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reference_book_ids\":[7160609303160687653]}],\"23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39,\"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42,\"start_container_index\":239,\"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36},\"quote_content\":\"《解放軍報》reference_book_ids\":[691802264122373223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第十九章講政治是南街村的立村之本

1.南街村黨組織加強幹部的政治理論學習,培養一個一心為集體著想的好班子。王宏斌講,江總書記要全黨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我們黨的幹部首先要走在前邊。

樓房起來了,馬路修寬了。

漂亮的衣服穿上了,連走路的姿勢也因為長年不下地幹活,而變得極富有城裏人的“味”兒。

老少爺們的言行舉止,更是由於天南海北跑得多跑得廣,而顯得有見識、有氣派了。

南街村變了。

南街村人變了。

在南街逗留的日子裏,找南街人聊上幾句,給人最為深刻的印象,還是南街人的思想深處,發生了有別於昨日南街人的根本性變化。

我們不妨給經曆了這些變化的南街人骨頭裏的那一份思想,稱之為“本色”。

那麼這種“本色”是怎樣錘煉而成的?它蘊含了些什麼內容?有些什麼實在的意義?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尋找起南街人思想之根。

隨便誰問文化程度並不高的南街人類似“你們的致富路是怎麼找的”,或者“你們南街的社會治安怎麼會這樣好”的話題,他們總是以同一句話回答。那就是“學《毛選》學來的”。麵對這樣的回答,我們當然明白個中的一些緣由,相對一笑之後,明白了毛澤東曾說過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話,看來要了解南街村的“本色”,還真的需要走進南街村的男女老少之中,走進南街村發展的前前後後曆史之中。

我們曾提到過南街村有張村報。南街村雖然僅僅是一個小鄉村,但卻有一張屬於自己的報紙《南街村報》,南街村人管這“《南街村報》”稱為南街人的《人民日報》,言外之意是南街村黨委的黨報。

隨著南街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村黨委決定於1996年9月9日,創辦了《南街村報》。這張周報是村黨委的喉舌,是對職工村民教育的教材,是對外展示南街人形象的文明窗口,也是他們向共產主義小社區進軍的號角。《南街村報》的負責人邢國森說,南街村沒報紙之前,有一個“南街村簡報”,定期以通知的形式下發一些黨委的決定,對村裏發生的一些好人好事通報表彰等等,但是簡報有著指導性理論內容少,影響小等缺點,因此就有了辦張村報的想法。

每周出一期的《南街村報》曾登過這樣一篇言論稿。

不少到南街村參觀、考察的有識之士,對南街村黨委領導幹部的優良作風無不讚歎。他們說,南街村黨委之所以能在幹部群眾中產生強大的凝聚力、號召力、影響力,是因為他們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長、腿不短。

嘴不歪:村黨委領導幹部評價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則是、非則非;成績不誇大,缺點不縮小,不弄虛作假,不把無說成有,不把小說成大,勇於說真話,說實話,堅持實事求是。

眼不斜:村黨委領導能全麵地、辯證地、用發展變化的眼光看人,善於科學地認識人,正確地用人,使許多有誌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發揮作用。

耳不偏:村黨委領導從不偏聽偏信,沒有隻聽正麵的,不聽反麵的;隻聽表揚的,不聽批評的;隻聽領導的,不聽群眾的。他們耳聽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聽取各方麵的意見,進一步完善領導決策,改進工作方法。

手不長:村黨委領導幹部廉潔奉公,不伸手向黨組織、向人民要官、要權、要利、不以權謀私,不損公肥私,不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賄受賄,拘私枉法。

腿不短:村黨委領導幹部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搞調查研究,親自檢查指導一線工作,使各項措施及時落實,各項工作進展順利。

這一篇小言論,講明了這麼一個道理,那就是南街村黨委領導幹部身正,腰板硬,才在幹部、職工、群眾中樹起了威信,南街村的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也得以迅猛發展。這就是所謂的“公生明,廉生威”。這6個字我們曾數次在南街村黨委辦公樓的門廳裏見到,那是牆上鎦金的6個字,非常顯眼,其意就是提醒村幹部們要以此為鏡、以身作則。

談到村幹部的作風養成,王宏斌說:“沒別的法寶,隻有加強思想學習,學習學習再學習,在幹部中大興學習之風,做到經常洗頭腦,經常敲警鍾,才能在工作生活中樹立高標準,才能做到嚴要求。”

從最初的日子開始,南街村的幹部們學習政治思想理論就是認認真真一絲不苟的。首先我們是從村幹部們擁有的學習讀物上看到,幾乎每一個村幹部的辦公室裏,都有著從毛澤東著作、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理論選讀本,到江澤民總書記的十五大報告,以及一係列中央有關文件精神俱全的學習資料。如此花大量的資金購置政治理論讀物,恐怕這是在全國的鄉鎮中都是少有的。

擁有那些內容齊全的政治理論讀物的南街村幹部並不是光擺架式、走形式主義,他們有著自己獨特的學習方式——那就是每天都堅持學一點,積少成多,滴水成河。經營著那麼一大攤子的企業,每天他們都有著非常忙碌的工作,但無論怎樣,總是要抽出一定的時間來學習政治思想理論。王宏斌平常很少回到離辦公室並不算太遠的家裏住宿,而是住在辦公室裏麵一間小房間裏。起初我們覺得挺納悶的,王宏斌一不會打牌二不會搓麻將三不愛唱歌跳舞,夫妻感情也非常好,為啥不回家住?後來有人告訴我們說:班長是因為辦公室裏清靜,“學《毛選》”學得進去,所以老是住在辦公室裏的。

王宏斌有一段話,南街村的幹部們記得很深。那時候有人問王宏斌,農村基層幹部說官也算不得是官,上麵有文件指示下來,照章執行就中,用得著費那麼大勁學政治理論嗎?王宏斌就正言回答:江澤民總書記要求全黨都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我們農民黨員當然也要講。

經過一番調查,村裏“班子會”的20名成員中,絕大部分有這種睡辦公室的習慣,原因竟也是差不離——為了能有個更好的環境來學習政治思想理論。看樣子,幹部們確實是把“班長”的話記到心裏頭去了。

我們說一份辛勞一份收獲。這時就想起賈中仁從不會寫信,到被教授們認為是從高等學府裏走出來的人的經曆,或許南街村那一群農民身份,學曆也不高的幹部們,都有著與賈中仁一樣的“梅花香自苦寒來”的切身體會。

因為有了對政治理論學習的重要性的深刻認識,有了經常性的思想政治理論學習製度,南街村的幹部們才能夠保持自己一名共產黨員的本色不變,保持一名共產黨的基層幹部的本色不變;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學習製度,南街村才有了一心為集體謀利益的領導班子。相同的,正因為幹部、黨員們的本色未變,樹立了良好的模範帶頭的光輝形象,才贏得了群眾的擁護與支持。

難怪王宏斌深有感觸地說:“講政治是南街村的立村之本。”

2.全村人人“學《毛選》”,村民們說:用毛主席的話來教育人就是管用。日方的副總經理學毛著。

實事求是地說,南街村組織村民學習思想政治理論,相對幹部來說,要簡單得多,要求重點學習的內容也相應地少一些。這是南街村根據群眾的文化素質來決定的。

南街村的村民、職工學習的最多的也是最細的是毛澤東的“老五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裏來的?》、《反對自由主義》。這5篇文章可以說是毛澤東著作中的最為樸實,最容易讓文化水平一般的人接受,最富有哲理性的篇章。可以這麼說吧,南街村組織村民學習毛澤東思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培養村民、職工的社會公德意識,培養他們做講文明、講道德的人。

