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宋玉在《對楚王問》中，援引《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等曲名，說明“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的道理，巧妙地為自己人緣不好辯解開脫——曲高和寡嘛！這一話題又斜枝旁逸地牽引出陽春白
雪與下裏巴人審美品味之兩端，由此導致涇渭分明的雅俗分野：一為貴族氣派，一為平民德性；一是精英風尚
，一是大眾趣味。
而在宋玉之前，古漢語中亦有一對詞——“都”與“鄙”，分別界定著高雅與低俗。從本義看，“都”是
地位重要的中心大城市，故有通都大會之稱；“鄙”則是邊緣荒僻的小城池，故有邊鄙小邑之謂。“都”的人
文薈萃、繁華昌盛，使得“都”之人高雅脫俗、落落大方；“鄙”的偏僻閉塞、荒涼凋敝，使得“鄙”之人俚
俗不雅、局促猥瑣。“都”與“鄙”的詞義經這麼一引申，由城池處所的指稱，變成了人物風貌的品評。“都
”是陽春白雪、豐姿美盛，如“有女同車，洵美且都”(《詩?鄭風?有女同車》)，“雍容閑雅，甚都”（《漢
書?司馬相如傳》）等；“鄙”則是下裏巴人、粗陋低俗，如“焚符破璽、而民樸鄙”（《莊子?胠篋》）等。
隻是，當“都”專一地固守著原來的義域時，“鄙”卻不安分地歧義叢生：先由風度品貌的粗俗引申為目光短
淺、才智低下，再引申為道德敗壞、品質惡劣。漢語的嬗變，最終導致“都”與“鄙”這一對詞義配偶徹底的
勞燕分飛。到了近代，另一對詞義配偶“洋”與“土”應時而出，取而代之。究其原意，“洋”指的是“大洋
那邊”，猶如今之所稱“海外”；“土”便是“本土的”。考之鴉片戰爭前的明清文獻，凡涉及外國的，皆以
“番”、“夷”名之。故有“番茄”、“番薯”、“番蔥”以及“英夷”、“法夷”等。一個渾然不知外麵世
界的故步自封國度，自然會充分利用冠名權，過一把上國的夜郎癮。然而，西方列強的大炮無情地撞開了國門
，也撞碎了滿清的春夢。大概在1861年的辛酉政變後，西太後、恭親王們開始“結與國之歡心”“洋”字便取
代了“番”、“夷”，出現在官方的文書和國人的口中。先是設立總理衙門“辦洋務”，再就是清政府“借師
助剿”招來了華爾的“洋槍隊”。此後，“洋油”、“洋皂”、“洋巾”以及“洋釘”進入了尋常百姓家。至
於李寶嘉的《製台見洋人》中，那個在洋人麵前奴顏婢膝、媚態可掬的製台大人，則早已把大院的威儀扔到爪
哇國去了。隨著中央大國地位的驟然淪喪，泡沫膨脹的虛妄自大急速逆轉為自我矮化，崇洋媚外變成了文化自
卑虛症的惡補。“洋”字也由此被一再拔高，套上了炫目的光環；相對的，“土”字也就更加的灰頭土臉了。
於是，“洋”代表著先進、時尚、高雅；“土”則是落後、陳舊、粗俗。凡是優雅的、精致的、高品位的，就
是“洋氣”；凡是俗劣的、粗陋的、低品位的，便是“土氣”。這種價值評判直接影響了民族文化心理，以致
積澱沿襲至今。洋人拿筷子吃飯，盡管左支右拙，弄得滿臉是飯、湯菜亂灑，但不會招來恥笑，因為那是洋人
在擺弄我們的土玩意兒，是高品位人士在玩低檔物品，予人的感覺是好玩、有意思、逗趣兒；而我們的同胞在
吃西餐時如果兩隻手拿刀、叉錯了位，或喝湯時弄出點聲響來，則會被視作“老土”，遭人白眼、譏笑，因為
這是土人在開洋葷，是“低品位”的人在玩高檔，所以，難免可笑、出洋相、難為情。從“都”與“鄙”到“
洋”與“土”，從中折射出世事滄桑的斑斑點點，更是民族文化衰微失落的一種寫照。
椿 樹
莊子的名文《逍遙遊》中有這麼幾句文字：“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
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意思是說：“我有一棵大樹，人家都
叫它作樗。它的樹幹木瘤盤結而不合乎繩墨，它的小枝彎彎曲曲而不合規矩，生長在路上，匠人都不看它。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