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歸來》一書起因
１９６５年７月，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潔女士毅然從海外歸來，是當時一件震動海內外的大事。在這之前，追隨李宗仁先生幾十年的程思遠先生，曾數次秘密回國，穿梭於周恩來與李宗仁之間。此時，終於促成了這件大事。
程思遠先生和夫人石泓女士也一起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記得當時不論是上層愛國民主人士，還是政協統戰係統的幹部職工，無不為李宗仁歸來這一中央統戰工作成功的大舉措而歡欣鼓舞，以至都在議論李宗仁先生在下一次全國人大、政協大會時可能增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等。然而，誰也未曾料到，一年後即爆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至李宗仁先生在１９６９年４月“文革”頂峰時期鬱鬱病逝，也始終未能安排上一個職務。
筆者目睹李宗仁先生夫婦和程思遠先生夫婦的豐采，是在他們從海外歸來之初，卻未有直接交談的機會。但是，對於李宗仁先生等從海外歸來前的神秘策劃和曆史情況，筆者卻所聞甚多，其來源：一是政協統戰口的口頭傳達和書麵材料；一是我們熟悉的原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也是李、程的昔日同事和朋友）在會場內外的議論和陳述。這一切，正是我在十多年後撰寫長篇報告文學《李宗仁歸來》最早的素材積累和創作起因。
１９７２年秋天，我從湖北沙洋“五七”幹校返京並回到政協直屬學習組小組秘書的工作崗位，程思遠先生已經是這個學習組一名幾乎從不缺席的學習成員，爾後又成了學習組的召集人之一。那時候，學習是與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相結合的，每周要學習兩三個半天。自然，我同程思遠先生，很快就熟悉起來。在長年累月的學習會上，程思遠自然要談起往事，解放前的，在海外的，包括李宗仁先生歸來的起因和過程，這就更加引起我的濃厚興趣，以至在會外也找他詢問，他也樂於滿足我的要求，甚至把他精心保存的海外華文報刊的剪報材料帶給我看。這是我醞釀撰寫《李宗仁歸來》的第二階段。
時至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幫”之後，由於政治大環境的逐漸寬鬆，我的準備工作也進了一步，即登門找程思遠先生長談，對李宗仁先生歸來的前前後後，有了係統的素材。正是這時，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王士美從長春來京，我同他談起想做成這件事，寫篇長文。他興趣極大，認為應該寫成一本書，表示願意合作，鼓勵我加緊收集資料。他的支持和鼓勵，使我增強了信心，工作也進一步加緊，曾一度每周都要去一趟程先生的家，請他如講故事一般地敘述。
一瓢涼水澆不滅：作品在東北出版
就在這時，一位負責同誌找我談話，他單刀直入地問我：“聽說你準備寫一本關於李宗仁歸來的書，有這事嗎？”我聽了一愣，竟一時答不上話。沉思了一會，自然是如實彙報。這位負責同誌耐心地聽完我的敘述，即嚴肅地說：
“一個機關幹部，有寫作愛好，在業餘時間進行，不謂不可。但作為一名統戰部門的幹部，寫李宗仁歸來這樣重大題材的作品，這尺度和分寸你個人能把握得了嗎？再說，李宗仁從海外毅然歸來的背景和過程，其細節並未見之於國內報刊，你的書寫些什麼，怎麼寫，都是問題。你不可感情用事，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將來弄出毛病後悔不迭。這些年來，寫文章，寫書，出問題的教訓還少嗎？我找你談談，是打個招呼，愛護你，不是別的意思。你若堅持要寫，寫成了也得經過主管部門審查，才能決定是否可以發表和出版。這一點，也不得不提前打招呼。”
這一瓢涼水，澆得我幾個晚上睡不著覺，左思右想，總解不開這個疙瘩；事情再大，已經過去十多年了，還能這麼嚴重？再說，寫李宗仁歸來，是歌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和李宗仁先生的愛國愛鄉之情，會有什麼大錯？
我別無他法，隻得給王士美寫信，商量這個難關怎麼過。正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久便召開了。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會議，大大鼓舞了我們的信心，解不開的疙瘩也敢於先扔在腦後。我們的工作也加快進行。王士美在長春又招來他的作家朋友顧笑言，在１９７９年夏天到北戴河直接與程思遠先生見麵，並進行一場馬拉鬆式的連續采訪。在我的先期工作和王、顧二位采訪的基礎上，《李宗仁歸來》１０萬字的書稿很快寫出來了。由於這之前有那位負責同誌打的招呼，我自然老老實實地在北京打聽，有哪位主管部門的負責同誌願意審看一下我們的稿子，把把政治關，結果令我十分失望。這些有身份的負責同誌，雖然了解內情，但無一人願意審看我們的稿件，都紛紛推托“了解有限，不好把握”。如此看來，要在北京尋找審稿的負責同誌，是不可能了。
使我意外的是，王、顧二位遠在東北大地，根本不想等待遙遙無期而且很有可能把書稿“處決”的有關部門的審批，而直接送交一張省轄市級的四開報紙和主管此報的市級部門審看，因為他們確信，作品在政治方向上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