提起社會公德,我們不禁想起一件剛剛被新聞界曝光的事來——遼寧撫順為防盜采取人尿“把守”供熱管。1998年12月22日,《羊城晚報》報道了遼寧撫順熱力總公司將尿液注入供熱網防盜的消息,在社會上引起嘩然大波,大多數人對該公司這一令人瞠目結舌的“損招”表示了不滿。為了進一步深入了解這一事件的隱情,《羊城晚報》在1999年元月18日再度以醒目的標題推出《數百桶人尿把守供熱管》的報道。報道稱,撫順市熱力總公司因為供熱水被盜過於嚴重,盡管采取了往水中放色素和防腐劑,但是仍然不能刹住盜用供熱水的現象。最終供熱公司琢磨出了向供熱管網裏注入人尿的辦法,給偷水者造成心理壓力,以達到減少失水的目的。據悉,撫順熱力總公司在《羊城晚報》兩次報道的一個多月間隔時間裏,已先後向其所屬的100多個換熱站的補水係統注入了幾百桶的人尿,讓其在450萬平方米的供熱管網中循環往複。而這些人尿是從環衛處購買的人尿按桶計價,每桶達33元,幾乎和一桶啤酒一樣的價格。《羊城晚報》稱,撫順市熱力總公司已接到好幾家兄弟城市的熱力公司打來的電話,谘詢有關情況,他們也準備效仿撫順市的“經驗”。

看完這篇報道後,我們想,要是這些公民的社會公共道德低下的問題不解決,不久的將來全國需要供熱的城市到處都有人尿在四處循環,並不會是一件荒唐事,而是必然會出現的。

在如今的社會中,讓我們感到哭笑不得的事難道僅僅是人尿進入供熱管網嗎?

回答這個問題總是讓一個有社會公德責任心的人感到難堪,我們麵對著一個不容回避的嚴重社會問題——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切實加強公民的社會公德教育。

在這一點上,南街村是可以稱為典範的。

在南街村,路不拾遺是常有的事,而且他們的工廠大多沒有圍牆,即便是有,也不是為了防盜的,而是為了規範一些建築,為了美觀整齊。顯然這些是和南街村村民、職工的高素質的社會公共道德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實實在在地說,南街村出現這樣人人安居樂業、和睦相處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注重組織村民、職工學習以毛澤東思想為主的政治理論。

談南街人學毛澤東思想,那就首先要對南街人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有一定的調查與了解。

南街村組織村民學毛澤東思想主要學我們曾提到過的“老五篇”,這主要是取決於這些內容適合於南街村對村民、職工進行教育的傾向。

王宏斌及南街人所堅持的毛澤東思想原則,是適用於對幹部、職工的社會公德教育,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與精神風貌。

在南街村采訪時,我們還了解到這樣一件事。

有一天,南德食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大內尚武先生在給職工講課時,這樣說道:“我們的設備非常先進,職工們操作暫時有一定的困難。我們要運用毛澤東主席所說的‘在遊泳中學習遊泳,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工作方法,在幹中學,在學中幹,最終一定會能夠熟練掌握這些設備的機械性能的。”當時在場的人們都感到很驚訝,他一個日本人怎麼能夠如此熟練、準確地引用毛澤東的話?是不是來南街時間長了,已被南街人感化了。事後,有人向大內先生請教,方才明白,大內學毛澤東的著作已不是一年半載了,在他的房間裏就有好幾本日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其中還有《毛主席語錄》。原來,20多年前,日本就發行過了日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叢書,大內從那時起就是學“毛著”的“積極分子”了。大內說,毛澤東的一些論述非常具有哲理性,對人的思想、世界觀的改造有著非常強的感染力,這是他愛看毛澤東的文章的主要原因。大內還說,據他所知,不僅是日本的一些大學開設有研究毛澤東理論的課,連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有好幾所著名大學開設了類似的課。

大內學“毛著”的事在南街村引起很強烈的反響。平時常有人對南街人說:都90年代了,學毛著已經過時了,而且也沒這個必要。聽得多了,人們心裏也就有了這樣那樣的一些想法。當南街人如今了解到同是在90年代的今天,而且還是經濟遠比我們發達得多的日本、美國等國家,有許多人卻不斷地致力於把毛澤東思想理論的研究引向深入,人家圖的是什麼?這一個問題得到解釋後,南街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更為高漲了。

第二十章講民主是南街村的正氣之本

1.解職命令半夜下,早上8點到,上午9點接班的人就到了。南街村的幹部們幾乎個個適應了上與下的考驗。

南街村自上到下有著非常講民主的氛圍,這樣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街村領導階層的清廉。在南街村,包括王宏斌在內的領導都不搞個人說了算的霸權主義,凡是大的決定都是經過村黨委的“班子會”來做出的,集體的決定在群眾中往往有著很高的威信,因為它是從集體的利益出發,可以說是代表了絕大部分人的利益。

在南街村,最能體現出其民主的,或許應該屬幹部的任免了。

我們在旁聽的“班子會”上,就耳聞目睹了一次幹部任免的過程。一個負責某崗位的領導提議之後,班子成員們就開始各抒己見,這樣的發言中,很少夾雜有個人偏好怨恨之類的話,大家基本上都是從企業、單位的建設出發,非常客觀地發表自己的想法。很快地,就會有最終的結論出來。這個結果毫無疑問是大家的意見綜合,並不是某一個人說了算的。而且一旦形成統一意見後,馬上就會得到落實,這個馬上用劉小青的話說:那是命令半夜下,早上8點到,上午9點接班的人就到了。

在南街村這樣的幹部任免民主麵前,任何人都是不得例外的,哪怕你的身份是多麼特殊也不行。李合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李合謙如今已不在南街村工作了,當我們決定寫他的時候,曾有人建議我們不要提過去的一些往事了,但我們認為這是南街村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對於曆史的東西,有時候能給人們更多的警示,所以還是決定要寫一寫李合謙在南街村辦公室工作時上上下下的一些故事。

李合謙不在南街村的時候,是個正局級幹部——臨潁縣黨史辦公室主任,比管著南街村的城關鎮領導還要大兩個級別。黨史辦主任肯定是個筆杆子,這是眾所知的事,李合謙在臨潁縣都能排得上號,在小小的南街村自然是個大“秀才”了。

李合謙是南街人,從小在南街長大,後來離開了南街出去工作,沒想到幾十年後又回到了南街村,然而,在南街村他隻不過是一個村辦公室副主任,就這麼一個在小村也隻能算是基層幹部的職務,之後還一度因違反了南街的有關接待紀律,被免去了職務。但隨後又因為表現好當上村辦公室的主任。李合謙從副主任到“削職為民”,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並且還提了一級,原因是因為他主持編了一本書。

