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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德瑞曼通過自己不同尋常的行為,打開一個亮起來的人性空間,許多人因他的做法受到鼓舞,那麼,竊聽者魏斯樂的所作所為則僅僅為他自己準備-在不為人所知的暗處,他也為自己打開一個人性的空間,為自己準備了一份升華的人性。
開始則是不自覺的,他為女主人的美貌和氣質所吸引。當他看見自己崇拜的女演員由那位部長的車送回來,他為這對夫婦感到不平。他幹預生活即幹預“劇本”的第一個舉動是在監聽室裏弄出門鈴的響聲,讓德瑞曼去開門,讓他看見自己的妻子正從那輛豪華轎車裏走出來。第二次則更加過分了。當這位妻子在被脅迫之下仍然要去旅館與那位大人物會麵,他從暗處現身,以一個熱情觀眾的身份表示喜歡的就是她的“真實”,並提醒說:“為了藝術出賣自己,這可不是一個好買賣。”這位夫人返身折回,令她的丈夫欣喜不已,也讓他自己充滿了成就感。
密切注視這對夫婦的一舉一動時,他也有機會零距離接觸這類與自己的環境完全不同的人們。當好友艾斯卡自殺,德瑞曼難抑胸中悲痛,在自家鋼琴上彈奏出根據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而創作的曲子時,魏斯樂戴著竊聽耳機,在一大堆冷冰冰的監聽機器麵前也感到熱淚盈眶。一種他不熟悉的感情出現了。這位好奇心十足的竊聽者還從劇作家的書桌上帶走了一本布萊希特的詩集,在這樣的句子麵前流連忘返:“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我們頭頂著美麗幹淨的天空/一朵雲慢慢移動著/它是那樣潔白無瑕/而隻要你從心底裏相信/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
誰為這樣的詩句而激動,誰就仍然有救。他繼而向上司提出由自己一個人來監視這家人,這樣他就可以有選擇地記錄下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打字機的事情始終沒有出現在他的記錄當中。而在影片結尾處女主人供出了藏在自家過道地板下的“作案手段”之後,他竟然提前一步,在他的同行沒有到來之前,將這個燙手的東西轉移走了。他再次改寫了“劇本”也改動了自己的“角色”。比較起馬丁·斯科塞斯獲獎影片中的兩位“特工”,這一位竊聽者要有意思、有魅力得多。他走出了自己的“規定情景”,用自己的“性格”製造了另外一些場景,不僅使得劇作家躲過一場巨大劫難,也使得自己的人性獲得拯救。
導演兼編劇多納施馬克對此所作的解釋是:“你是有選擇的。”這就是我稱之為“倫理上的想象力”的東西。它指的是人們出於對自身的信任,決意過一種符合倫理的生活,覺得那是可行的。它既存在於生活當中,也存在於創作當中。人們感到自己需要有一種比現在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覺得自己可以“離地”,走進那樣一種生活中去,而不是永遠地被某種無能為力的感覺糾纏著。將一種倫理上的衝動稱之為“想象力”,是因為那樣做看起來是不可能的,是匪夷所思的,或者在別人眼睛裏是大逆不道的。哪有一個“趴窩”的特工最終被自己的監視對象所感染?當多納施馬克聯係運用當時東德一些辦公大樓進行實地拍攝,監獄博物館的館長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據這位博物館館長說,在整個東德,像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一個也沒有!而這位年輕人之所以堅持這樣寫劇本這樣來拍攝,是因為邏輯上這是可能的。這就是良心的邏輯,倫理上的邏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