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周恩來的名聲，遠在大革命時代。但我認識周恩來，開始感受到他思想、才智、人品之偉大，正如王芸老剛才所說，是在１９３６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時期。那時候，我在楊虎城將軍手下，公開的職務是西安綏靖公署交際處處長。對於在這一非常事件中的周恩來的大智大勇，我曾寫有《西安事變紀實》一書（筆者按：此書在粉碎“四人幫”後才正式出版），其中有詳細的記述和描寫。從那時到今年，正巧進入第４０個年頭。以今天這種心情，在今天這種場合，我難以一一細述周恩來的偉大以及他對我的教誨和影響。我隻想說最觸動我的感覺的兩點，第一點是我一生中每每在一個場合（特別是小場合）與恩來同誌接觸時，無論是開會、吃飯、娛樂，他總是那麼光彩照人，總是自然而然地吸引著每個在場者，而成為這個場合的中心。有人說這是因為周恩來有英俊的外貌，氣宇不凡，我說這隻是一個不占主導位置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他的敏銳的思想，超群的智慧，和藹的態度，不凡的談吐，總之是對一切事物所特有的高度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地統一並運用自如，令人折服。第二點使我終生難忘的是他對我的批評和教誨。我參加革命以來，忠誠黨的事業，工作積極性不謂不高，但由於出生在剝削階級家庭，來自舊中國，受的是舊教育，解放後擔任領導職務，免不了在工作上出毛病，甚至造成損失。無論是工作作風上的，還是思想作風上的，恩來同誌每次對我的批評都使我心悅誠服，後悔不已（哽咽）……”
杜聿明邊擦淚水，邊翻開筆記本，開始他的正式發言
在１月１５日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的周恩來同誌追悼會前的一次學習會上，主持人宣布開會，提出繼續哀思周總理的話音剛落，杜聿明第一個站立起來，大聲而沉重地說：“諸位，請允許我再次起立，為敬愛的周總理默哀一分鍾，因為他是我的恩師，也可以說是我的再生父母……”
杜聿明的舉動，像是下了一道無聲的命令，全組二十來人都紛紛起立。
一分鍾到了，老淚縱橫的杜聿明沒有忘記他是這次默哀舉動的發起者，便以主持人的口吻說：“謝謝大家，有勞各位了！”
接著，杜聿明落座，掏出手絹邊擦淚水，邊翻開筆記本，開始他的正式發言。他說：“自１月９日敬愛的周總理病逝噩耗傳出至今，我度過了將近一星期平生最痛苦、最難受的日子。同諸位及諸位的家屬一樣，我和我的老伴真是飲食不思，徹夜失眠，天天神態恍惚，真正是度日如年嗬！我在美國的大女兒、大女婿也來電深表悲痛並勸我二老節哀。但是難嗬，前思後想，就是跳不出“悲痛”二字。回想我個人的一生，曾經有過一段十分痛苦的日子，那就是在淮海戰役中，我指揮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全軍覆沒，自己也成了俘虜。那時，我曾想一死了之。自殺不成，內心也已萬念俱灰，痛苦無以複加。但後來回顧這段日子，這痛苦既是自己反動立場未改變的驅使，同時又是經過一段痛苦思想鬥爭走向新生之路的開端。因而那時的痛苦與今天包括我在內的全國人民痛失周總理的痛苦，是完全不可倫比的。因為周總理這樣的現代中國的偉人一旦失去，是無法彌補的，是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豈是你我個人去留存活的私人之事？因此今天這種痛苦，才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最深的一次痛苦，我無力以言語來形容（哽咽）。
我的話也隻能是長話短說。在座的宋公（指宋希濂），與我有相同的經曆。青年時代，我們憂國憂民，憑著一片愛國之心，他（指宋）從湖南，我從陝西，投奔當時的革命中心廣東，考進了黃埔軍校。那時候，是國共合作最好的時期，我和宋公都是黃埔一期的學生，周恩來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我還清楚地記得周恩來首次在軍校大花廳演講的情景，會場上擠得水泄不通，他在台上講國內外形勢，觀點鮮明，分析透徹，從英俊的外貌，到講演的姿態，都深深吸引著每一個學員。這是我第一次見周恩來，演講的時間是１９２４年秋周恩來到任黃埔軍校不幾天。應該指出的是，黃埔軍校在周恩來到任前就開學了，一直偏重於軍事訓練，掛名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邵元衝等沒有做多少實際工作。自周恩來由政治部副主任升為主任後，軍校才真正實施軍事與政治並重。諸如三民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國政治經濟現狀、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世界革命運動簡史等重要政治課，都是周恩來擔任主任後才新開或加強的，講課人除在校教官外，還請了許多國共兩黨的知名人士到校講演，包括孫中山、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