李合謙放著縣城裏頭的局長不當,跑到南街村當村辦公室副主任,說白了那也不是什麼官兒,這個副主任在南街村還是農民身份。這事比當年王宏斌不當工人當農民還讓人吃驚,然而,李合謙卻沒當一回事,他回答別人問他為什麼局長不當當農民時,說,別看我在縣裏當著個局長,你不知道,那黨史辦公室主任是個架子,又沒有事幹又沒有權,整天混日子,沒有一點意思,四十多歲的人活得像八十歲一樣。再說因為我這人老實,在公家混飯吃一直吃不開。後來琢磨著還不如回到南街村來,一下決心就回來了,結果呢,一回到南街村事事順氣,村裏風氣正,幹啥心裏都高興。他開玩笑說,別說讓我當這個副主任,就是什麼不當隻當個村民,我也高興。

沒想到,說了這話沒多長時間,李合謙真的隻有當村民的份了。

李合謙在南街村除了寫材料外,他的另一項工作就是陪同外來的記者們,陪同采訪,當然也陪著吃飯。雖然李合謙在抽煙的問題上把好了自己這一關(他給客人敬的煙是南街村村裏買的“紅塔山”,但自己卻抽兩塊錢一包的“喜梅”),但是飯桌上卻沒能遵守南街村的紀律。在陪同客人吃飯時,李合謙不是勸人家多喝,就是自己多喝。南街村的人們認為這是把正常的社交活動庸俗化,影響不好,有損南街人的形象。另外,南街人還認為由於李合謙在縣裏當過局長,年紀也大些,就對外邊來的客人不夠尊重,說話隨便,亂開玩笑,亂提名道姓,不明白自己是在上班正在工作,而是像在家玩在社會上混的樣子,這種不文明的工作態度,也是直接損壞了南街人的文明形象。因此,經過村黨委的研究決定,撤了他的職。撤職決定當夜下,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替了他,坐上了他的辦公桌。這件事因為當時有河南省電視台的記者在南街村拍電視專題片,原原本本被錄進了帶子裏,因此有著非常高的可信度。

成了真正的農民的李合謙這才明白那南街村的辦公室副主任也是不好當的,南街人並不給他“老麵子”,而還是那實事求是的原則。

削職為民的李合謙聽完了村領導班子集體對他的工作批評後,慢慢地說:“要說這幾條也沒冤枉我,隻是我不是故意犯錯誤的。我工作幾十年了,都這麼工作習慣了,從來沒想過這是啥錯誤,現在仔細想想,還真的有愧對南街村老少爺們的期望了。回到南街來,沒有做多大貢獻,倒添了亂子。村裏頭處分我,也是為了南街村的事業。”

幾天後,李合謙寫好了檢討,就天天找村幹部們挨個承認錯誤,並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南街人用人很講人盡其才,放著李合謙這樣能寫會說的人不用,也不是南街村黨委的本意,所以看他認識錯誤深刻,就又重新給他分配了工作——不當村辦公室副主任了,而是專門寫材料,確切點說,是專門編書,編寫一本南街人的故事集。這本書,就是我們所提到過的《中原風》——南街人講的故事。

當寫好了這本書後,李合謙又憑自己的工作表現使自己“官複原職”,而且還升了一級,當上了南街村辦公室的主任,然而,這並不等於李合謙這一下就能穩穩地把這個主任當下去。並不長的時間後,李合謙的老毛病又犯了,一些舊習仍舊改不了,於是“班子會”就研究決定李合謙的工作問題。一項決定下來,李合謙就離開了南街村。

如今是方便麵廠車間主任的姚喜蘭進南街村時,就當上了副村長,但她也得時時接受組織的考驗。她的上與下過程與李合謙比,在形式上有著截然不同的過程,但究其任免的實質而言,卻是有著非常相似的地方。

姚喜蘭不是土生土長的南街人,她是南街人招進村的媳婦。她的故事本身就有著濃鬱的傳奇色彩。

姚喜蘭進南街村,那是一段被四鄰八鄉的鄉親們常掛在嘴上的故事。

姚喜蘭是河南省西華縣人,她所在村莊和南街村相隔好幾百裏。但這點距離對於南街人故事的傳播範圍來說,卻是小意思。因此,十多年前,姚喜蘭還是姑娘家的時候,她就熟知南街村的故事了,並且被這極富傳奇色彩的村莊所深深吸引。於是,她就主動給南街村寫了一封信,要求到南街村落戶參加南街村的建設。

那時候的南街村,名聲遠沒現在大,特別是那會兒南街人的所作所為,受到褒獎的,比被貶的要少得多。南街人的行動,在大多數人眼中,是不可思議。因此,可以說當時南街人身上有著很大的壓力。當姚喜蘭的這封熱情洋溢的信寄到南街村後,著實在村民中間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南街人有組織地就像學毛澤東思想一般地學習了姚喜蘭的來信,從中得到了不少精神力量。

盡管如此,南街人還是沒有改變自己一貫的謹慎的實事求是的處事原則,並沒有一時衝動就向姚喜蘭發出歡迎的信號,而是決定派人先摸摸底,看看姚喜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而且,這個重任由王宏斌親自去完成,由此可見南街村對這事的重視。

王宏斌說,這一趟沒白辛苦,為南街村引進了一個好幹部。

王宏斌等人一到西華縣,通過明察暗訪,了解到姚喜蘭不僅是當地生產隊的生產骨幹,而且還是一位獲過西華縣先進青年榮譽的青年,無論從為人處事上來說,還是從她個人品行思想道德來講,姚喜蘭都是個好青年。摸清了底後,南街村黨支部決定:為南街村引進這個好青年。

關於怎樣把姚喜蘭引進南街村的問題,南街村也辦得非常實在,從長遠出發,從實際出發,從工作需要出發——把姚喜蘭娶進南街村,並任命她為南街村副村長。

一個姑娘家一進南街村就當上了副村長,從這件事的決定上可以看出南街人辦事的果斷與睿智,更是體現了以王宏斌為代表的南街村黨支部一班人決策的膽略。

南街人這樣來引進姚喜蘭有兩個方麵的好處。一是讓姚喜蘭真正成為一個南街人,讓南街村的老少爺們能從心眼裏認可她,為她當好副村長打下伏筆。誰都可以想像,在一個封建意識尚未完全破除的農村,讓外村人來管理村民,其難度會有多大。這一來,姚喜蘭當了南街人的媳婦,就成了真正的南街人了,是南街人管南街村的事,自然就是理直言順了。二是這個姚喜蘭嫁給了南街人,就算是把根在南街村紮下來了,不管以後她的能耐多大,也離不開南街村了,南街村才是真正把人才給引進來了,就不用擔心“人才外流”了。這一點,在以後的南街村處理有關事宜時,也采取了讓人家把戶口遷人南街村的做法,與讓姚喜蘭嫁到南街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當然,給姚喜蘭這樣的人找對象,那可也不是件簡單的事。南街村黨支部一班人左挑右選,選中村裏的電工丁祥生。這小夥人長得端莊有鼻有眼的,還有一手技術,心眼也好,脾氣更是憨實可靠。在村裏的安排下,姚喜蘭和丁祥生開始了戀愛,很快地,倆人就合上了拍。

當倆人婚期一定,村黨支部書記王宏斌就說:“你倆的婚禮,村黨支部給你們辦。”

那一天,南街人像是過節一樣,敲鑼打鼓地把姚喜蘭接進了南街村,全村人傾巷出動參加了這一具有特殊意義的婚禮。就在這場婚禮上,王宏斌代表南街村黨支部和南街村村委會宣布了一個決定——南街人要送給新人一份厚禮,那就是任命姚喜蘭為南街村的副村長!

