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耳聞這樣的高論，說西方世界通過新教的改革，已經完成了世俗生活與神聖生活的分離，從上帝那裏劃出了愷撒的領地；東方的宗教卻遲遲未能如此。對於這種比對，鄙人不盡苟同。
就佛教而言，一開始就沒有對世俗權力的覬覦，佛陀本人也是自願放棄了王權走進森林的。雖然後來的曆史出現過個別地區宗教權威與世俗權威結合的案例（這其實是出自世俗權力的需要而非佛教的內在邏輯），然整體上並沒有歐洲中世紀神權淩駕於人權乃至王權之上的情況。上帝創造並統治整個世界，而佛不執著任何東西，也不淩駕於任何事物之上，更不企圖對人進行精神控製，他以平等之心尊重因果的緣起與個人的意願。他對世界的幹預，隻是在人們感到困惑與痛苦並且渴望幫助的時候，給他們指出一條解脫與超越的道路。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佛教拒絕了世俗的生活？
佛本來無法可說，其教化方便隨世間因緣示現。因為誕生在具有印度教背景的國度，其原始形態小乘佛教帶有濃鬱的山林氣息和強烈的出世傾向。大約在公元二世紀，龍樹菩薩所開顯的大乘佛教，在色空不二、真俗一如的覺悟下，將世俗生活與出世間生活打成一片。於是，一切法皆是佛法，得了芝麻不一定非要丟掉西瓜，丟了西瓜不一定就能夠得到芝麻。世俗生活從原來要迫切逃離的火宅，變成了可以自由出入的場所。維摩詰大士就是這樣一個範例。他擁有世間堪稱榮華富貴的生活，但並不妨礙他成為具有菩薩果位的大成就者，連佛的大弟子都不敢與他對話，因為他所擁有的東西並不成為他內心的掛礙，也就是說，他其實並沒有擁有任何東西，仍然保持著一無所有的赤貧。
在大乘的意義下，出家實質是心的出離，而不是身的出走。倘若心能夠於相離相，於世間出世間，在家即是出家，不一定要潛入山林洞穴；倘若心執著於種種事相，在其上建立種種自我與我所，橫生許多分別計度，說是出家其實還是在家的俗人。隻要心不落在事相名相上有所建立，在哪還不都是一樣！由菩提達摩傳到中國並生根開花的禪，直指人心，隻論明心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將《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意趣發揮得淋漓盡致，超拔了世間與出世間的界限與羈絆。在超然物外的前提下，無為之心可以跟任何世間事物結合而無有增減，並且有所作為。
當然，當佛法與世間法結合起來時，是將世間法攝入佛法，而不是將佛法攝入世間法，其指向仍然是無智亦無得的解脫，而不是世間有所得的成就。在這樣的前提下，對於行者而言，世間法本身即是佛法修行的功課；對於證道者而言，世間法就是佛法本身。倘若將佛法攝入世間法，變著法子、拐個彎兒來謀求名聞利養等世間成就果報，則成了附佛的外道。
所謂世間法，具體說來主要是政治經濟與倫理生活，是以身體存在為基點展開的生活世界。經濟生活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層麵，它充分體現了世間法的法則：以得到、聚集、占有、支配資源多少為成就。用佛教話語說，就是以獲取越來越多的心外之物作為我所來放大自我。作為一個商人，置身於市場體係的旋渦之中，自然要順應資本屬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財富積累指數的攀升為自己追逐的目標，並且為能夠躋身各種排行榜而驕傲；作為一個從政人員，也以政治身份的晉升為前途，以成為一個呼風喚雨、扭轉乾坤的政治領袖為自豪。不管從政從商，都是通過攬取外在的事物把自己做大做強，抓住一根又一根杆子往上爬，讓自己活得越來越占地方，越來越居高臨下。他們所做的都是一種加法，而且這種加法似乎是不能逆轉的，一旦加法變成減法甚至除法，就被視為失敗，就會出現滅頂的危機，就會有跳樓臥軌之類的事情發生。這時候真相才披露出來，原來他們其實活得身不由己，一直被所追逐的東西奴役著，直到最後被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