商人。但高帝死後不幾年，道家放任主義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壓倒。關於商人服用之種種屈辱的限製給惠帝撤銷了。“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的禁令，雖在文景之世猶存，恐亦漸漸的有名無實。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歲為侍中，後來給武帝主持新經濟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陽賈人子。道家放任主義，在經濟上之重要的實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盜鑄錢令”（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年始恢複）。於是富商大賈，人人可以自開“造幣廠”，利用奴隸和賤值的傭工，入山采銅，無限製地把資本擴大。結果造成金融界的大混亂，通貨膨脹，物價飛騰，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漢朝統一中國後，一方麵廢除舊日關口和橋梁的通過稅，一方麵開放山澤，聽人民墾殖；這給工商業以一個空前的發展機會。而自戰國晚期至西漢上半期是牛耕逐漸推行的時代，農村中給牛替代了的剩餘人口，總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這又是工商業發展之一種新的原動力。此諸因緣，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漢初六七十年間的工商業達到一個階段，為此後直至“海通”以前我國工商業在質的方麵大致沒有超出過的。這時期工商界的狀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有很好的描寫。據他的估計，是時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幾種企業，各在一定的規模內，可以使企業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戶的封君（每戶年收二百錢），計：
酤一歲千釀，醯醬千，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槁千車，船長千丈（諸船積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鬥，糵曲鹽豉千荅，鮐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襲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
富商往往同時是大地主，“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或抽歲收千分之五的田租。他們的生活，據晁錯所說是“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據賈誼說，“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的黼繡，古時天子所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這時期先後產生了兩項製度，無形中使富人成了一種特權階級。一是買爵贖罪製，始於惠帝時，其製，人民出若幹代價（初定錢六萬，後有增減），買爵若幹級，使得免死刑。於是有了錢的人，簡直殺人不用償命。二是“買複”製，始於文帝時，其製，人民納粟若幹（初定四千石），買爵若幹級，便免終身的徭役。漢民的徭役有三種（應役的年限，有些時是從二十三歲到五十六歲，有些時從二十歲起）：一是充“更卒”，就是到本郡或本縣或諸侯王府裏服役，為期每年一月，但人民可以每次出錢三百替代，謂之“過更”。其次是充“正卒”，即服兵役。為期兩年，第一年在京師或諸侯王府充衛士；第二年在郡國充材官，騎士（在廬江、潯陽、會稽等處則充樓船兵），在這期內習射禦騎馳戰陣。其次是戍邊，每丁為期一年。除了在北方，邊郡的人民不得“買複”外，在其他的地方，上述三種徭役，富人都可以免掉。
當時的儒者，本著儒家思想，對於驕奢的商賈自然主張製裁的。賈誼便是一例。他說，商賈剝蝕農民的結果，“饑塞切於民之肌膚。……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這裏泄露一個重要的消息，當時得勢的黃老派學者無形中竟成了商賈階級的辯護士（司馬遷推崇道家，而亦主張對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可為旁證）。這卻不是因為他們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貼。道家要一切聽任自然，富賈大商的興起，並非由於任何預定的計劃，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道家自然不主張幹涉了。他們從沒有夢想到人類可以控製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靜無為”之教結果成了大腹賈的護身符！這誠非以少私寡欲為教的老聃所能夢想得到，但事實確是如此滑稽。
但到了黃老學說成為大腹賈的護身符時，黃老的勢力就快到末日了。
第二節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儒家在漢朝成立之初，本已開始嶄露頭角。高帝的“從龍之彥”，固然多數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無賴，但其中也頗有些知識分子。單講儒者，就有曾著《新語》十一篇，時常強聒地給高帝講說《詩》《書》的陸賈；有曾為秦博士、率領弟子百餘人降漢的叔孫通；而高帝的少弟劉交（被封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詩》學的名家。高帝即位後，叔孫通奉命和他的弟子，並招魯國儒生三十多人，共同製作朝儀。先時，群臣都不懂什麼君臣的禮節，他們在殿上會飲，往往爭論功勞；醉了，就大叫起來，拔劍砍柱。朝儀既定，適值新年，長樂宮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邊朝賀。天剛亮，他們按著等級，一班班的被謁者引進殿門。那時期廷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了旗幟。殿上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車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著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嘩失禮的。斟酒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肅靜地退出。高帝歎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呢！”於是拜叔孫通為太常（掌宗廟禮儀，諸博士即在其屬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賜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話下。高帝本來輕蔑儒者，初起兵時，有人戴了儒冠來見，總要把解下來，撒一泡尿在裏邊。但經過這回教訓，他對於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後來他行經魯國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後，儒家在朝中一點勢力的萌芽，雖然給道家壓倒，但在文、景兩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頗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詩》《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而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間獻王德，皆提倡儒術，和朝廷之尊崇黃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詩》，令諸子皆讀《詩》；並拜舊同學申公等三位名儒為中大夫。獻王興修禮樂，征集儒籍，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謹守儒規。山東的儒者多跟隨著他。
武帝為太子時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熏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時，輔政的丞相竇嬰（竇太皇太後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術，他們乃推薦王臧為郎中令——掌宿宮殿門戶的近臣，又推薦了王臧的同學趙綰為禦史大夫。在這班儒家信徒的慫恿之下，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詔丞相、禦史大夫、列侯、諸侯王相等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朝廷應試。這次征舉的意思無疑地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廣川大儒董仲舒在這次廷試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