姚喜蘭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姑娘家,在婚禮上,她就發表了就職演說。那時候她說的幾句話,現在還有不少南街人記得清清楚楚。姚喜蘭在王宏斌宣布了任命決定後,就大大方方地說:“我來南街主要辦兩件事,一是當媳婦,二是搞建設。但是主要是搞建設。媳婦當不好,婆家人可以罵我,甚至可以打我,我不會有半點意見。但是別拿著私情幹擾我的工作,那樣的話可別怪我翻臉不認人。”幾句話一出口,南街村的老少爺們就領略到了他們新來的女村長的風度,那像是大平原上的風,直咧咧的,實在!

姚喜蘭是人如其語,那樣說,她就那樣幹,幾年時間下來,她就成了南街不可或缺的頂梁柱——婦女中的有著極高威信的女幹部。那時的她擔任著南街村中原工貿公司副總經理、村文工團團長、婦女聯合會主任、團總支書記等職務,還作為河南省的青年代表出席過全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大會。

時間過得很快,當我們來到南街村的時候,得到的卻是姚喜蘭近年來因為工作方法過於簡單,群眾基礎不紮實,先是不當村長當了廠長,廠長沒幹好又到南德賓館當經理,經理沒當好已被解職下到車間當工人去了。這是一個讓我們一時不太相信的消息,腦子裏老是想,南街人也真是的,自己迎進門的媳婦,自己樹起的典型,說下放就下放了,而且連班組長都沒當上,隻當了工人,可真拉得下臉。然而,不管人們怎麼想,但事實畢竟是事實,姚喜蘭是實實在在地當她的工人去了。

如今的南街村黨委委員、辦公室主任王金安也曾直麵似乎過於不講人情的“班子會”決定。那就是我們曾說過的“四人幫”的事。王金安是村長王金忠的堂弟,而且自小就是由王宏斌他們看著長大的,但在有了錯誤思想後,他和所有的人一樣沒有得到任何的遷就,相反的還被處理得更為嚴重些。我們前麵說過,包括劉小青以及宋書耀等人在內的南街村高、中層領導中,許多人就體會到過這種不講人情,但卻是非常民主的決定在他們的工作生活過程中,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這裏提到的這幾個人都是哪裏跌倒從哪裏爬起,沒有一個人因為犯了錯誤而產生消極思想的。如今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姚喜蘭也是這樣,當我們最初得知她當了工人後的不久,就憑自己實實在在的工作成績當上了組長,以後又當了車間主任,同時兼了廠裏的宣傳委員。或許有一天有人告訴我們,姚喜蘭又當上村長了,那我們一點也不會感到奇怪,隻不過會說,那就說明姚喜蘭同誌還是有能力的。反之的結果也不會令我們感到意外,因為那隻不過證明了姚喜蘭在某些方麵能力還欠缺。對於南街村那種依靠集體的判斷來決定的幹部任免民主,我們由衷地感到信服。

這時候,依舊在南街村工作的人們,包括我們這樣到過南街村的人,都似乎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在南街村,在民主的“班子會”決定麵前沒有特殊化!

而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幹部任免民主,南街村幾乎所有的幹部都經曆過上上下下的考驗,但沒有一個人對這樣那樣的決定有過抱怨。相同的,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幹部任免民主,群眾才對幹部們有著很高的信任度;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幹部任免民主,南街村從上到下心中都保持擁有那一股永不消失的正氣。

2.南街村隻有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班長”媳婦要演戲,“班長”也得做飯。

和平與平等是當今世界的一大熱點問題。國與國之間要求和平相處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樣的呼聲中,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係成為首要的前提。我們中國最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中,最為主要的一條就是“國家無論大小貧富,都應平等相待”。平等,也就是尊嚴的天平保持平衡,在世界大家庭中已取得了共識。美國被稱為“世界警察”,並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一致譴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我們的世界裏,不僅國家之間有著這樣的平等需要,提倡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更是有著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因為它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致。

在我們燦爛的民族文明中,有著人與人之間互相謙讓的優良傳統;而在我們的黨內,一貫堅持無論職務高低不等職業分工不同,但黨內卻有相同的民主權利。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在此基礎上營造一種美好的生活氛圍,這是每一個國人所向往的社會現實。

南街人對幹部與群眾之間的平等關係非常重視,由此,他們所在的集體裏,人與人之間的互敬互愛、相互間平等共處的氣氛很濃。

這句話是我們在南街村采訪時,有關他們人際關係留下了的深刻印象。這種印象最為直接的反應是在南街人那永遠燦爛的笑容上,人與人之間的平和關係,使得人們對目前生活狀態有一種幸福的概念。

南街村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首先是體現在男女平等上,而這一點最為明顯的就是村民的夫妻關係。

探尋南街人講人與人平等的故事是件比較有趣的故事,這裏麵有著許多中原農民淳樸、豁達的胸懷的寫照。

我們幾次想采訪王宏斌的夫妻關係怎樣,但終因都不巧而未能成願。但是在這過程中,我們聽到了一則有關王宏斌與妻子之間的故事,立即明白了他們之間有著怎樣的一層關係。

那天我們在南街村劇團采訪,偶然的機會得知王宏斌的妻子會演戲,而且水平在業餘演員中還是挺高的,是村文藝演出隊的主要骨幹,40多歲的人了,但演節目唱戲的熱情依然很高,隻要村文藝演出隊有演出任務,她基本上是一次不拉的。這時候,我們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王宏斌管著那麼一個大“攤子”的事,平時連回家住上一夜都很少,家裏老的小的雜七雜八的家務活,全攤在妻子的頭上。妻子平時在家操持著倒也罷,若是她要出去演戲去了,家裏誰顧?聽了我們的提問,在場的南街人都笑了,笑得我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們才說:這簡單,媳婦出去忙活了,家裏就交給男人,“班長”媳婦演節目去了,燒飯之類的活兒就交給“班長”幹,這事沒得商量。

起初我們對南街人有關王宏斌燒飯的事隻當是一個笑話,並沒當真,試想他有這個空閑時間來幹家務活嗎?要不,像臧愛大娘那樣的南街人豈不找他媳婦的麻煩才怪。然而,當我們在南街村招待所看了一盤錄像帶後,就對這事相信了。那錄像帶裏有一段王宏斌與一位來訪者的對話,談的就是涉及王宏斌夫妻關係的話題。王宏斌對比他要年齡小一些的人說:“你嫂子在家也同樣孝敬老人料理家務,但是一旦人家文藝隊有演出任務,我們都要給她讓路,這時候別說吃現成飯了,連她的飯我也要做哩。”王宏斌笑了笑接著說:“不過我老是做不好,老是煮麵條,要不就上街買一鍋羊肉燴麵回來。雖然我弄不好,你嫂子也從不埋怨。可能這是重在參與,做好做不好是技術問題,做不做可是個態度問題。”

沒有大男子主義的南街村幹部我們見了不少,而南街村媳婦比男人強,工作職務比男人高的事更是屢見不鮮。年齡大些的,我們采訪過方便麵廠的副廠長石桂梅,她是廠裏的領導,而男人卻是這個廠裏一個燒鍋爐的,但這並不見得就讓南街人奇怪,反而大家都認為這很正常:石廠長比她丈夫文化程度高,領導組織能力也強,這樣看這些結果就會覺得很自然。南街人如是對我們說。年輕一些的我們采訪過王曉貞、袁婧等村幹部,她們都是組建家庭並不久的年輕女性,她們是幹部,但是她們的丈夫卻都是普普通通的職工、業務員或者技術員,比如我們曾說過王曉貞的愛人是業務員,而袁婧的愛人是技術員,都不是幹部。然而,這樣的家庭裏沒有半點讓男的或者女的感到不平衡的現象。我們曾請教王曉貞,她當著村裏的一個國家中型企業的領導人,會不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夫妻之間的感情?王曉貞的回答非常地機警,她說,南街講的是人盡其才,一個人適合幹什麼那是由自己的性格、愛好等多種因素決定的,它並不能作為是一個人的高貴或者貧賤的區別,僅僅是分工的不同而已,這樣的觀念在南街人心中是一致的,因此,男人們也不會因為妻子職務上比自己高而有什麼樣的想法。後來據我們采訪得知,這些女幹部們都有著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這就證明了王曉貞的那一番話是站得住腳的,是代表了南街人的心聲。

在南街村,人與人之間基本上可以說是不存在什麼歧視問題,每個人都很自然地尊重任何一個人,同時收獲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在有些地方,沒後代的老人常常為人們所歎息,也為人們所遺忘,這遺忘其實本身就包含有一種不敬,在那些孤獨的老人心中已沒有平衡可言。南街村的敬老院的老人們也同樣都是沒兒沒女的,他們中有部分已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村裏的人們就主動將一份份人間真愛送到敬老院,送到老人們的內心深處。南街人給予這些遲暮的老人們的是一份平等——和有孝順兒女在身邊服侍的老人擁有一樣的頤養天年的平等。我們親眼在敬老院看到一位工作人員為一位大小便失禁的老人換髒衣褲的情形,而且我們還得知那位老人還患有傳染病,但是這一切並沒有讓工作人員對這樣的一位老人有任何的不敬之舉,每天為他熬煎藥湯,溫熱了再一口一口地喂,一天好幾次地換衣褲,堅持每天擦身子。當時我們就想或許甚至連親生的兒女也做不到如此盡責與細心。在這樣的事實麵前,我們就不難理解沒兒養老的老俊德是含著怎樣的微笑,離開人世的。

同樣的,一些容易被人們認為是從事比較髒或者比較不起眼的工作的人,比如掃廁所的、養豬的、搞殯儀的等等,這些人在南街村也得到了人們的尊重,在個人尊嚴以及個人權益等方麵,他們也是和村黨委書記、村長等人一樣享有平等地位。

廣泛的平等概念與強烈的平等意識為南街村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人人安居樂業互敬互愛,南街村便擁有了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第二十一章集體觀念是南街村力量之源

1.俺這地方老百姓就是信集體,沒了集體就像沒了主心骨。一人有難大家幫,集體經濟下的南街村是個溫暖的大家庭。

前麵我們說了在南街村,人與人之間基本上可以說是不存在什麼歧視問題,之所以這樣說那是應了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南街村也有極少數的人被村民、職工所不齒的。受到村民們歧視的隻有一種人,那就是集體觀念非常差一貫自私自利的人。

在南街村,你可以經常聽到人們在興致勃勃地唱著這樣的一首歌: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

這力量是鐵,

這力量是鋼,

比鐵還硬,

比鋼還強,

向著法西斯蒂開火,

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

向著自由向著太陽,向著新中國放出萬丈光芒!

《團結就是力量》這首老歌是南街人最愛唱的革命歌曲之一,愛唱這首歌的南街人當然也就明白團結的重要性,也就講團結了。南街人講團結,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對團結帶來的豐收碩果深有體會——南街村就是憑借集體的力量走上致富之路的,同樣是在集體的帶領下,才實現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硬的,也是憑借集體的力量,才得以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的,更是依靠集體的力量,才有了“建設南街共產主義小社區”的遠大目標。經過了10多年的實踐之後,南街人悟出了這樣的道理:如果南街人離開了集體就談不上過幸福生活。

南街人對集體的信任是發自內心,更是來源於實踐的認識。這一份用自己的經曆得出的認識是實實在在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在南街村就掀起了一股“學十五大精神論公有製優越性”的大討論。

在南街村檔案室裏,我們找到了這樣的一份通知。

關於開展“公有製大討論”活動的通知

各黨支部、企業各單位:

為了解決少數黨員、幹部、職工、村民對南街村堅持公有製道路的模糊思想問題,解除疑慮,更好地對廣大職工、村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使大家充分認識到公有製的優越性及其實現形式,進一步堅定共產主義信念,高擎公有製旗幟,徹底掃除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中的一切障礙,加快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的進程,經村黨委研究決定,自9月1日至30日在全村範圍內深入開展“公有製大討論”活動,望各黨支部、各企業單位認真遵照村黨委《關於開展“公有製大討論”活動的實施方案》執行。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

這裏南街人所說的公有製,就是南街村的集體形式。當一本油墨噴香的《理想之光——南街人開展公有製大討論》的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問世後,南街村人的集體思想觀念走向了全社會。

南街人開展“公有製大討論”的指導思想是很明確的,王宏斌說了三點:

一、我們應該站在唯物主義者的立場上,針對南街的現狀特別是存在的問題,自覺地、客觀地、完整而又深刻地解剖自己。路線鬥爭、思想鬥爭、正義和邪惡勢力的鬥爭在現實條件下不能輕易放棄,我們必須在掌握分寸的前提下長期而有效地開展下去。

二、我們一定要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努力擺正發展與穩定的關係,自覺抵製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對現實有較清醒的認識,不能放棄原則,人雲亦雲,應該胸懷全局,堅定信念,排除萬難,去爭取更大的勝利。

三、事實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富裕後的南街人必須進一步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教育,明確認識富裕了並不等於幸福,也不是南街人所最終追求的目標,南街人的崇高理想是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這一點我們必須永遠牢記。結合我們南街的實際,當務之急是乘十五大的東風,在南街村自上而下地開展一次轟轟烈烈的公有製大討論,通過討論讓全體村民、職工正確把握公有製的內涵,更加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團結拚搏,再創新局麵。

而負責組織村民大討論的村宣教辦主任劉小青則說:“作為新時代的農民不能像過去那樣,‘隻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農民也要向前看、識方向。另外,在十五大召開之際開展大討論很有現實意義,因為經濟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接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挑戰。其次,我們一定要吸取80年代時曾出現過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教訓,謹防村民、職工中出現‘享著集體的福,揩著社會主義的油’的消極被動現象。強化公有製觀念,樹立集體主義思想,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惟一有效手段。”

劉小青的話把南街村開展“公有製大討論”的目的表達得很明確,即是“強化公有製觀念,樹立集體主義思想”。當我們走入南街人中間,聆聽了他們對“集體”這個詞的理解之後,就明白了集體主義在南街人的心目中確實是有著神聖的地位的。

南街人理解集體主義不是從理論上來理解的,他們是從最為現實的角度去理解的,因此,當人們談起集體製的南街村給村民、職工帶來的好處時,就說:集體是靠山。集體就是好,有了集體老百姓就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靠山!

方便麵廠有一位叫同海軍的職工,一家4口人,兩個年幼的小孩,妻子常年身體不好,每月光藥費就得幾十元,一個人維持全家的生活,其艱辛可想而知。1995年6月的一天,半夜突起暴風雨,房子多處漏雨,一家人隻有抱成一團哭的份。就在這時候,村黨委副書記、村長王金忠帶著人冒雨趕來了,連夜幫聞海軍家遮擋了屋頂。第二天,村裏又派人幫同海軍家搬家,讓他家提前住上了村民樓。那是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比現在王宏斌家的房子要大上10多個平方,三室一廳的結構,冬有暖氣,夏有空調,寬敞明亮。不僅如此,閏海軍妻子的醫藥費也全部由村裏報銷,另外還再補助他家每月80元的生活費。春節了,村黨委領導又再次專門到閆海軍家拜年,送上兩床太空棉被和布料。麵對這一切,閆海軍流淚了,也是這時候,他記住村領導對他講的一句話:要謝,就謝謝共產黨領導的村集體,沒有集體就沒有全村人的幸福生活。不僅聞海軍記住了,他的妻子兒女也都記住了,他妻子逢人便說:要不是咱南街人有集體這座靠山,俺全家早就沒法過了!我也難活在這世上。

南街村有位婦女叫宋梅蘭,她共生育了10個兒女,丈夫20年前病逝。在集體的幫助下,她的10個兒女都長大成人了,如今長女雲俠任村民組長,次女俊俠在磚廠工作,三女淑俠在水電開關站工作,四女在巨陵也已成家,長子培森在包裝廠任設備科長,次子培旺在銷售公司工作,三子培誌在第二方便麵廠工作,四子培超是汽車隊司機,五子培中和六子培奇都在銷售公司工作。宋梅蘭談起今天的生活,總是無比激動:“俺全家是托共產黨的福,托南街村集體的福,是村黨委讓俺過上好日子,要不是南街村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俺這些孩子都難以成家立戶,如今可好了,兒子娶上了媳婦,閨女有了好婆家,也都住上了新樓房。我平常總是對孩子們說,如今的生活是沒啥好說的了,隻有好好幹,才對得起讓俺們過上好日子的集體。”

在南街村,這樣受益於集體的例子足以編一本厚厚的書。

10多年來,南街村依靠集體經濟這座大山,讓南街村的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村裏的公益設施也越來越完善,敬老院、門球場、圖書館、體育館、籃球場等相繼建成,村裏基本實現了“幼有所育、少有所教、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目標。正因有了這樣一係列直接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工作生活環境進一步完善,集體這個概念在南街人心目中也就銘刻得越深。

南街村的村民、職工開展“公有製大討論”是認真的,他們總結出了集體所有製的四大優越性:

一是有強大的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二是實現共同富裕,避免貧富兩極分化;

三是提高經濟效益,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

四是有利於加強“雙文明建設”。

這四點他們都列舉了大量的例子來證明,諸如村裏拿巨款為初中生梁超傑治心髒病,為5歲的小女孩治眼病,幫張桂芳等外工家裏解決困難,以及資助鄰村的失學少年等等,最後總結得出的結論還是那一句話:

集體是靠山!

有了這樣的集體主義觀念之後,南街村的廣大職工、村民的思想覺悟就有了質的提高,勞動積極性日益高漲,那種熱情、那種幹勁、那種鬥誌,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並感染了所有曾到過南街的人。有人說:“南街人都是以集體利益為重,已經形成了‘萬眾一心幹集體事業’的群體。人人把集體事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珍貴。”

2.南街村靠的是集體生產模式,才得以實現共同富裕。生活在南街村這個集體裏的人們講原則。

我們曾說過,1984年對南街人來說的確是一個曆史的轉折點。那一年,村黨支部果斷地把個人承包的企業收回,改為集體經營;也是那一年開始,南街村開始把各家各戶的責任田按自願的原則收歸集體,實行了規模經營。從此後,南街人在王宏斌一班人的帶領下,開始實事求是走了這樣的一條發展之路:

第一是圍繞農副產品深加工辦企業,第二是圍繞龍頭骨幹企業上配套項目,走出一條“一業帶動多業上,多業輔助一業興”的聯動發展路子。在集體力量的推動下,南街村迅速消除了貧窮,解決了溫飽,實現了小康。

我們曾對南街村的發展曆史作過這樣有趣的推理:

——南街人是依靠集體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理想的,脫離了集體,共同富裕根本無從談起;

——南街人是依靠共同的富裕的基礎,實現了幹部、村民、職工之間的平等關係;

——南街人是依靠人與人之間沒有貴賤之分的平等關係,才有了和睦相處的舒心生活環境;

——南街人有了良好的生活環境,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南街村因為有村民、職工的盡心盡力地工作,才有了集體經濟的飛速發展;

——南街村因為經濟的飛速發展穩固了村民、職工對集體的信任,而這一份信任,成為集體經濟生存發展的最終根基。

在這樣的推理之後,我們不難看出南街村現在的一切,令人羨慕的一切,全是來源於集體的生產模式,來源於他們對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目標的追求!

這樣的一個定式,讓樸實的南街人來說,或許他們並不能說出個一二三來,但是南街的人們心裏透亮。可能就是因為明白了這樣的道理之後,南街人才對目前所擁有的集體生活格外地珍惜,也就格外地講原則。

南街人講原則首先講的是一個究竟是誰在南街村當家做主的問題。

南街人在“公有製大討論”中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南街村公有製經濟為什麼能夠迅猛發展?人們交上的答案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廣大黨員、幹部、職工、村民都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責任感,處處事事時時都能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態對待南街事業。

一句話說,南街人自己要求自己當南街村的主人,有強烈的主人翁思想。在這樣的要求下,南街就有了許多動人的故事。

——南街村有了26個企業,農民們大多進了廠工作,可是他們沒有忘記自己是農民,沒有忘記參加一些必要的農業勞動。每年麥收季節,除了各廠隊值班的職工外,其他人都主動參與麥收,或割,或裝,或運,或曬,人人都派有用場。聯合收割機在前邊收割,拾麥的隊伍在後邊緊跟著,這裏麵有不少是年邁的老人,她們一手挽籃子,一手認真地揀著散落在地上的麥穗,人人都是一身灰塵一身汗。有人勸老人們休息一下,老人們就說:“我是南街人,麥收大忙,我要不出把力,吃著大家種的糧食,心裏有愧呀!”

——南街村為了降低產品成本,村裏自己種了3000多棵花椒樹,剪花椒的任務每年都是由村裏的老婆婆們“包”走了的。老黨員趙桂喜年年主動帶著婆婆隊,忙碌在花椒叢中,一忙就是一個多星期。而收花椒的季節正值是盛夏,其辛勞可想而知,可從來沒有一位老人叫一聲苦。她們說:花椒是咱南街的,咱是南街人,剪花椒是咱自己的活,不幹心裏不舒服啊!那花椒樹就種在南街的地邊,高的有一丈多,矮的也有五六尺,每個老人要包剪20餘株,高的夠不著,就站在凳子上,用鉤子把花椒鉤彎再一剪一剪地把花椒籽剪下來。盡管花椒每家每戶都用得著,但剪下來的花椒誰也不會私自拿一把,她們說:“花椒是集體的東西,咱一粒也不能拋撒,更不能往自己家裏拿一粒。”

——南街村企業職工食堂裏就餐的外工是免費的,隨著生產的發展,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部分青年職工不愛惜糧食,饅頭亂扔,飯菜亂倒。常言道: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村裏有“管得寬”之稱的68歲老人同林森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他和翟西燦兩個人經過半年周密的調查,發現方便麵廠的職工常把整個摸或摸頭往樓上扔。1996年6月,他倆爬到方便麵廠的樓頂上,居然揀了5尼龍袋子的幹饃。村裏抓住這個典型,由黨委副書記賈中仁主持,在方便麵廠連續召開了兩天現場會,各廠隊領導帶領職工來方便麵廠參加會議,回去後組織座談,聯係實際,對照自己,檢查平時浪費飯菜的現象。在座談會上,不少老職工流著淚說:“在我們南街吃飯不要錢,有人不知福,竟這般浪費,作孽呀,這樣糟蹋糧食,天地不容。”而對發現這一現象的翟西燦、閆林森,南街人齊聲稱讚:管得寬,管得好,為南街村除了一大弊端。

在這樣的一個個故事中,我們看到了南街人一顆顆可愛可敬的心,每一顆心都容盛著“南街即我,我即南街”的主人翁思想。

而南街人的集體原則的另一個體現就是南街人講究實行民主集中製,大家一起來管南街村的事,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民主權利,使其為南街這個集體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南街人認識到,南街村之所以迅猛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村黨委堅持實行民主集中製。對此,村黨委是這樣認識的:民主集中製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我們黨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它不僅是黨密切聯係群眾的紐帶,而且能夠有效地喚起和調動廣大群眾當家做主、積極參與管理的積極性。隻有實行民主集中製,才能“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

村幹部們常這樣捫心自問: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我們的一切決策是從哪裏來的?村黨委實施民主集中製是這樣的:在黨委內部,黨員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村黨委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委委員集體討論,做出決定。黨委委員根據集體的決定和分工,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決不允許各吹各的號,各拉各的套。南街村實施公有製,從創業開始,每一項事業都是領導集體決策。決策前,充分調查研究,集思廣益,也實行科學化,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論證,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集體領導與民主集中的原則,很好地集中黨員和廣大群眾的智慧和正確的意見,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這樣就在全村出現了生機勃勃、充滿活力,既熱烈又緊張有序的生動局麵。

南街村黨委副書記郭全忠給我們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1984年,麵粉廠由私人承包轉為集體經營後,為企業生產注入了活力,利潤翻番。此時,鄉親們都看出了企業發展的好勢頭,看到了南街村美好的明天,紛紛要求建新廠,上配套項目,擴大經營範圍。新廠建在哪裏?今後的南街村如何規劃?這是一個重大問題。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再大的困難隻要交給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任何問題就不難解決。基於這種認識,村領導班子決定把這一問題交給群眾討論。建廠遷村的問題一提出,南街人就活躍起來了,表現出了空前高漲的主人翁的積極性,不僅開會談,會後也談,有的三五一群走在路上還在商量,甚至一家人圍著飯桌仍在爭論。全村人人操心,個個動腦,後來村領導班子把群眾的意見、設想收集起來,經過梳理,歸納為兩種有代表性的方案。一種是就南街人原居住區往南拆建,逐步擴大;一種是從臨潁老城南門外護城河往南擴建,建個南街新村。持後一種意見的人還引用了毛主席的教導:“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從理論上闡述這樣做有廣闊的發展前途,便於全麵規劃,合理布局。又因為護城河一帶,多是坑坑窪窪的廢棄地,這樣還可少占耕地。一些有遠見的村民,還繪出了草圖:靠著護城河,由西往東,一排連一排,一棟接一棟,建村民住宅,最東頭建幼兒園和學校;連接107國道,修一條東西大道,對著老縣城菜市場修一條南北大道。廠房建在東西大道、南北大道兩側,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廠房可層層向南擴建……當我們來到南街村時,所見的南街村就是這般的設計。

南街人給人的印象中總是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無論是麵對掌聲與鮮花,無論是麵對批評與刁難,他們都很少受到幹擾。或許這是和他們對自身有一種正確的看法有關,而同樣的,這樣正確的自我審視觀念使得南街村的幹部們對如何開展好工作有清醒的認識。記得有句古話說: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裏;假舟揖者,非能水者,而絕江河,善假於物也。南街村黨委就深諳其中的道理,為使自己耳更聰、目更明,多處設置了意見箱,廣泛聽取群眾意見。

第二十二章紮根在改革開放的土壤裏的南街村

1.“南街不是一塊淨土。南街是靠鬥出來的”。

當你熟悉了南街村的曆史與現實之後,無論你從哪一個角度看南街村的發展,最終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南街村是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它的整個崛起過程中的高潮與低潮無不與全國經濟發展的大形勢息息相關,可以這麼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南街村,它的根深深地紮在改革開放的土壤中。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定黨的中心工作向經濟建設轉移,就在這時候,南街人開始了最初的創辦工業之路——一個日產30噸的麵粉廠問世。這樣快速的起步似乎比蘇南等地的鄉鎮企業還要先走了一步。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全國鄉鎮企業發展邁上一個嶄新的台階,也是在這時候,南街村的企業實現了一個質的飛躍,與日本客商開始聯營合資辦工廠,從突破億元村後產值連年翻番!

這些事實並不能用巧合之類的話可以解釋的,因為它是南街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發展的裏程碑。南街人抓住了改革開放的寶貴機遇,乘著這股讓中國大地煥發春天光彩的時代新風,他們實現了盼望多年的脫貧致富夢。

雖然南街村在這時候有了一些令人議論紛紛的“文革”表象,但是取其精髓而言,在走向富裕之路中的南街人在“班長”王宏斌的帶領下,堅持鄧小平同誌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按照黨中央的文件精神要求“兩個文明”一起抓。他們用改革開放的思想解放生產力,因地製宜辦以方便食品為龍頭的配套企業;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樹立村民、職工的主人翁意識,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增強他們的政治思想素質,從而在許多地區經濟發展了,社會治安、幹群關係卻滑坡了的情況下,南街村營造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社區”式的新天地。

誠然,人無完人,南街村作為一個村鎮,同樣也並不是非常完美沒有一點問題的。

“南街村不是一塊淨土!南街村是靠‘鬥爭’鬥出來的。”

在南街村采訪的日子裏,我們許多次聽見王宏斌強調這樣的一個觀點。

南街村不是一塊淨土,南街之路並不如外界所傳說的那樣是一帆風順,南街人一直是在危機與競爭中尋求著發展之路。

這樣的說法我們信服。

然而,在我們所熟知的曆史裏,那段“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離今天並不是太遙遠,那時候毛澤東所反複強調的那句名言也還是曆曆在目——那就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驀然回首,曆史實踐證明了這句話裏所蘊含的正反麵。“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這與自然相搏相鬥的不屈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之本,是我們五千年文明的精華所在,在它的號召下,新中國人民戰勝了一窮二白的現狀建立起自己的家園,戰勝了史無前例的三年大災……而與前兩者相比較而言,“與人鬥其樂無窮”就有著其一定的曆史局限性,因為這“與人鬥”的根本意義就是搞“階級鬥爭”,就其積極作用而言,在革命戰爭年代,以及新中國建國之初階級矛盾突出的階段,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為中國共產黨人樹立了堅定的階級立場觀念,然而,當新中國的階級差別並不是社會矛盾的主要因素時,依舊強調這樣的觀點就使黨的奮鬥目標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混亂,即便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幾乎所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都意識到經濟建設的重要性的情況下,仍使國家的工作重點遲遲不能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點上,社會生產力得不到充分發展,人民的生活一直不能擺脫貧困。這一點,不能不為每一個具有民族負重意識的人們所歎息。

因此,當我們在改革開放20年後的日子裏,仍聽有人強調“鬥爭”,不免有些心情沉重,然而,當我們的采訪逐步深入,這樣的心情就漸漸地消失了。正如我們說南街村的一些文革舊貌已是舊瓶裝新酒一樣,學政治思想理論不是教條學教條用的南街村人的“鬥”有著其獨特的特點。

2.南街村確實不能說是一塊淨土,但南

街人的“鬥爭”不是“階級鬥爭”。

在南街村的日子裏,我們就聽到了村幹部們介紹的許多關於這個村子裏目前存在的問題,而且許多還是關係重大的問題。諸如我們曾提到過的有在外搞供銷的人員風氣不正的問題,以及個別幹部以權謀私的問題,再者就是企業經營麵臨著重重困難等等。南街村的幹部與群眾都不避嫌,談到各種各類問題時,都非常地坦誠、客觀。

在南街村集團總經理耿富傑的辦公室裏,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對話。

“南街村集團所屬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如何?”

“我們的企業目前麵臨著進入90年代以來的最大的挑戰,受國內經濟大環境的影響,我們的企業也遇到了許多困難,但總體前景是樂觀的。”

“南街村集團所屬的企業有虧損的嗎?”

“有!”耿富傑回答得非常幹脆,“虧損麵占總企業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些企業的虧損總額達數百萬元。不過這裏有一點需要說明的,那就是這些虧損企業多半屬於方便食品的連鎖企業,他們的產品大多是內銷的,銷售價格由集團內部根據拳頭產品的成本需求來定的,如麵粉廠的麵粉、湯料廠的湯料、彩印廠的方便麵袋等產品,就是為了降低方便麵的成本增加市場競爭力而大幅下降,形成了虧損的局麵。所以這些虧損企業與現在社會上講的虧損企業有著不同的含義,因此,我們目前也還沒有考慮到將這些企業停產或轉產。”

“麵對這些困難,你們有什麼樣的感想?”

“我們南街人有的是鬥誌,困難越大,南街的幹部群眾的鬥誌越旺。隻要我們敢於和一切困難作不屈的鬥爭,就沒有不可戰勝的困難。”

耿總經理如是回答。

而當我們與村長王金忠談南街村麵臨的問題時,王金忠直言道:“我們現在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主要是企業發展與人員管理教育的問題。”

“怎樣才能戰勝這些困難?”我們再一次發出這樣的提問。

“我們一直注重用管理教育好人來推動企業的發展,推動整個村鎮建設的進步。”

“要管理教育好人,是不是就是指要敢於‘鬥爭’?”

“可以這麼說吧,敢於和歪風邪氣作鬥爭是我們加強對村民、職工管理教育的主要內容。”

而南街村的黨委書記王宏斌則還是那一句常話:“南街不是一塊淨土,南街是靠鬥出來的。”

再具體點,王宏斌如是解釋:“當年美國鬼子在誌願軍的英勇鬥誌麵前是一隻隻‘紙老虎’,現在我們麵臨的一切困難與問題,在幹部群眾昂揚的鬥誌麵前也是一隻隻‘紙老虎’。這是我們10年創業得出的經驗。”

無論上麵這些話是出自王宏斌也罷,出自王金忠、耿富傑等人也好,因為有許多事實為證,我們隻有信服的份。在我們剛到南街村時,就聽說了這樣一件事:南街村集團下屬的彩印廠因故造成了數十萬元的損失,村裏當即對事故主要負責人——一位有著幾十年黨齡的廠領導做出了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決定,但是那位曾為彩印廠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廠領導不服,陳述自己的錯誤時有以功抵過的思想。村黨委一班人就集體做那位當事人的思想工作,拿王宏斌的話說:這樣的事決不能姑息遷就,一定要讓他充分認識自己的錯誤根源為止。

在南街村,誰犯了錯誤,要企圖僥幸過關或者別人看到了當沒看到當和事老,那絕對是不可能的。在街上,你隨意扔下一個煙頭,就會有人當麵撿起,讓你麵紅耳赤;你做了一件錯事,即便是你的親人知道了,也會“大義滅親”檢舉你;你有自私自利之舉,民主生活會上揭你短的人絲毫不會客氣……

耳聞目睹了這一切,有人感歎道:時下多年不見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南街村盛行,這或許就是這裏風氣正的主要原因。

而我們在采訪了之後,也是頗有感觸地說:南街人會“鬥爭”,他們的“鬥爭”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正義與歪風邪氣之間的鬥爭,是勇敢與怯懦之間的鬥爭,是膽略與困難之間的鬥爭。這“鬥爭”之根,連結著古老文明的優秀品質。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無論社會開放到什麼程度,這樣的一種繼承於民族之根的精神,始終是文明進步的強有力的動力。

1998年的中國社會上,曾刮起一股強烈的“好漢風”。“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這首一唱就響遍大江南北風及男女老少的歌曲,其實或多或少可以讓人們品嚐出一份無奈與苦澀——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確確實實需要用《好漢歌》來壯膽子了,更多的人們則是唱著這樣的歌兒,希望社會上多一些能與不正之風作鬥爭的“好漢”。假如用心注意如今的各家晚報,在社會新聞一欄裏天天有各式各樣駭人聽聞的社會治安案件發生,其景其情無不讓希望安居樂業的人們感到一陣陣寒意。

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大背景下,南街村良好的社會治安狀況就不能不引來人們關注的目光。因為有那各說不一的“文革”表象之說的幹擾,人們很少能夠真正地認識到南街村平安無事這“謎”的“謎底”就是因為南街人敢“鬥爭”。

南街人的“與人鬥”當然不是“階級鬥爭”,要不,像內田先生以及周靜華等人不要說在南街村合作愉快,就是連能在南街村呆下去都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南街人的“與人鬥”的說法是緣於毛澤東的“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說法,但其理論卻是包含了鄧小平理論、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直提倡的“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髓。南街人的哲學觀念是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他們以發展的目光來看待毛澤東思想,用鄧小平理論、十五大精神來對自己的“鬥爭”理論進行不斷地充實,使之成為幹部群眾思想的“洗滌劑”,從而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南街村不是“文革”時代的南街村,南街村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南街村;南街人的“鬥爭”不是“階級鬥爭”,南街人的“鬥爭”是我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南街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鬥爭”理論之所以能夠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下來,依我們之見,主要是他們對自己所麵對的困難有著正確的認識,直麵問題與困難,並敢於與之作堅持不懈的“鬥爭”——這是南街人不斷邁向新台階的“秘訣”!

當我們了解了這一切之後,完全有理由作這樣的一番結論:紮根在改革開放的土壤裏的南街村的明天,將會更加美好燦爛!

第二十三章關注南街

1.南街村來了中央領導。總書記聽過王宏斌彙報。朱鎔基、李嵐清為南街村鼓勁。

要說南街村與北京是相連通的,這話倒也假不了那兒去。說這話不是吹牛,而是有根有據的。當南街村成了世人注目的一個焦點,同時也引起了中央領導的熱切關注,於是南街村就接連地迎來一位又一位尊貴的客人。

在南街村“村史”的大事記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特別的名單:

原中共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

全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費孝通

全國政協副主席楊汝岱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

原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張愛萍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恩茂